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拙著《找寻“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此后简称《格桑梅朵》）所收录的，是我2010年、2011年、2012年三次到西藏昌都地区进行流动电影田野调查的笔记。担心这样一本书完全只有田野笔记缺乏学术性，在附录中放了一篇基于研究自述的讨论研究方法论问题的长文，同时，写了一篇讨论田野研究方法的前言。该书出版后，承蒙学界友人不弃，让我把前言变为单篇文章，这是此文的由来。

或许是田野笔记尽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档”，或许是“田野笔记看起来太显示个性、太凌乱、太不经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们呈现在任何读者面前。”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因如此，无论是人类学研究中，还是那些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经过精心打磨之后的民族志文本，而较少看到那些较为粗糙的田野笔记。一般来说，田野笔记是在田野中完成的，是格尔兹所说的“在那里”（being there）的状态；而民族志文本，则是在书斋里完成的，是“在这里”（being here）的状态。这是人类学田野工作最通常的两种状态，不少从事田野工作并撰写民族志文本的人，有相当一段时间，正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穿梭的。尽管格尔兹的这样一种分类同样存在简单化的嫌疑，但是对于民族志文本的读者来说，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这里”时的情况，虽然民族志文本中也会透露出一些“在那里”的情况，但是，那些民族志文本中所透露出来的关于“在那里”的情况，往往是十分有限的，是人类学学者在写作民族志文本时经过选择的。或许也正因如此，当年马凌诺夫斯基的笔记公布之后，让世界人类学界更多地了解到了当时他在特洛布里恩德岛上进行田野调查时更为详尽的情况，由于通过日记人们所看到的和通过民族志文本所看到的这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才引起了一场震撼。

因此，在我看来，若是要对一个（或一些）民族志文本有较为完整地理解，除了看这个（些）民族志文本之外，对于形成这个（些）民族志文本之前的文本或是资料也有所了解，这样的认识，相对要更完善一些。形成民族志文本之前的文本或资料类型多且杂乱，相对来说，田野笔记可能是其中较为规整的一类。并且，撰写田野笔记是田野调查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又为何不就此进行一番讨论呢？国内新闻传播学科近10多年来出现了一批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生产”出来的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文本，虽然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向难以成为“主流”，但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的确也给有太多先天不足的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一点点鲜活的气息。同时，因为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也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我也看到了目前国内新闻传播研究在这样一个研究方向上的诸多不足。虽然经过了1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仍然明显地感觉到在新闻传播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这样一种“困境”，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在于新闻传播研究者自身。新闻传播学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相关讨论，更多地是“追随”人类学的那些既往的理论话语，在学术话语上没有新的贡献。这样，那些本身就带有某种“贵族”血统的人类学研究者，自然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采取人类学取向进行研究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当然，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理论上的训练之外，田野工作或许也是我们目前的一大弱项。这里所说的田野，除了时间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也包括对于这样一种方法本身所进行的反思。人类学中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在新闻传播学科中，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田野工作时间上的要求？如何要求？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较为深入地讨论。除了时间方面的要求之外，对于田野工作中其他的方法方面的思考，我们涉及得更少了。

在这里，我所要讨论的，也并不是田野调查中可能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关于田野笔记写作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与田野笔记写作有关的一个小问题。

在人类学界，对于田野笔记也有不同的理解，有“批注”（headnotes）、“手记”（scratch notes）、“正式的田野笔记”（fieldnotes proper）、“田野笔记备案”（fieldnotes records）、“文本”（text）、“日志或日记”（journals and diaries）、“信件、报告、论文”（letters, reports, papers）等等。在中文中在讲到田野笔记时，并没有如此繁多的分类。另一方面，如此复杂的分类是否有意义？这里既然已经提到了西方学术话语中田野笔记的分类问题，在这里，我也需要把我自己所写的田野笔记的具体含义做一个必要的交代。如果参照以上这样一种分类，我所写的田野笔记起码和其中的两类有关系，即“正式的田野笔记”（fieldnotes proper）和“日志或日记”（journals and diaries），甚至在我所写的田野笔记中，有些笔记中做了批注（有些批注是后期做的，有些则是当时做的），甚至在有些笔记中，还保留了部分文本作为附录。在西藏调查期间，由于要和当地人学习一些康巴藏语，我还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不少的藏语单词或是短语。同时，在某些日子对一些特定的报告人进行专门访谈时，若是访谈对象同意，我们做了录音，甚至有的进行了录像，我在田野笔记中只记录了访谈内容的一个大概，或者只是提到了这件事，那些更为详细的访谈记录，我也没有把它们写到田野笔记中。此外，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如同我在2011年的田野笔记中所讲到的，那次调查，我们还有一个“官方”微博，通过微博，我们也发布了一些消息（包括图片）。我同样没有把这些内容纳入到田野笔记中。

以上是对我所写的田野笔记所做的一个简单交代，而并非是要去对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什么是田野笔记？”进行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讨论，应该放到对大量此类文本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或者说先有具体的文本，我们再来讨论它是一种怎样的文本，而不是说在没有呈现具有的文本的情况下就来给它下定义、提要求。并且，这样的问题，应该放到教科书中去讨论，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无法去说清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同时，我也想说明的是，即便是在你读了拙著《格桑梅朵》之后，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田野笔记就是这样的。它只可能是田野笔记这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中的一朵小花，这朵小花，不能代表整个大花园。

如果读者接受了我上述的说明，接下来或许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所提供这样一些田野笔记，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写田野笔记？尽管在前后10多年的多次的田野调查中写下了近百余万字的田野笔记，但是我同样无法回答如何写田野笔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没有人告诉过我要如何写田野笔记，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一点点有限的经验，但还不敢把这样一些经验作为某种“准则”或是“要求”告诉大家。因此，接着上面的提醒，我再说一点：即便是读了《格桑梅朵》之后，你也不能说田野笔记就要这样写，更不能说只能这样写。

基于以上的说明，在这篇短文中，我要讨论的不是“什么是田野笔记？”，也不是“如何写田野笔记？”。我在这篇短文中想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田野笔记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或者说，是在田野调查中如何应用田野笔记这样一种工具。这样一个问题，是来自田野经验，同时也是我自己写在田野笔记中的话。既然如此，还是让我从更为具体的“故事”开始说起吧？

在我2001年去“独乡”进行田野调查之前，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训练，也不知道田野笔记要如何写。因为当时不知道如何做田野调查，如何写田野笔记，但是又因为把博士论文的宝全押在了那半年的田野调查上，因此当我开始我的田野之旅时，生怕资料不够，每天的日记写得很详细，吃喝拉撒，无所不及。但是即便如此，我也并非是有闻必录，在日记里，我写的更多的是那些与普通的独龙族（比如说一般的村民）生活相关的方面，其余的，往往一笔带过。

也就是在“独乡”的田野调查期间，在某一天的田野笔记中，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写作取代思考”。当时写下这句话，完全是基于才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的经验。但是这样一种经验，却让我在后来多年的田野调查中，一直受用。

当时在田野笔记中写下那样一句话，仅仅只是有感而发。在田野笔记的写作过程中，也时常会有这样的“灵光一现”，在当时的田野笔记中，同样来不及去对这样的一种“论断”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或是论证。直到我准备出版《格桑梅朵》时，才有机会去阐发这样一句话的含义。

有过一点田野调查经验的人或许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东西如果当天（或是最及时地）不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感受和记忆的模糊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当时很鲜活的东西，隔了一段时间再来回忆，会觉得索然无味。这样的结果，对于田野调查来说，很可能引出更为严重的问题：越来越来感觉到周围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刚到一个田野地点在了解了基本情况、新鲜感消失之后极有可能出现的状态。如果你在田野中面临这种状态，如果还想继续你的田野调查，那就只有想办法扛过去。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如何扛，而是想从一个更为根本的方面去寻找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出在田野笔记的书写上。因为面临这样一种状态，通常是脑袋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因此，面临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临时再来想办法补救（虽然这样的补救或许也有回天之力），而是要从进入田野的第一天起，就要通过田野笔记的书写来慢慢地养成一种“以书写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的习惯。

或许有读者会问，为什么要“以书写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即便我没有书写，我同样进行着思考，并且这样的思考来得更加的方便。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此话一点不错，但是若是放到田野调查中，就会遇到诸多的问题。

首先，在田野调查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困倦。尤其是在一天当中遇到的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听别人讲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你可能已经疲惫不堪，最大的愿望是尽快钻到被子里去。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点点可能，不要放弃，先把当天的笔记写完，或是尽量写一点。同时，既然写了，就不是马马虎虎地记一个流水账，而是或是从当天起床后的事情写起，或是从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写起，把每一件事情尽量写清楚。字迹可以潦草一些，但也不要潦草到自己事后去辨别都困难。此时如果马马虎虎地记流水账，起不到思考的效果，反倒会越写越简单，最后甚至是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为了不至于因太困倦而没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写田野笔记，在田野工作中，若是那些属于自己可控范围内的事情，尽量不要安排太满，而是留出一点写田野笔记的时间。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一点，是因为对于很多没有田野调查经验的人来说，尤其是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往往希望每天能做尽可能多的访谈，做尽可能多的观察，这样，当完成了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后，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候，即便你想坚持写田野笔记，但是实在扛不住了。如果第二天你的工作计划同样是满负荷的，田野笔记再次被拖延。这样的结果，即便你最后得到了很多的访谈资料，这些资料仿佛是一个人的身体的各个重要器官，但是田野笔记是连接这些器官的血脉，没有血脉相连，这些器官可能会“坏死”。

因此，在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忙碌的情况下，尽量抽时间写田野笔记；如果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每天计划的内容不要太多，不要把自己搞得过于忙碌，留出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写田野笔记。

其次，同样是通常可能面临的，尤其是初到田野之中，不是忙碌，而是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要去克服困倦的问题，而是要从那些当地人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常态当中去发现有意义的东西。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费特曼曾在《民族志：步步深入》一书的开篇说过这样一句十分有启发的话：“善于调查的记者与民族志学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机制意图发掘不寻常之事——凶杀、飞机失事或是银行抢劫，而民族志学者则描述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这句话对于那些接受过新闻教育或是训练的学生们来说，尤为重要。在某个特定的村落或社区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那些几乎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极少有“新闻”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你刻意要去寻找“新闻”，那或许就错了，你只能放弃这样的念头，在对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中去探寻他们日常生活的逻辑或是意义。在去“独乡”调查的时候，虽然要尽量减轻行李的重量，我还是带了几本书。当时带这几本书最主要的考虑，是想用它们来打发田野中那些“无聊”的时光，同时也让自己不要完全忘记了理论的思考。因此所带的书中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样比较抽象的书。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在田野中，这样的一种理论的阅读对于大脑的驱动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这样一些抽象理论和你所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之间，可能距离过于遥远，你找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上述这些，均是基于个人经验（或许也是田野调查中大多数人会遇到的情况）所做的说明，在上述两种状态之下，无论是哪一种状态，若因此而放松了田野笔记的书写，均会影响到你的田野工作的状态，以及此后在写作民族志文本时资料或感觉方面的捉襟见肘。虽然说好的田野调查（包括精彩的田野笔记）并非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好的民族志文本，但是，没有好的田野调查，好的民族志文本无从谈起。

或许正是前面所说到的“以书写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的心态，当然也还可能是我自己的文笔不够好，因此，我所写的田野笔记，完全谈不上文字的优美。每当读到费孝通先生的《芳草茵茵》这样的文字优美并且是充满着丰富的学术想象力的田野笔记，我都会感觉到万分的惭愧。在写田野笔记时，我有时也会有想写一篇“美文”的冲动，但是写完之后再读，实在是美不起来。于是乎，也就没有了这样的幻想，转而这样安慰自己：即便写不出美文，也尽量把田野过程中那些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不为别人，而是为自己保留一份文字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