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4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和深圳大学共同承办的2023年学术年会暨“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同日，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孟天广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副研究员共同召集的本届年会的平行分会“政治学新学科新方法”同步举行，近40位专家学者发表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一、学科方法创新的图景和路径

在本单元中，学者研讨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拓展学科体系、发扬学科特色和创新学科方法论等三方面展开。

（一）拓展学科体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陈义平教授表示，学科建设应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后者面临建筑原理性知识体系建筑的繁重任务，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当前二级学科的分类存在粗糙和自我封闭的问题，建议发展新的学科分支知识，比如中国政治学和政党社会学两个方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葛天任副教授指出,城市政治学应纳入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聚焦城市发展与治理问题的政治学分析从城市与空间视角分析政治现象

（二）发扬学科特色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彭忠益教授等认为应充分发挥政治学的学科特色，做到四个方面。第一，提升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第二，拓展知识边界和增加知识总量;第三，丰富中国政治学的内涵;第四，展现中国政治学的风采。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张猛副教授指出，社会科学被限定在特定的议题和方法内，致使学科分割碎片化，从而限制认知，误导基层民众观念和政策制定等。因此其建议改革学科分类，按照“问题”区分社会科学，释放社会科学活力。

（三）创新学科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吕杰教授指出时间维度的变化对历史政治学研究十分重要,但当前主流因果分析方法在这一关键议题上存在缺陷，并提出“动态纳入时间”的思路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助理教授赵洲洋聚焦比较方法，指出区域单一国家的比较研究无时无刻不隐含着比较，但问题在于如何将区域国别的材料与因果性推断关联起来，特别是处理好案例比较的特殊性和理论构建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曾维燊聚焦“全球南方”的新兴视角，阐述它的形成历史、理论维度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

二、国家治理理论、过程和效能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程同顺教授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征与重要性展开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其特征是以人民群众全过程、多层次、全方位的广泛参与为主，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孙龙副教授围绕人大协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条件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基层人大协商的机制创新有三个方面的绩效：有效化解城市基层治理问题、提高政府回应性、激发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

（二）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价与提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尧指出，现有治理指数的建构方法实质上是受制于西方主流治理理论，在价值偏好、结构设计和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在此基础上，刘诗尧提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绩为基准的国家治理指数构建思路，尝试突破西方政治领域的指数霸权。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王义德教授以人大代表票决制运行状况为主题，指出人大代表票决制仍存在顶层设计待优化、宣传工作待改进、项目类型待丰富、监督力度待加强四大问题，基于此提出建议：一是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政策可行性；二是加大项目宣传力度，充分尊重民意；三是强化监督力度，落实公共服务，建立多元利益的平衡机制。关于如何适应现实治理的需求，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这一议题，与会学者从多种维度进行了解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舒扬从国家治理主体及其关系的角度提出，党建引领自治是破解基层社会碎片化、无序化、原子化难题的有效抓手，其研究提出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嵌入机制、整合机制、引领机制、规范机制形成寓治理于服务的协同治理。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立强教授从公职人员规模的角度解读国家人力资源发展，通过构建包括增长需求、约束因素、规划性调整、常规性调整四大因素在内的公职人员规模变迁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公职人员规模变迁三阶段：迅速扩张期（1949.10—1955）、在结构性调整中继续扩张期（1956—1963）、大力精减期（1960—1963）。山东大学法学院赵金旭研究员延承“行政发包制”的概念，提出“诉求牵引领导包联”这一新的解释视角。其研究在“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社会”的三元治理架构下，通过系统对比和剖析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四个阶段典型案例，发现“接诉即办”改革破解抗解问题的内在机理。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泽森从观念教育运动的特殊视角理解地方政府回应的因果影响。他认为，以群众路线为主题的观念教育运动具有区别于运动式治理、仪式化治理的独特作用逻辑，运动主要经由“讲政治机制”、“知与行”机制和“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这三重机制对回应公众诉求的绩效发挥促进作用。

三、政治观念与政治传播

（一）政治观念的现状和变化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雷叙川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的“精准”投入，能够在影响民众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基础上，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但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除了与民众需求保持一致，还应具备大局观，避免短视致使的政策失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开平副教授从数字技术的视角讨论如何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这一重要议题。她指出，数字技术通过赋能民众全流程、多层次的参与，以提升政府对人民诉求的回应，促进民主与治理的耦合共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苏政副教授应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Age-Period- Cohort analysis，APC）考察中国居民在公共领域的性别态度，其研究方向，尽管人们对公共领域中性别平等的总体支持一直保持稳定，但在工作、政治和教育等特定场域中的性别态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各不相同。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严宇提出中国民众持有的四种民主观：“政治参与”、“政治权利”、“协商决策”和“为人民服务”，且民众越来越看重民主对社会赋权的作用，包括参与、自由和平等等价值。

（二）政治传播的机制和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副研究员基于政治文化解释视角和媒介情景理论，通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000份有效数据的检验发现，互联网使用及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出现降低。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邱玉慧副教授以医保供济改革的扎根分析为例，论述加强政策话语对政策认同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张扬以“信息垄断是否意味责任无限”为焦点问题，利用社会网络和文本分析发现，官媒在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扩散模式直接，是具有伞状的传播结构。网民的态度也会与官媒保持一致，但信息垄断并非意味着官媒的无限责任，官媒公信力具有一定韧性。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邵梓捷副教授指出，政治传播学作为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具备多元属性：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驳杂多样，学科规范规范的揉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为此，邵梓捷以系统性综述方法检视与反思不同实证方法。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颖副教授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催生了中国政治传播体制改革，其直接动力是克服宣传有效性不足的难题，并基于此提出“整合型沟通”概念，以推进政治传播的现代化。

四、信息政治与计算政治

（一）科学与政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孟天广教授指出，算法政治研究正方兴日盛，其未来的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深入剖析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过程与机制，考察算法政治的类型学及其成因，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索算法政治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以及智能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治理算法研究议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顾超指出科技政治学亟需完成其学科范式的建构，科技政治学应明确以政治学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建立科技与政治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纲领，建立科技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二）技术与价值

与会学者围绕技术和价值两个维度展开了分析。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石桃教授将数字化监督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概括为“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透过国有企业“大监督平台”的案例发现，信息技术的介入可以实现对领导干部廉洁风险动态监督和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实时的监督。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范炜烽教授探讨了计算驱动政府(Computational-driven Government)作为现代治理模式转变模式，其由四个核心构成要素:数据、算法、计算资源和制度设计；在这一框架下，政府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赵娟副教授结合数字技术与特定治理场景的理论与实践探讨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转型的议题，并提出运用多元治理思维，依托数据工具感知场景，是提升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效能的新型驱动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宋文佳将数字化国家能力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汲取、信息整合、协同治理，并从社会主体、府际关系与政企关系的角度探索其对于不同类型能力建设过程的影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冯向辉研究员指出，算法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逻辑为“数据+算法+模型”的技术逻辑。但算法参与公共治理实践时存在技术、法律、社会和伦理四重风险的可能性。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高奇琦教授提出，GPT技术的辅助可能会导致政治参与的通胀，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公民本身。通过激发积极公民，构建人机契约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下完成政治秩序的重构。（执笔：劳婕、刘玲斐、黄莹；定稿：郑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