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途径和新策略    

摘 要：微信协商的途径包括政务微信、个人微信，它具有便捷性、平等性、针对性、强关系性和群体年轻化等特征。微信协商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途径，扩大了协商民主的参与群体，有利于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但微信协商也存在非理性舆论、普及程度在年龄和地域方面不平衡、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等问题。推进微信协商的健康发展，须加强对微信协商的宣传、打造特色的微信平台、提高协商主体素质、加强运营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关键词：中国协商民主； 微信协商； 网络政治  

微信作为一种最热门的信息传播平台和手机用户的生活方式，发展势头强劲，截止到 2015 年第一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0%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5. 49 亿，实际用户超 6 亿，用户覆盖 200 多个国家、超过 20 种语言。微信不止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在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来进行政治参与。公民可以通过微信与政府进行沟通，甚能就某一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微信协商可望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途径，它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基于数字的公民社会和公民参与； 微信协商作为一种新的民主途径，它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驱动。本文试图从微信协商的发展现状、特点、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入手，分析微信协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义，并根据微信协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一、微信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途径    

微信协商，是基于微信平台，在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集体与个人的讨论和沟通，找出解决争议办法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微信协商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以行政部门为主体的政务微信协商和以政府工作人员个体为首的个人微信协商。  

1． 政务微信  

政务微信是政府部门通过官方微信发布信息及与公众互动来服务公众的一种政务服务方式，其协商形式主要表现在对内的视频会议，群聊上，对外主要表现为主动发布信息、在公众平台收集意见等方面。政务微信上线以来，在舆论引导、解决突发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政务微信的发展情况如下: 从发展势头来说，自 2012 年 8 月 30 日，广州市白云区应急办率先开通政务微信“广州应急 － 白云政务”，一年多以来，我国政务微信总量已达 3000 多个，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经过两年的发展，截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腾讯微信团队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 + ”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显示，2014 年全国政务微信总量已达 40924 个，平均每个政务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用户数超过 3. 6 万。政务微信正成为我国网络议政的主力军； 从公众对微信的认可度来说，截至 2014 年 12 月，超过 90% 的用户订阅了政务微信公众号，其中 53. 51% 受访者订阅了 1 ～ 2 个政务微信号，约 28% 的受访者订阅了 3 ～ 5 个政务微信号， 49% 受访者每天使用政务微信时长为 10 ～ 30 分钟， 87% 的受访者每天与政务微信进行互动，48% 的受访者使用查询功能，94% 的受访者认为政务微信对其生活有帮助；从开设的部门来看，政务微信涵盖公安、医疗、旅游、交通、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个政务民生热点领域，覆盖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以广东省为例，继白云区应急办开通政务微信后， 2012 年 9 月，肇庆市公安局首推公安政务微信“平安肇庆”； 随后，佛山市南海区团委、中山市团委、广州市气象局、梅州市公安局先后开微，这也使广东成为全国开通政务微信数量最多的省份。从分布的地区来看，政务微信已覆盖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 ，其中，政务微信总量占比的前十均来自东部地区，广东、浙江的政务微信总量在 6000 以上，分别占比为 15% 和 14. 8% ； 其次是江苏、北京、山东等地，而西部地区的政务微信发展相对缓慢，总体呈现出东多西少的不平衡状态。从行政级别来说，政务微信已经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级别，调查数据显示，至 2014 年 3 月，全国政务微信主要分布在区县级以下，占比为 75. 46% ，呈“梨形”，但是随着政务微信的不断发展，省市级以上部门也纷纷开微，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官方微信也陆续上线。截至 2014 年底，国家中央部委级微信占 0. 5%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政务微信占比为 84. 7% ，地级市、区、县级以下的政务微信占比为 4. 8% ，呈现橄榄型分布。  

2． 个人微信  

除了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政务微信，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也开通了微信与民众及各方互动。第一，政协委员们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发送提案并进行讨论，同时，通过这个平台，委员们可以搜索到不同界别、职务的委员及政协工作人员，并发起对话，交流意见，增进彼此的沟通。 2014 年 1 月，政协海淀区首次引入微信互联平台，随后各地委员会纷纷效仿这一行为。微信平台的应用，使政协委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委员们可以通过微信接收来自各方的意见，发表自己的主张，完善丰富自己的提案。第二，部分政府官员也通过微信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建立微信群与民众交流来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在微协商出现后，绥棱县、真言市、宝安县等书记纷纷开通了个人微信，上海闸北区、深圳、海淀区等地更利用微信群广开言路，解决具体事务。例如，上海闸北区对“闸北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定位”问题进行调研协商，公众利用微信群，围绕“人才、创新、转型”等关键词提出建议，最终定位为“科技谷·创新源”，并得到了领导的批示和肯定。深圳市围绕交通问题建立了由 170 多人组成的“委员代表关注交通”群，领导干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专家实时建言，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及时处理，对于小问题实时解决，大问题则实行多层次研讨。但总的来说，为处理政务而开通的个人微信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官员们还没有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其发展任重道远。  

二、微信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动力    

（一）微信协商的基本特性    

1. 快捷性  

微信主要面对的是移动客户端用户，是以手机为终端的平台，利用微信进行网络问政，被称为“指尖对话”，微信具有一大特点: 方便快捷。微信的便利是双向性的。微信的运用使政府组织由层级化向扁平化转变，民众对政府的问政、意见不需要通过上报层层机关，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实现，不仅方便更减少了消息失真。而政府对民意的收集、考察也不需要通过走访等传统方式，在公开或私人的微信平台上即可听到百姓的声音，看见百姓的需求。据了解，“成都高新”公众微信开通一个余月以来，发布消息总计 124 条； 处理公众反馈的问题 12 条； 互动信息达 180 余条。微信协商的运用不仅方便了百姓，减少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也节省了部分财政开支，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  

2. 针对性  

微博、报纸等其它传播方式是点对面，一条消息的发出有多个受众，因此，消息的发布者在发布消息时会考虑到听众的多样性而选择不同类型的信息，对于那些只倾向于一种消息风格的收听者来说，其获取信息时就会产生过多的垃圾。而微信遵循信息的一对一直线传递原则，系统会根据用户浏览过的页面将用户进行分类，据此，消息推送者会按用户的需求发布用户感兴趣的话题。与微博相比，微信信息传播更有针对性，更精准有效，信息传达率更高，更有助于提高用户对平台感知易用和感知有用水平。如果说微博像一个广场的话，微信则更像私人场所，能够更好的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3. 强关系性  

微信是基于 QQ、手机通讯录建立起来的熟人圈子，据调查，在微信用户中，使用“朋友圈”的比例为 77. 0% ，有 61. 7% 的用户会参加群聊，微信联系人中，主要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同学、亲人、同事、老师、领导等，其中，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占 90. 0% ，同学占 81. 4% ，亲人占 75. 7% ，同事占 70. 8% ，老师和领导占比为 50. 4% ，网友和陌生人仅占 32. 1% 和24. 7% 。微信用户的这种强关系网使微信好友之间信任度极高，当用户进行互动时，容易受到好友的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产生从众行为，当某一用户获取了他觉得重要的信息后，可以通过分享到 QQ 好友、朋友圈、微信群等方式将消息传播给他人，如此循环，就可能形成舆论消息，并且范围越传越大。在协商过程中，如果某公众对特定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其周围的朋友也容易被撬动，再加上信息的互相渗透，其舆论作用就越大。  

表 1 微信与微博优势比较  

图 1 微信传播图  

4. 平等性  

平等在国家政治管理中表现为，一是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二是这种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差别。传统的议政过程中，往往是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占主体地位，其他人很有可能会由于人微言轻而得不到重视。而近几年兴起的微信协商，诸如上海闸北的微信商讨群、绥棱县等地的县委书记开通个人微信听取群众意见等改变了这一状况: 协商主体由单一走向了多元，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群众等都可以在协商中发挥作用。在利用微信协商的过程中，任何个人只要具备微信软件并关注公众号，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就时事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公众所发的政治主张更不会由于职位、身份、财富等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应； 在与政府进行对话时，每个人都只是意见的表达者和公共政策的讨论者，不受其他因素的限制。  

5. 群体年轻化  

微信是近几年较为新潮的社交工具，其受众群体多是年轻人。据微信平台首份数据研究报告显示: 微信的用户群体非常年轻，18 ～ 25 岁的群体占45. 4% ，26 ～ 35 岁的群体占据 40. 8% ，其次是 36 ～50 岁的群体。微信协商将微信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媒介，面向群体年轻化，不仅有利于增强年轻群体对高层的认可度，促进社会长久稳定发展； 而且，由于年轻人接触的新鲜事物较多，思想较老一辈的开放，在协商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有创意的点子。  

（二）微信对协商民主建设的主要作用    

 1. 微信协商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新途径  

微信无疑为公众政治参与、问政议政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方面，传统的参政方式多是上级部门下达命令，下级部门负责执行，民众的呼声很少得到回应。但通过微信，公众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需求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平民也可以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议程，想了解有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只需要关注其微信并发送关键字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料，对于一些政策问题，甚至还可以提对策和建议； 另一方面，微信不仅是网民问政的全新平台，也为政府部门更好的服务群众增加了新的渠道，政府制定政策不再只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更多的是在与公众互动后，在收集足够多的民意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以“平安肇庆”为例，公众进入平安肇庆平台后，即会看到两个菜单栏，点击办事指南会出现出入境服务、户政业务等五个服务项目； 点击交通违法即可实时查询车辆的违规记录； 除此之外，公众还可以通过会话框向平安肇庆平台发送建议。微信协商平台打造的是政民“强关系”，与电子政务和政务微博相比弱化了 “信息”，让政府信息公开更加人性化，为打造更加透明、更具有亲和力的政府打下了基础。  

2. 微信协商扩大了协商民主的参与群体  

其一，传统的协商方式要求协商主体必须亲自到会，这必然导致部分群体错失参与协商的机会。而微信作为虚拟网络交流工具，以手机为载体，较之其他通信器材更为轻便、灵活，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微信消息都会保存成记录，不会因为时间上的错过而导致信息的流失，这也为部分事务繁忙的群体提供了参政机会。其二，在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和传播媒介的条件下，年轻群体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而微信作为新媒介，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群。通过微信，可以调动其积极性，使得政治协商参与群体进一步扩大，年龄层次更加丰富，从而使政府看到不同人群的诉求，推进更加科学民主的决策。  

3. 微信协商有利于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  

其一，传统的公众参与渠道，如上访等方式，由于要经过各个部门的信息传递，会使公众的诉求变味。而微信问政能使百姓的诉求原味直达，这有利于上级部门更直观的了解到事情的原貌，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群众与上级的直接对话也有利于改善各级部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建立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其二，政务微信信息发布具有用户导向的精确性功能，这些信息获得公众的认同和网络舆论的认可度会更高。对培养一批优质用户、提升政府账号的公信力具有促进作用。此外，由于微信的朋友圈是基于熟人建立的关系，相关信息的传播将比在公共平台更为高效。微信协商具有“圈内商议”的特点，“圈内商议”的好处，是它能在辩论中，让那些本来被忽视，被压抑的议题，有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边际团体排除外来者，政党为党员保留优先权，都是为了方便进行圈内的商议。即使群体极化会产生，或者正因为群体极化的产生，所谓的圈内，特别是科技所产生的圈内，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大大丰富了社会的“议题库”。其三，近年来，政府越来越注重利用新媒体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官民互动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篇章，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微信的应用揭开了政府神秘的面纱，政府工作逐渐进入百姓视野，使民众及时了解其工作动态，有利于对政府威信的建设和民众认可度信任度的提升。微信平台将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方式，使得党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公民的主张，如黑龙江省绥棱县书记在上任后，通过微信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在解决群众事务的同时将这些问题归纳梳理并进行调研，部署全县干部整治了三大问题: 农村低保问题、教育三乱问题和县城夜市问题，基层干部也因为书记能通过微信更方便的联系群众而对工作更加“上心”，微信协商的运用，使绥棱县政府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三、微信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挑战    

在信息化时代，公民参与网络问政渐渐盛行的今天，微信的出现为政府和公众提供更加快捷的沟通渠道的同时，也可能存在相应的风险:  

1. 政务微信引发非理性舆论的风险  

微信作为虚拟网络空间，与其它传媒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信息匿名性和隐蔽性。同时，微信的自由度和公开性，又容易成为任意制造和传播谣言及危险言论的有利条件。群体极化是微信协商可能面临的挑战，正如凯恩斯·桑斯坦所言: “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们所读不同，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由于微信的传播圈子具有极高的信任度，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出现在朋友圈的信息，网民们不会怀疑其真实性，当某用户获取了他觉得重要的信息后，会通过微信的各种传播途径将消息分享给其它好友，当涉及敏感性话题时，容易造成非理性舆论，甚至引发集体行动。2015 年年初，一篇“彭浩翔侮辱内地人”的网贴出现在“保卫香港运动”的 facebook 群组中，这条消息在“朋友圈”中引起极大反应，内地愤青更发起 “剪港澳通行证”行动，大批网民在朋友圈传通行证被撕成两段的照片，以示永不去港。彭浩翔在脸书上的帖子本只是个人言论，但是在网友的评论与传播下，逐渐演变为香港和内地的矛盾，朋友圈的舆论作用不容小觑。微信“圈内协商”存在的风险是， “通过社会影响和说服的机制，成员会向圈内讨论时可能预见的结果靠拢。最极端的情况是，圈内的商议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  

2. 微信协商的普及程度在年龄和地域方面不平衡  

微信作为新兴媒介，是时代发展进步的产物。从年龄层次上看，其使用人群多分布于青年人中，中老年人群对微信及其操作不太熟悉，使用比例较小。据 2015 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显示，微信的平均用户年龄为 26 岁，86. 2% 的用户年龄在 18 － 36 岁，50 岁以下的用户年龄多达 97. 7% 。从微信协商开展的分布地域上看，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形势较为良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与之具有一定的差距。截至 2014 年底，广东省以政务微信总量占比 15. 0% 排在全国第一位，浙江省则以 14. 8% 的微弱差距位居第二，位列前十的省级行政区中，除河南、四川和山西外，其他均来自东部地区。总体来说，作为新的问政议政的工具，微信的普及程度仍然存在不足，很大一部分人群不懂或不熟悉使用微信，使微信协商的广度深度受到影响。微信作为一种新工具新技术，在不同的群体和地域间可能存在“信息鸿沟”，造成新的政治参与“鸿沟” 和不对等。“数字鸿沟对一些社会群体进行赋权，而对另一些社会群体则没有。”  

3. 微信协商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入驻微信平台，但近来却出现“质不达量”的情况: 一些部门在开通微信后由于初期成效不明显，因此停止了微信的更新，导致出现多个“僵尸账号”。2015 年 3 月，湖北的 10 家“僵尸”政务微信账号被曝光，当阳市财政局、伍家岗区发改委等上榜，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违背了政府服务于民的初衷，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务微信一旦用于政府服务，就应该冲着切实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发展、完善，真正发挥出微信的正面、积极的作用； 不管通过何种形式问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谋福利。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沦为“面子工程”，只能招致群众的质疑。微信协商在部分地区的成功运用促使很多政府部门开通政务微信，充分利用微信处理政务值得鼓励，但政务微信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一，从政务微信的运营维护人员看，34. 65% 的政务微信维护人员仅有 1 人，38. 61% 的仅有 2 ～ 3 人，4 人以上占 20. 79% ，无专人维护的占 5. 94% 。其二，年度政务微信建设的专项经费投入不足。其中，投入 1 ～ 5 万的占 23. 76% ，1 万以内或五万以上的占 16. 83% ，无专项运营经费的占比高达 42. 57% 。  

四、微信协商: 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新策略    

微信协商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新途径，微信协商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的新渠道，对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巨大的正向价值，“网络政治参与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对政权制造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为特定的改革政策提供社会支持，”“现代信息技术的政治影响正在展开。”面对微信协商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好微信协商的优势，我们需采用新的策略应对并完善它:  

1． 加强对微信协商的宣传，扩大微信协商群体  

其一，就目前来说，微信的使用在年轻群体中非常普遍，但对于年龄稍大的群体来说还是新鲜事物，需要提高应用的范围及普及度。其二，在微信的使用群体中，还有部分人口没有意识到微信协商的重要性及意义。因此，应从以下两方面来采取措施: 一方面，在重视程度不高或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地区应积极开展宣传，对不熟悉微信的人群及偏远乡村地区也大力进行微信普及，扩展人群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积极倡导微信协商。利用报纸，媒体、网络等形式加强对微信协商的宣传，以此提升整体影响力，尽快扩大参与的省级部门和单位数量，让微信协商的方式深入人心。事实上，相关部门也正在运用各种方式扩大政务微信平台的知名度，2013 年 4 月 1 日中午，央视《新闻 30 分》节目结尾，主持人贺红梅和崔志刚就宣传了当天上线的“央视新闻”官方微信。这一举措，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政府对协商民主的重视程度。  

2. 准确定位，打造特色的微信平台，提高公民参与兴趣  

首先，微信协商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推进普通民众问政议政，进言监督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政府应通过微信加强与民众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拉近与网民的距离，激发百姓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愿望，达到更好的互动效果。不做“面子工程”，使“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执政理念更好的体现。微信这个低成本而快捷的民意调查平台，也是政策评估、民意反馈的“舆评”平台，对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提升民意满意率，把握舆情走向都具有重大价值。其次，网络环境下，网民每天会接收大量的消息，要在大量的消息中吸引公众眼球，就必须打造特色的推送内容。因此，政府各部门的微信平台应该根据自身定位，筛选出不同于微博或是其它网络推送的消息。而且，基于微信本身的信息定制和推送等特点，政务微信也应该着力塑造符合圈子文化的个性化内容，协商的议题应符合大众偏好。因此，可以按照用户的关注点对用户进行分类，根据个人兴趣把信息定点投放给微友。  

3. 加强教育，提高协商主体素质  

首先，公民作为微信的使用者，其自身素质对微信能否高质量地运用具有很大的影响。提升公民素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利用各种媒介宣传微信协商的成功案例，提高公众的微信公共意识及对微信协商的认同感。第二，通过讲座等方式增加公民的网络安全知识，促使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环境，提高公民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使公众在传播信息前确保信息的真实度，以杜绝不实舆论的传播与发展。第三，在进行微信协商前，相关部门可以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公布协商所需信息，提高公民参政质量，使决策者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收集到更多有效的建议。其次，加强领导干部舆情素质的培养，安排固定的时间和专业人士对领导干部进行与微信协商有关的教育，促使领导干部了解网络的运行规律、增强网上信息甄别能力并学会利用网络搜集信息，使领导干部在把握社区民意的基础上，尊重民意，凝聚民心。  

4. 加强运营管理，提高微信协商效率第一，成立负责运行“微政务“平台的团队。政务微信的良好运行需要做到两方面: 其一，应雇用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微信平台进行维护。主要包括对微信平台的设计、开发、整体维护、数据口开发等。其二，应安排熟悉政务的人员对政务微信的内容推送作出筛选； 同时，对于公众对某一议题提出的问题或建议应进行归纳整理并及时反馈。第二，应加强对信息的审核。政务微信代表政府形象，关乎群众利益，因此，政务微信消息发布前应有专门人员对其进行内容、形式等进行审核。第三，设立政务微信运营的专项基金。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例如人口规模、互联网普及程度、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确定专项基金数额。对于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先由当地财政支出，数额不够的由国家补贴。对于入不敷出的边远地区，政务微信费用则由国家全额拨付。第四，对于政府人员的个人微信或者政务微信群都应采用实名制。在申请添加官员或委员微信时应备注名字和小地名，在群聊时也应将备注改为“姓名 + 小地名”或者“姓名 + 单位”的形式。第五，对在微信群中不活跃的用户实行清退。微信群的最高人数限制为 20 人，因此，将微信群中的“僵尸”用户进行清退将给其它公民的参与提供机会。  

5. 建立相关制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惩治违规违法行为  

第一，建立微信协商的绩效考评制度。一方面，不仅要考核各个地区的政务微信平台数量，更要对政务微信的质量作出评价，如政务微信平台的模块分析、政务微信是否定时更新、微信内容的点击量、与公众的互动情况等。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个人微信也要发挥作用。政府每一层级至少应公布一个官员的微信号，并记录好通过微信号解决的群众事务，并纳入年度考核事项。第二，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管理条例。除了国家层面和腾讯推行的相关法律和管理办法，如“微信十条”、《朋友圈使用规范》等，各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当地的微信运营情况制定地方性管理制度。2013 年鹿城区以区级党委政府名义出台的《鹿城区政务微信工作群管理办法(试行) 》对全国的微信协商管理条例的制度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第三，依法惩处违规违法行为。法律是民主的保障，应利用法律武器，严惩以微信为传播途径散布不实言论，破坏民族感情，侮辱或诽谤他人的行为。对于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对其进行封号处理，甚至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