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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徐 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效果评估、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
发布时间:2025-03-21     来源:《广州大学学报》     作者:唐皇凤,徐 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效果评估、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

唐皇凤1,徐 植2

(1.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北京 100872;

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纪律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和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了正向影响。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党的纪律建设的完整闭环,以持续增强其实效性。

关键词:党的纪律建设;结构方程模型;效果评估;主要问题;优化路径

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其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定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开辟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19次会议上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1]6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监督执纪问责,不断提升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水平,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从严问责、精准问责与容错纠错相结合,坚持加强党纪学习教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文尝试在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基于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资料,评估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寻找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主要因素,诊断当前党的纪律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新时代纪律建设成效评估:主要指标和实证测量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严密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部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的纪律建设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持续提升了党的纪律建设效能。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有效“戒尺”,成为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准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性党纪党风一起抓”[2]56,进一步完善了党的纪律建设系统工程的战略布局。对于进一步深化党的纪律建设问题研究而言,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估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

(一)新时代纪律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学界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科学评估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重要性,并作出了一些有益探索。例如,有学者认为党的纪律建设评估标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纪律制定的最初目标为标尺,评估纪律执行效果是否理想;二是以现实需要为标尺,评估纪律建设是否存在滞后现象。[3]有研究认为,构建党的纪律建设绩效评价机制应考虑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程序等基本要素,而纪律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主要包括纪律制定、纪律教育、纪律监督和纪律执行等环节。[4]有研究则认为,纪律建设推进状况的绩效评价必须置于政党治理的高度,根据纪律建设的内容,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领域分别进行评价。[5]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研究多是关于文本解读、经验总结等宏大内容,缺乏基于现实需要、运用调查研究、量化研究等科学方法的微观研究,[6]这也直接导致当前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成效评价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理论言说层面,构建具体的、可操作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问卷调研进行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尚属少见。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遵循一条核心原则,即考虑到客观评估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数据难以获取,转而选择评估基层干部、普通群众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认可度、满意度。我们认为,基层干部、普通群众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认可度、满意度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本次问卷指标的设计广泛听取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也广泛征求了纪检监察机关干部的意见。为了有效弥补纪律建设相关话语的专业性与普通问卷被访者理解能力之间的差距,我们确定了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来进行问题设置。具体而言,课题组确定了“各级纪委办案质量”“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对党员干部问责的严厉性”四个测量指标(见表1)。这四个测量指标的选择主要基于“主体— 行为”推演顺序进行确定,即首先确定受纪律建设影响的主体类别,再确定各类主体由此产生的相应行为。

就各级纪委而言,党的纪律建设成效可以直观体现为各级纪委的办案质量和对党员干部问责的严厉性。实地调研中不少基层纪检人员向课题组成员提及过新时代以来纪检工作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之后,办案数量增多了,质量也提升了,我们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认可度、满意度也明显提升。(访谈记录:20230818001)

因此,选择“各级纪委办案质量”作为测量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维护党的纪律必须用好问责“撒手锏”,必须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内之所以存在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宽松软现象,关键在于问责不严。因此选择“对党员干部问责的严厉性”作为测量指标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性。

就党员干部而言,纪律建设成效可以直观体现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和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2]341“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7]因此选择“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来评估党的纪律建设成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党员干部服务态度的转变是实地调研中受访者经常提及的最直接的变化。某私营企业主就谈到:

以前办事的话,我们是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有了明显的一个改观。(访谈记录:20230719002)

因此,选择“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作为测量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二)新时代纪律建设成效的实证调研

我们通过问卷形式对新时代纪律建设成效进行调研。在问卷发放上,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生成样本,主要包括方便抽样、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课题组在问卷发放的省份选取上,既要兼顾地域差异,又要综合考虑传统文化、社会风气、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必要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样本代表性。综上所述,课题组选择山东省济南市和滨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益阳市、重庆市、广东省深圳市,以及为补充样本的民族比例,选择少数民族广泛聚居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和曲靖市,共发放调研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50份。对回收的3950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本次问卷调研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由表2可知,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接近1 ∶1,民族分布也较为符合人口民族比例,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25~44岁,受教育水平大多在本科以上,职业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居多,党员人数接近1/3。

本研究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在调查问卷中,由受访者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测量项目在1~5分的范围内自由赋值,赋值越高,受访者满意度越高,表明党的纪律建设成效越好。其中,非常差赋值为1,较差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良好赋值为4,非常好赋值为5。

在本次实证测量中,我们通过Cronbach′sAlpha系数信度检验方法对“各级纪委办案质量”“对党员干部问责的严厉性”“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四项测量指标进行了信度检验,量表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32,信度极佳,能够很好地从基层干部和群众满意度的视角测量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成效。此外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测量指标通过了效度检验(KMO=0.865),具备进一步分析的条件。我们从回收的3950份有效问卷中梳理出有关党的纪律建设成效评估内容的3942份有效数据,并对四个项目从1到5每个打分出现的次数进行了统计(见表3)。

从各指标数据的具体呈现看,各项目的评价分布除细微差别外,大体具有一致性。总体而言,正向积极评价占有较高的比例,“一般”“较差”及“非常差”的评价总体仅占不到五分之一。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积极评价在受访者中占据主导地位。“良好”与“非常好”的评价总和超过了80%,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二是有10%左右的受访者对三个项目的评价是“一般”,极少数受访者持负面评价,表明党的纪律建设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三是各指标之间整体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就负面和中性评价而言,“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的负面和中性评价最少,原因可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正风肃纪的不断推进,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执行严苛的党员干部服务标准,党员干部服务态度的转变更加明显,群众对此满意度最高。而“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这一指标的负面和中性评价相较而言占比明显更高一些,原因可能是群众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基层干部的吃拿卡要感触更为明显。这也说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把严厉打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基层风清气正,确保基层群众在党的纪律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为更为直观地呈现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评价,我们计算了各评估项目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4)。受访者对“党员干部问责的严厉性”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4.31;对 “党员干部的服务态度”的满意度其次,均值为4.27;“各级纪委办案质量”的满意度均值为4.25;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程度”的满意度最低,均值为4.20。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某社区物业公司经理谈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时说道:

感受比较深的是党的纪律性加强,对党员更有约束性。以前我是共产党员,但是没什么感觉,为民服务的意识差一些,现在党员责任心重,党的约束性提高了。(访谈记录:20200722005)

某私营企业主也说到:

从严治党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是这样的,政府的形象得到质的提升,就是说我们再去办事,没那么多索拿卡要了。(访谈记录:20230719001)

某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也认为: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种纪律各种要求越来越严了,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党政干部更加立起来了,这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访谈记录:20230717001)

某市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谈及自身的工作经历说到:

我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的第二个月参加的工作。对我来说工作开始就从严。我参加工作到今天,奖金没有那种违规发放。(访谈记录:20230717002)

以上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满意度较高,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影响因素:

基本假设与实证检验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1]13这一讲话既揭示了从严抓好纪律建设的路径方针,也揭示了影响纪律建设成效的主要因素,即必须从党规制定、党纪教育和执纪监督等维度考虑。从党规制定来看,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制度、巡视巡察制度、容错纠错机制等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党纪教育层面思考,加强对党员干部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的教育学习,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共识基础。从执纪监督维度出发,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等举措,能确保将严要求硬约束贯穿纪律建设全过程,是从严推进纪律建设的有力抓手。

第一,在讨论纪律建设成效的影响因素时,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从构建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出发,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制度、巡视巡察制度、容错纠错机制设计的科学性,均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正向且深远的影响。首先,完善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制度是新时代抓好纪律建设的制度创新。尤其是针对以往实践中存在的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弱化现象,2020年党中央专门制定《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以法规形式确认党委(党组)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完善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制度,不断明晰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既能够实现纪律建设权责对应,发挥各责任主体的优势,切实避免责任主体相互推诿,又能够捋清相关主体责任主次,实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凝聚起狠抓纪律建设的强大合力,切实发挥纪律建设治本之策的效用。其次,巡视巡察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是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巡视巡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监督制度,是破解一党长期执政监督难题、规模治理失察难题[8]的有效举措。通过明确巡视工作的政治地位,即明确党内巡视是政治巡视而非业务巡视,本质是政治监督,明确把“两个维护”作为政治巡视的根本任务,明确推进巡视工作全覆盖,开展市县巡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能够有效确保巡视巡察制度设计内容科学完备、重点难点突出、实践路径有效,有利于保障纪律建设稳步前进。再次,容错纠错机制设计的科学性是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重要方面。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要坚持实事求是,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开展澄清正名工作,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9]完善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的容错纠错机制直接事关党的纪律建设成效。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正向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

第二,抓好党纪教育事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基础。从党纪教育内容层面思考,加强对党员干部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教育,均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正向且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党纪教育并不局限于这三类,从党纪教育的内容来看,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加强纪律教育首先就要学习党章。从党的纪律内容体系来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六大纪律构成我们开展纪律教育的主体内容。除六大纪律外,党内还存在一些党的优良传统和惯例要求,也需要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学习并加以遵守。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增强纪律自觉,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高度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加强纪律教育,还须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除纪律教育内容外,采取更加丰富有效的形式、载体、方法也能够增强纪律教育的适用性,从而影响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总之,从党纪教育层面考虑,有诸多内容可供选择用以评估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影响程度。但从指标易于量化,实践中易于操作评估,受访者易于理解且感受更为清晰出发,课题组选择加强党员干部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教育,用以评估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正向影响程度。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强党纪教育正向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第三,从执纪监督维度出发,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均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产生正向且深远的影响。首先,就“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1]62-63尽管财经纪律不再纳入党的“六大”纪律之中,但作为工作纪律的重要内容,依然是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在实地调研中,对财政资金管理的不断规范化和严格化,不论是村财乡管还是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都是基层党员干部经常挂在嘴上的事情,“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能明显提升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其次,正确运用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抓好纪律建设的重要工作方法。“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第二种形态。党的二十大新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10]虽然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运用更普遍,频次更高,对纪律建设成效影响更大,但在实地调研中,基层纪检干部普遍反映,由于谈心谈话次数太多,场合不固定,形式也不是很正规,其对纪律建设的影响难以被完全量化。因此,选择第二种形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来评估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影响。再次,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是基层干部身边最切身的事情,也是基层群众最深恶痛绝的现象,因而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坚持“拍蝇”零容忍,严厉打击基层微腐败,能使群众在党的纪律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党的纪律建设成效。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严抓好执纪监督正向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

第四,纪律建设成效的剖析是一个涉及多个因素,且因素之间互相影响的复杂过程,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加强党纪教育、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加强党纪教育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之间,两两存在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构成了推动党的纪律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动力来源。首先,党规制定作为基础性工程,能够确保党纪教育有纪可遵、有规可循。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不断依据纪律建设需要增添修改党的各项条例、规章制度,也为加强党纪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素材。而党纪教育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需求、新方法也为党规制度修改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次,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存在交互作用。科学制定党内法规,为执纪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明晰了执纪监督的主客体、内容、方式方法,使执纪监督有理有据。而执纪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总结出的新经验会倒逼党规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为下一步党规制定提供了实践依据。再次,加强党纪教育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加强党纪教育,能提升党员干部的党纪意识,也能提升纪检人员的履职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提升纪检人员的执纪监督水平。而从严推进执纪监督也会倒逼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倒逼纪检人员提升执纪监督素养,从而提升党纪教育的实效性。

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加强党纪教育,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加强党纪教育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两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使用stata18建立党的纪律建设成效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概念模型(见图1)。根据理论假设,本研究将党的纪律建设成效视为内生潜变量,将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从严抓好执纪监督视为外生潜变量。

首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5可知,所有参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非常显著,这表明所选取的观测变量能够有效地度量其对应的潜变量。

分类变量,如1~5分的评分系统,本质上是离散的。它们代表的是类别或等级,而不是连续的量度。这种类型的数据通常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渐进的自由分布(ADF)作为模型参数估计方法。

从表6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中CFI、TLI、CD均大于0.9,RMESA、SRMR均小于0.05,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程度非常好,均达到上述拟合标准范围内的可接受水平,说明模型可以验证上述4个假设。

图2集中展示了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对党的纪律建设成效的影响路径。由图2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加强党纪教育、从严推进执纪监督正向影响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加强党纪教育,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加强党纪教育与从严推进执纪监督,两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假设1~4均得到验证。

为了比较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重 度,表7和表8列出了各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要性,更直观反映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强系数。

表7的分析结果直观地反映了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不同自变量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加强党纪教育、从严推进执纪监督和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表8的分析结果直观揭示了自变量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由于自变量之间两两存在交互作用,因而要提升党的纪律建设的成效,需不断提升党规制定的科学性,同时不断加强党纪教育,从严推进执纪监督。综合表7、表8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要提升党的纪律建设成效需一体推进党规制定、党纪教育和执纪监督。

三、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实证调研的分析

尽管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成效显著,但在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等各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部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不足

从党规制定来看,课题组选择了10项制度作为指标,评估党的制度建设的效果。其中,容错纠错机制设计的科学性(4.37分)均值最低,故以容错纠错机制作为典例,管中窥豹。容错纠错机制设计不足在深度访谈中也获得了验证。某位曾在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现任某街道办事处主任的领导干部谈到当前容错纠错机制缺乏明晰的责任主体,指出:

容错纠错这一块有制度设计,但现在好像没有一个主要的牵头部门在花大力气去做这件事情。(访谈记录:20230718005)有学者指出,当前容错纠错机制虽然注重容错纠错的程序设计并体现容错纠错的权益保障,但是忽略了容错纠错的错误识别。[11]调研中某区纪委副书记也谈到容错纠错的具体事项不是很明确,指出:

容错有个前提,你不能说一律免责,你得看他符不符合容错和免责的情形。但是现在有些问题怎么样定性,很难给定的,就是说很难判断。(访谈记录:20230720001)

制度设计的不足导致容错纠错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而容错纠错制度执行不力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领导干部存在畏难情绪、避责的心理,进而导致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和懒政怠政。此外,目前的制度设计也缺乏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有效手段,某市卫健委主任谈道:

现在很多干部为了保平安,工作他是能推就推,这样还不出事。所以说不能对干部光施压,同时还要有激励,光有问责没有激励是不行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这方面的措施我觉得现在太少了。(访谈记录:20200727002)

(二)党内纪律教育全面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高

在党纪教育方面,课题组专门设计了一个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年轻化,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结果显示:其中61.38%受访者认为公职人员违法年轻化的最主要原因为“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价值观扭曲”。由此可见,加强党员教育非常重要。这也在深度访谈中得到了验证。某社区书记就直言:

你越是管理难度大,党员教育这一块越要抓好。我们觉得只要把党员教育这一块提上来了,提高了党员的自律性,工作就好办了。(访谈记录:20200722003)

当前党纪教育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大限制了纪律教育的实效性。实地调研中,某区纪委驻政法委组长就谈到当前党纪教育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们搞党纪教育,抓主题教育总是叨叨,叨叨太多了也不好。(访谈记录:

20230720002)

某街道党工委书记认为:

基层现在确实存在一部分自管党员主观上认为党纪教育是一种形式主义,走过场,我们对此也比较困惑。这个环节到底起多大作用,我们也没有一个量化考核的手段。(访谈记录:20200720001)

总之,党内纪律教育的全面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都有待提高,党员个体的纪律修养亟待提高,知纪、守纪、护纪的党内氛围仍需培养,党内纪律文化建设相对薄弱。党纪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意味着党纪教育方式方法亟待创新。

(三)监督执纪落实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以“一把手”监督难题为例,调研数据显示:关于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有1.57%的受访者评价是“非常差”,2.74%的评价是“较差”,11.9%的评价是“一般”,24.1%的评价是“良好”,59.69%的评价是“非常好”。考虑到 “一把手”监督的极端重要性,表明部分受访者对执纪监督的成效持不同意见。深度访谈中,某镇城建办主任就直言:

我可以肯定用村委会其他成员担任纪检委员,来管支部书记,效果肯定是达不到的。(访谈记录:20200729001)

某区纪委驻政法委组长坦言:

我这个纪检组组长到底怎么去监督比我行政级别高这么多的人?这个需要策略,需要方法。(访谈记录:20230720002)

某市纪委驻政府办主任指出:

从我内心来讲,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开会,真还有时候拉不下面子,最多不过是我发现了他的问题,我跟他去谈,把问题的严重性摆出来,我们是从这个层面监督他的。(访谈记录:20230717003)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严峻形势,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有效举措。近些年,各地在探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对“四种形态”的内涵要义理解得还不深不透,在“四种形态”的实践运用中仍然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思想偏差。例如,存在部分党员干部对所受处分并不理解。某区纪委驻政法委组长指出:

我们以为对他采取第一种形态已经是厚爱有加了,但还是有不少干部会觉得只要被纪委谈话了就不舒服。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对“四种形态”理解不够。(访谈记录:20230720002)

究其原因,某市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认为: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员意识薄弱,党内政治生活不扎实,他不理解“四种形态”。(访谈记录:20230717002)

除了部分党员干部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认识不清、理解不到位,还有部分基层纪检干部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定性把握不准,对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与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结合存在困惑。实地调研中,某区纪委驻政法委组长为我们举了一个苗木种植政策转换导致失责的案例:

以前我们区出台政策鼓励退耕还林,然后你响应政策招商引资把产业经济搞了起来,但现在政策变了,号召退林还耕,上面要求你必须在规定时间段内把这些东西退掉。要是没有在规定时间退完,上面要求对这个人进行问责,你说我们问不问责?我们怎么去做三个区分开来?(访谈记录:20230720002)

总之,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改革创新和担当作为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逐渐减弱,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员干部主观上存在对“四种形态”责任认识不清晰,一些基层纪检人员客观上存在履职水平不强,发现问题能力较弱,责任落实不到位,不会灵活有效运用监督执纪措施,在“四种形态”定性上把握不准,转换上心里没底等问题。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路径优化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全周期管理理念,把严的要求切实贯彻落实于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确保党的纪律和规矩成为全体党员日用而不觉的行为规范。新时代新征程,要提高党规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做实做细纪律教育,从严推进监督执纪,实现制度约束、提高觉悟、惩治震慑一体发力,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建设治本作用。

第一,提高党规制定的科学化水平,推动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了相应修订,作为下位法的制度法规,要及时对照最新党章精神,清理、修改与党章不符的内容,及时将党章最新内容增添进去,增强党内法规的科学性。党内法规制定要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从今后五年的长周期考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对今后五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为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指明了方向。坚持以完善“两个维护”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成为未来五年党规制定的主要方向。要围绕制度配套系统推进党规制定,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要全局统筹纪律建设与其他建设的制度配套和制度关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如干部管理方面的制度、责任追究方面的制度、人事选拔方面的制度、保障纪律落实的长效机制等。党纪与国法都是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依据,二者目标一致,功能同向、优势互补,必须加快推进执纪执法贯通。要顺应纪律建设改革发展方向,妥善处理纪法关系,围绕推进执纪执法贯通构建相应配套制度,推进执纪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机衔接。要建立统一决策的执纪执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纪法贯通的制度程序上下功夫,在人才培养、理论实践学习、工作程序衔接等配套制度上不断完善。

第二,创新纪律教育方式,不断提高党内纪律教育的水平。纪律教育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是增强党员纪律观念和纪律自觉的关键手段,也是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强化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12]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丰富纪律教育内容。要创新纪律教育方式,要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采取更加丰富且有效的形式、载体、方法,不断增强纪律教育的实效性。要抓好典型教育,选择身边人身边事进行警示教育。在树立正面典型和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的同时,抓好反面典型警示教育,深入剖析严重违纪违法干部的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教育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要抓好经常性教育,把纪律教育寓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达到日用而不觉、潜移默化的效果,形成纪律教育的长效机制,并以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证纪律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开展集中性教育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加强纪律教育的重要手段。要在全面总结2024年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有效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检视整改一体推进,使党员经受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不断筑牢纪律意识,形成遵守党的纪律的高度自觉。此外,纪律教育要积极向线上拓展,探索线上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大力拓展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党规党纪宣传教育平台等载体,探索微影视、公益广告、漫画等新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动纪律教育走深走实。

第三,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断提升监督执纪问责质量。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严的基调和实的要求推动监督执纪问责,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要把纪律建设责任列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把履行纪律建设责任情况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范畴,坚决落实党委(组)书记第一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的追责问责,充分释放党的纪律的规范性力量。要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以及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重点行业的腐败,坚决纠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问题,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要积极推动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综合运用“组组”协同监督、“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等制度机制,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凝聚监督合力突破重点问题从而带动面上问题解决。针对当前腐败高发领域,针对违纪问题的新形式新表现,要深入分析成因,及时总结经验,深化规律认识,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要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加强纪律建设、提升管党治党效能的重要抓手。要将 “四种形态”运用与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结合起来,推进激励机制、容错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不断提高容错纠错机制的有效性,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精准区分容错情形,从问题性质、工作依据、主观动机、决策过程、后果影响等多方面综合确定,实事求是做到精准容错纠错,切实做到既通法理又兼顾人情。要加强对诬告行为的治理,完善包含澄清正名、打击诬告、回访教育等在内的容错纠错机制组合拳,采取多种途径及时为受到诬告陷害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

新时代新征程,纪律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均发挥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我们要始终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把改革的精神、系统的观念、战略的思维落实到党的纪律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党规制定、纪律教育、执纪监督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形成党的纪律建设的完整闭环,不断增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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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唐皇凤,徐植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效果评估、主要问题与优化路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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