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生产：在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
熊易寒
01
原创概念的收益与风险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原创概念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我们几乎可以说，不想发明概念的学者不是一个好学者。一个广为传播和使用的概念对学者而言是巨大的成就。然而，风险与利润总是对等的。学者们经常会为一个概念是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展开论争。小部分概念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而更多的概念则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湮没无闻，没有带来任何知识增量，也几乎没有任何他引，变成了一种“自嗨”。原创性、独特性的贡献总是稀缺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者都去发明概念，更不能期待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自创概念。
建构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诚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建构知识体系而刻意地扩大概念的生产。
在发明学术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秉持两个原则：一是节约原则。如果现有的学术概念可以解释所研究的现象，就尽可能不要去创造新概念。二是有效原则。新概念必须加深我们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一个新的认知工具。
概念的发明不应该是学术“大跃进”的产物，而应当是学术深耕的结果。概念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追问。
02
经验世界的概念化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徐勇认为：“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人们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建构具有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成为人类学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
概念是经验世界在理论世界的投影，但不是一种镜像意义上的投影。概念化就是经验/现象的抽象化，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过程。概念指向经验/现象的本质，为我们理解现象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
有学理价值的概念将经验世界简化、去神秘化，去芜存菁，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概念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洞见，一种独特的视角。譬如，差序格局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群己关系；议程设置让我们认识到权力关系中的隐秘压制；发展型国家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干预在特定情境下可以带来经济起飞。
概念是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纽带。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的概念就是为一个社会事实“定性”，界定其本质规定性。
在社会科学中，民主、权力、平等、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发展型国家、结构洞、嵌入性、内卷化等概念，本质上是不可见的。但这些概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和机理。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外来概念可以准确地描述中国的本土现象吗？当中国人说民主的时候，与西方人说的democracy是一回事吗？虽然中西方的民主概念都强调多数决，但西方的democracy更侧重竞争性选举等程序要件，强调民意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的民主更侧重民生等实质内容，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主的形式可以是选举也可以是协商。
西方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否可以指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呢？如果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出发，强调市民社会的组织性与独立性，会认为中国市民社会很弱，甚至没有市民社会。然而，笔者基于对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有一个“影子市民社会”（Shadow Civil Society）。其特征是：（1）组织化程度低，但却拥有一定的自主性。（2）独特的市民文化，而非西方语境下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在中文语境中，市民与公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市民有更强的私权利（Private Right）属性，而公民则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政治参与紧密相连。（3）特殊的官民关系（官方与民间），而非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
如果从影子市民社会的视角看，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色彩不那么强。如果说西方市民社会是“固态”（Solid）的，“鸡蛋与石头”的关系就是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隐喻；中国的影子市民社会则是“液态”（Liquid）的，国家与社会往往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子市民社会的情境性、可塑性很强，其私权利与公共性之间仅有一墙之隔：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私权利的关切很容易转化为公共行动，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就变成了政治形态的市民社会。
其次，本土现象必须用本土概念来描述吗？“单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单位该如何翻译？如果翻译成workplace或者work unit，显然不准确，中国的单位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或雇佣关系，而且带有很强的身份属性和情感依附。如果说workplace背后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单位背后则是一种“身份”秩序。用汉语拼音danwei来翻译单位，虽然是无奈之举，倒也保留了单位的原汁原味。类似的情况，还有“素质”，显然不是quality所能涵盖的，只能用suzhi。
03
社会事实的理论化
理论化就是对因果关系、因果机制的刻画。
理论与概念不能混同，人们经常误以为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理论。理论离不开概念，理论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譬如社会资本与民主绩效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资源诅咒与族群冲突的关系等。
理论通常包括以下要素：一是概念或变量。概念是对于社会现象的一种抽象化表达，变量通常是对于概念的可操作化，但也有一些概念类似于常量。二是假设或命题。假设是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表达，命题则表述了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三是机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如何发生的，自变量如何驱动了因变量的发生。四是边界条件。理论在多大范围内是有解释力的，也就是理论得以成立的约束条件。
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将自然科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分别称为“硬理论”和“软理论”。硬理论，譬如物理学理论，可以预测。伊瑟尔引用美国科学哲学家诺伍德·汉森的话：“物理学理论提供的是模式，数据只有在这些模式下才有可能被理解……理论不是从被观察到的现象拼凑而来；相反，有了理论，才使我们有可能将观察到的事物归结为某种特定的类型……理论将现象归入各种系统……一个理论就是试图寻找前提的一连串结论。从观察得到的现象属性中，物理学家分析推断出一个基本概念，而在这一概念中，这些特性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解释。”所有的理论都是通过框架的闭合而表现出可靠性，我们一旦发现法则并据此作出预测时，闭合就是完整的。软理论，譬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用于勾勒（Mapping）。软理论就是将观察得到的数据、从不同框架中抽取的因素“拼凑”起来，甚至是将各种假设结合起来，以便接近要被绘制的领域。软理论不受法则的控制，更不用说被迫去建立甚至发现这些法则——这与硬理论的程序形成对比。软理论是通过隐喻或引入“开放性概念”来寻求闭合的。
伊瑟尔敏锐地指出，隐喻是软理论的基本概念，法则则是硬理论的基本概念。法则必须加以应用，隐喻则激发联想。前者建立事实，而后者勾勒出模式。软理论的接受是通过一致性看法（学术界的共识），而不是通过检验。
与软理论相似，社会科学概念的接受与传播也是基于学术界的共识，必须在理论对话中完成自我的合法性确认。如斯科特在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中提出了“道义经济学”；费孝通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对比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等。
04
从概念、理论到知识体系
如果说概念是知识体系的砖瓦，那么理论就是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网络。概念、理论组成的“家族谱系”和“意义之网”就是知识体系。徐勇提出为“概念孤儿”寻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由于人们所接触到的事物是有限的，所获得的经验也是有限的，所创立的概念往往是个别的、零碎的、互不关联的。这类概念可以称为“概念孤儿”，即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孤立的概念。它不是由一个个概念相互联结形成的知识体系中的某一个概念，不是概念家族中的成员。独木难成林，这种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概念孤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受到相当限制，也难以经受学术竞争的冲击。
学术共同体不仅仅是学者组成的一个知识社群，而且是概念、理论组成的知识体系。由于我们共享了这些概念、理论、话语，形成了相似的治学理念和研究风格，所以我们才成为一个共同体。知识体系是一个具有若干核心概念和理论的系统，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成体系的概念建构。知识体系由一般性知识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构成，自主知识体系是知识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知识体系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中国学者既参与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又参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必然包含本土概念和外来概念，这些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知识财富。本土概念的建构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而是基于解释现实和发展理论的需要，是在既有概念力有不逮处生发出来的“边际创新”。郭忠华认为，本土标识性概念一方面区别于移植性概念，反映中国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区别于一般性概念（具有广泛标识能力的概念），标识中国主流价值和重大实践。这是本土概念的“中国特色”一面，但它还有“普遍知识”的一面。本土概念不以标新立异为目标，而是旨在丰富一般性知识体系，是基于本土现实回应普遍的理论诉求。
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嵌入世界知识网络，在跨国的知识交流中相互印证、相互检验、相互观照；还要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得到滋养和衍生；也要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用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来赢得外部世界的承认。
05
结论
概念是对社会事实的“再现”与“提纯”。概念的生命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事实的穿透力、概括力；二是对理论建构的支撑力。因此，概念也就构成了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天然桥梁。
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消费者主权”，而不是“生产者主权”。衡量一个概念是否成功，概念的消费比生产更为关键：概念的流通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概念未必是客观真理的呈现，但必然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刷新同行的认知，启迪读者的心智，让人豁然开朗。
必须承认的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体系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还是远远不够的。标识性概念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极其重要，如孙正聿所言，标识性概念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但形成标识性概念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既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心，又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心，在扎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进行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理论之问。
*转载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平台*
文献来源：《理论月刊》2024年第1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