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研究是否原创的三条标准

李连江 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1963年生于河北沧县，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1996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抚顺石油学院、南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著作包括《不发表就出局》《戏说统计》《戏说统计续编》《在学术界谋生存》和《学者的术与道》，译作包括弗洛姆《爱的艺术》和叔本华《人生智慧箴言》。

引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个课程一共六天，今天是第三天。我们从今天开始像进入了深水区，很多东西就不容易说清楚了。今天、明天、后天的内容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可以听明白。你们听不明白，可以断定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研究本来就是个说不清楚的过程。打个比方，我们都会走路、都会骑自行车，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我们是怎样学会走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研究是个创造过程，创造过程不可能井井有条。犹太教的创世，中国的创世，都指出创世是从混沌开始。今天要举些例子，是我经历过的，但经历没办法传达。每一代人都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年轻时不听中年人、老年人的建议，自己到了中年、老年，又努力想跟青年人讲人生经验。每一代人都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因为经历没办法传达。

我第一天讲的是审稿标准。审稿标准里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章要讨论一个重要课题。第二个标准是文章要有原创性。第三个是要写得清楚，一方面，逻辑上是个自洽的系统，不能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表达要清楚、易懂、明白，不能笨拙、晦涩、难懂。昨天第二讲我们重点谈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课题重要。归根结底就是两个标准，第一，它的现实意义是不是重要，这主要靠潜在的顾客，也就是政府、政治家来评价，第二，它的学术意义是不是重要，这主要靠同行、审稿人来评价。我们今天讲研究的原创性。

衡量研究是否原创，其实就看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很自豪、很自信地说：“这是我的东西。”说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样说，意味着你是全世界第一个想到这个问题、观察到这个现象的人。所谓原创研究，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对你来讲是新的就是新的了。我在南开大学读哲学的时候，有位师兄说他最关心一个观点学生是知识的消费者，学者是知识的生产者。但这个生产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者。他就很高兴，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已经说过了相同的观点。这是很有效的学习工具，但作为研究者，这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把他这种心态当成是从学生到学者的过渡阶段。学生和学者的区别在于，学生是知识的消费者，学者是知识的生产者。但这个生产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者。如果拿手机打比方，苹果做手机、三星做手机、小米做手机、华为做手机，我们也可以做手机，但这不是知识生产者。知识的生产者是在别人没生产手机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了做手机，在别人生产传统手机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了做智能手机。也就是说，知识生产者生产的是最新、最领先的东西，而且严格来说是世界上独一份的。

我们做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做出其他人没做过的东西。这又包括两个过程：第一步是你要想出自己从来没听说过、没想到过的东西，也就是要突破自己；第二步是你要确认你这个想法、这个观察其他的人没做过。这其实就是研究的全部过程。前面的过程可以算是原创，后面的是学问。原创实际上又有两个东西，我在其他一些场合也讲过。为了好玩，我们借用邓小平的话，说研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中心就是新。研究就是创造新知识、新见解、新概念、新理论。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实证材料，另一个是概念分析和理论建设。学问呢，就是说你想出来了以后，要去确认，或者说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新的、新在哪里。我们前两天提到的那位作者虽然做了非常好的实地调研，但是没做“学问”这一步，所以一篇很好的文章就没有得到机会在好刊物上发表。下面先来看原创的两个基本点。

基本点之一：经验事实

我在这里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是1990年到美国读政治学的，之前在南开大学读哲学，也教过哲学。去美国以后，上了三年课，就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开题时，我设计的是个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题目。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得很周全，比如说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在什么样的村子里选举会比较公平、公开，在什么样的村子里可能差一点。1993年我回老家调研，回去以后才知道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选举。我只好到有选举的地方去。当时河北赵县有个村的村民代表会制度很成功，我去了；之后我又去了正定，就是习近平主席当年当县委书记的地方，因为当时正定南楼村的村民代表会制度也比较有名。去了之后当然有收获，所以我后来也做了点村委会选举的研究。举个例子，在正定县的凌透村，我听到一句话，我后来做研究时当标本用。凌透村的村主任说，他们这些村干部要当官靠的是“地线”，乡里的干部要当官靠的是“天线”。如果他们这些村干部想当官，老百姓不投他们的票，那他们这个官就当不成。这是非常朴素的话。我当时没做笔记，也没录音，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当时说这话的神情、他的语气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在农村跑的时候，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农民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现在回头想，可能90年代初的社教运动给很多农民释放了一个误导性的政治信号。我们知道1963年有个“四清”运动，正式名称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最后变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90年代初农村搞的这个新社教运动引发了一次农民上访高潮。农民上访告状主要针对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有的告他们贪污，有的说他们没能力治理村子。

我回到美国以后，跟欧博文老师汇报了农村选举和上访告状的情况。他对上访很感兴趣。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把上访翻译成英文。查《汉英字典》，知道叫lodging complaints，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投诉，就是你对某件事情不满，把这个不满向某个部门登记、表达。我当时跟欧博文老师说，这不是简单的投诉，农民针对书记或村长上访告状实际上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农村是一个非常讲究面子的社会，农民世世代代住在一起，很难迁徙，农民之间是不能轻易撕破脸的，一旦结了冤仇会一代代传下去，这个成本非常高。所以，在农村社会里，大家会尽最大努力保持和谐，不撕破面子。而且，在中国文化里，一旦涉及告官，就感觉是势不两立的关系了。那么上访告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在里头。

欧博文老师注意到，当时还没人系统研究过农民上访。90年代也有人研究中国农村，但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人民公社时期粮食的分配，最有名的就是戴慕珍（Jean Oi）老师的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村政府的政治经济学》）。也有些学者研究农民在政治运动中激进的那一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是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崔大伟老师写的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中国的农村激进主义》），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四清”、土改时候的农村政治。另外有一些学者是做人类学的，他们关心1949年以后村一级政治权力的运作。比如傅礼门（Edward Friedman）和合作者写的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中国的村庄与社会主义国家》），写的是河北的五公村，就是耿长锁那个村子。他们去过这个村子十几次，每次都逗留不短的时间，做得非常扎实，主要讲村里的各个头面人物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有一本书叫Chen Village （《陈村》），作者是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主要靠在香港访问七八十年代从广东偷渡过去的一些人。有个村子可能因为离香港比较近，跑过去的人特别多。他们根据这些访谈，深入分析以后组合出一个陈村的故事。我列举这些研究，是想说明一点，一个课题的重要性和新颖性，在学术界已经有些经历的人比较容易判断。如果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研究，就没法判断农民上访是不是个新的现象。

欧博文老师确定了上访对西方的中国研究来说是个新课题。我更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的现实重要性是什么呢？我当时比较关心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关心这个问题就会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我们分析中国农民的政治行动、政治行为时往往会陷入两分法，认为农民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好像缺乏一个中间状态，农民好像没给当权者预警，告诉当权者他们很不满意，对当权者发声。大家都知道Albert Hirschman(艾伯特·赫希曼)有本名著叫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个人在一个组织里无非三种选择，一是效忠，二是脱离，三是发声，就是表达自己的不满。如果农民只在逆来顺受和揭竿而起两个极端跳跃，那就要么听不到他发声，等听到他发声就太晚了。当时民政部有位官员跟我说，研究农民、研究农村要注意这个现象，要在农民没采取极端行动之前，想办法知道他们的心声。上访就是发声。

我当时知道一个非常详细的上访故事。为什么能知道这么详细呢？这跟昨天说的比较优势有关。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村，而且我家里就有人积极参与。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哥哥坚决反对上访，一个哥哥积极参与、深度参与。所以这两方面的情况我都了解。这个村子里其他参与的人，以及那个被上访的支书，我也都认识，我还到支书家里去跟他聊了这个事情。

我调研结束回到学校，跟欧博文老师讲我的见闻。他问我上访是怎么开始的，我就告诉他怎么开始的。然后他问，后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为什么那个人那样，为什么他们采取了这个行动，不采取那个行动。这些问题我都有答案，但是我提不出来这些问题。后面会讲到，写文章时一定要有读者意识，这也是我们最难过的一关。我们去观察周围的事情，观察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生活的时候，很容易把很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用英文讲就是take it for granted。而欧博文老师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根据的是他对中国研究现有文献的了解，以及他作为一个美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的了解。也就是说，他是根据他在美国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对政治过程、政治权利、政治权力运作的了解，来看中国政治的。他问，我答，可是有时候我说了半天他也听不懂，这不完全是因为我英文不好。我1990年离开南开大学时在学校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就是因为我英语比较好。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当年韩素音女士到南开大学开讲座，外语系的老师没人愿意当翻译，主要是听说老太太对翻译很挑剔，最后课堂翻译是我做的。后来听说韩女士对母国光校长赞扬我翻译得不错。所以，我觉得以我1990年的英语水平，如果一个事情我明白，我是可以讲清楚的，对方也应该听明白。如果我讲不清楚，或者说我自认为讲清楚了，但对方就是听不懂，那一定是有点很奇特的地方。这个奇特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新东西。

欧博文老师和我这个一问一答的过程，最后成果就是我们1995年发表在《中国季刊》上的那篇文章。现在看这篇文章，你可能会觉得：这也算学术？这也叫学术研究？这个质疑是完全正当的。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各位，这篇文章如果是现在写出来，在任何一个英文刊物里都没机会发表。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新”，就体现在你是第一个。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第一个呢？首先，你要了解一个新的情况，其次，你要确认这个情况是别人没说过的。这就是研究的过程。但对当时的我来讲，这是个不自觉的过程。我现在告诉各位这个过程，是希望你们在脑子里有个印象，知道原来这就是研究。

研究的这个基本点，用中山大学马骏老师的话说，就是学者手里的那团泥巴。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之一是胶泥，就是红土。从地里挖出来的胶泥是一瓣一瓣的，下雨后有黏度，干了以后非常硬。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说，河南息县的泥土有个特点，叫做“雨天一包脓，晴天一片铜”。这就是胶泥的特点，一下雨就松散了，一团烂泥，陷进去拔不出来，但是天晴以后，干了以后，胶泥又变得非常硬，跟铜一样，敲都敲不动。这团泥你从地里挖出来以后还不是你的，要把它变成属于你的、可以玩的泥，还得去摔。摔胶泥很有技术，摔的时候要兑水，摔的力度要合适，时间要够长。那摔到什么程度算是摔好了呢？用我那些小伙伴的行话说，摔好了就是摔熟了。胶泥的生熟是个变量，所有变量都可以测量，怎么测量是否摔熟了呢？就是揪一根头发，用头发从泥上割下很小一块儿，看这一小块儿泥能不能挂在头发上。割不下来就是太硬了，挂不住就是太软了。不软不硬正好能割下来挂在头发上，就是摔熟了。

马骏老师这个比方打得非常好。在座的各位都是独立的学者了，那么你们手里有没有一团属于自己的泥巴呢？所谓自己的泥巴，就是说这团泥是你自己摔出来的，你给其他人玩，他们也玩不好，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去玩。而且，如果你能把这团泥讲清楚，某个研究领域你就是最先到达的人了。欧博文老师和我1995年发在《中国季刊》的那篇文章就是一团泥，只不过这团泥是我们两个人把它摔熟了、摔好了。

基本点之二：概念分析

我说把这团泥摔熟了，意思就是我们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基本讲清了。事情是怎样开始的？书记究竟做了什么不得人心的事？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是怎么被别人掌握的？怎样泄露出去的？镇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同农民的反应是什么？这个过程我们基本上搞清楚了。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能把这团泥做成什么？这就是第二步，就是说，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现象。我和欧博文老师的第二篇论文，1996年发在Modern China（《近代中国》）上的那篇，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们还是拿泥打比方。我小时跟伙伴们玩泥，有两个玩法。一个是使用泥刻子，这是南方的说法，我老家沧县话叫“模儿”，就是模具的意思。模儿是个圆圆的、扁扁的东西，也是胶泥做的，不过烧成了砖。它有一个凹面的图像，是个刻子。揪一块儿泥，团好，压平，弄成个包子皮儿似的一片儿，小心扣在模儿上，适度用力压实，轻轻揭开，就得到一个带凸面图案的产品，我们也叫模儿。如果大家在北方农村长大，肯定记得春节的时候家里会做很多带花的面食，做出这些花纹来是要用模具的。这个玩法，我们有现成的模具，然后用这个模子做出一个产品。把这个过程放到学术研究这个语境，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用现有的概念体系、现有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它。这是新的研究，也有技术成分，比如说，你是否选对概念，应用是否恰当，分析是否严密，都影响你的研究成果的质量。

另一种更有创造性的玩法就是做雕塑，做一个没有现成模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用手里这团泥雕塑出一匹马，这匹马不在这团泥里，那么这匹马是哪里来的？是靠我们的手做出来的，但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创造出来的。换个比方，我们好比是做动物学研究的，我们看到了一只熊猫。最早发现熊猫的是个法国传教士。为什么这个传教士能在四川雅安发现熊猫，而在那里世世代代居住的雅安人民发现不了熊猫呢？对雅安人民来说，熊猫就是一种常见的动物，那个法国传教士是有动物学训练的，他掌握了动物分类的概念框架。所以当他看到熊猫，就知道机会来了，他看到了一个在欧洲动物学分类里没有的东西。

如果我们做研究时有足够好的运气，在政治现象、社会现象、经济现象里看到了一只大熊猫，那下面的功夫就是准确界定这个现象。我和欧博文老师在九四、九五年观察到了农民集体上访这个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现有的概念来分析它呢？我最先想到的概念是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但农民上访肯定不是参与，因为政治参与讲的是制度化的东西，比如说去开会、去投票。参与的对面是抵抗（resistance）。上访告状是不是抵抗呢？也不是。英文里的resistance是一个两元对立的概念，比如翻译抗日战争的那个“抗”，就是resistance。欧博文老师知道社会学里有个社会运动理论。那么能不能把上访告状称为社会运动呢？也不行。因为社会运动有几个标志性的东西，上访告状都不具备。顺便提一下，欧博文老师和我的研究现在被归到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类别里。可能我是国内最早翻译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词的人之一。于建嵘老师问我这个词怎么翻译比较好，我说先翻译成“抗争政治”吧。后来裴宜理老师说把contentious politics翻译成“抗争政治”是误导，很对，因为contentious确实没有你死我活的意思，但“抗争”在中文里有零和游戏的意味。

我讲这些事情，是想说明一个事实，1995年欧博文老师和我开始分析农民上访的时候，我们并不熟悉社会运动的文献，Charles Tilly他们做的抗争政治研究我们刚开始学习。我们唯一比较清楚的相关研究就是James Scott的东西。欧博文老师是耶鲁的博士，在James Scott家里帮过忙。James Scott说耶鲁大学给他的工资太低了，不够他过日子，必须靠养羊捞点外快。当牧羊人可不是小事，有很多体力活。欧博文老师读书时就到他家去帮过忙，帮他清理羊粪，知道James Scott的研究里有一个概念叫日常形式的抵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那能不能用这个概念呢？不合适。根据James Scott的定义，日常形式的抵抗有下面几个特点：第一，日常形式的抵抗基本上都是个人在做，但中国农民的上访在90年代主要是集体上访；第二，日常形式的抵抗多数情况下是暗中做的、悄悄的，但上访告状是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把事情搞得越大越好。农民集体上访往往非常有戏剧性。比如说，在村里找几辆拖拉机，开起来声音很响。每辆拖拉机后面有个后斗，上面坐上若干人，打上红旗，敲锣打鼓，一路喊口号，浩浩荡荡地就开往县政府了。这样的农民集体上访跟日常形式的抵抗挂不上任何钩。另外，日常形式的抵抗背后的诉求是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这是James Scott提出的另一个概念，就是说，经济生产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有伦理、有道德考量，就是要让大家都能活下来。农民上访告状显然也不是因为道义经济受到了破坏。

所以，当时我和欧博文老师在分析农民集体上访是什么政治现象时很费心思。它不是参与，不是抗争，不是日常形式的抵抗，也不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我记得当时我跟社会学系的一个博士生讲到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日常形式的抵抗吗？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不是。他说这不就是公民抗命吗？我说也不是。所谓公民抗命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个法律不成立、是恶法，我就不遵守，你可以把我投到牢里去，但是我仍然不认同你、不认同这个法律。农民上访告状显然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农民在论证自己诉求合理合法时，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当时农村出现了一些法律专业户、政策专业户。这些人专门到新华书店买那些已经公布的法律文本和政策解释，他们也自己订报看。这样，他们可以根据自己了解的法律知识监督村干部的一举一动。发现不对的地方就在门后面记下来。我们过去在阶级斗争年代常说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记“变天账”，这些农民不是在记“变天账”，而是记“运动帐”。毛泽东时代每几年就来一次运动，这在农民心目中制造了一种期待。就是说，你们这些干部现在很猖狂，但是你等着，哪天运动来了，我就可以把记在门背后的这些东西拿出来说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书记把村里的变压器搬到自己家里去了，或者把村里的一个什么财产变卖了。这些，跟日常形式的抵抗、跟公民抗命都是对不上号的。

我那段时间感到很困惑，也觉得自己很笨，明明看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说不明白。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这样的体会。上访无疑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行动，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农民之间撕破脸就是大事了，当农民针对书记、针对村长上访告状时，肯定有抵抗的成分。但又不是全面的抵抗。这跟农村里所谓的钉子户是不一样的。钉子户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中央也不放在眼里，省也不放在眼里。当时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句口号叫作“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钉子户在税费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就是“顶住国家的，扛住集体的，都是自己的”。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

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呢？90年代在河北很多地方，农村工作有“三大难”。第一是计划生育，第二是收费收税，第三是殡葬改革。那时候农村干群关系很紧张，有的干部说他们天天被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说他们要钱、要粮、要命，是“三要干部”。还有更形象的说法，叫做“刮孩子”、“要票子”、“烧老子”。当时农民上访告状，针对的主要是这些事情。他们针对的不是皇粮，而是农村的费。农民有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叫做“皇粮”。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皇帝的，农民种的是皇帝的地，皇帝要粮当然得给。农民自己就讲，皇粮国税不可抗拒。他们反抗的是农村的费，农村的费也不是一概反对，他要知道凭什么要交这个钱，这个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上访农民是在使用法律、用政策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的语境里，法律也好、政策也好，都叫“法”。农民上访告状的主要诉求就是：只要是国家的法律、中央的政策要求的，那么我就服从；但如果是地方官制定的土政策，那就要讲清楚，如果我认同，那我就听，如果讲不清楚，不符合国家的法律、中央的政策，我就不听。我觉得这就是农民集体上访的本质。

那么怎样称呼这个现象呢？我想到大学学党史的时候，老师提到过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的斗争策略叫做“合法斗争”。就是说斗而不破，虽然跟执政的国民党有对抗的一面，但具体的行动都是根据当时中华民国的法律来做。那么农民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合法斗争呢？我觉得很像。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个简单的汇报给欧博文老师。我说也许可以把集体上访叫做legal struggle，或者叫做legal resistance。一方面，它确实有对抗性，因为农民面对村干部，以及保护村干部的乡政府、县政府的时候，是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农民的对抗是有根据的、有根基的、有底气的。这个底气建立在他们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上，建立在对制定政策和法律的中央领导、中央政府的认同上。不是简单的认同，是真的很有信心，否则上访就是另一个现象了。当年东德那些政治反对派在反对东德共产党政府时，主要策略就是要求东德共产党严格按东德宪法办事，但那是一种斗争策略。

我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现象叫做legal struggle或者legal resistance？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欧博文老师的反应。我去找他，他不在办公室，我把报告放在他办公桌上就回家了。他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不在家，他留了言。我现在都记得他当时留言那个声音，非常兴奋，“这是一个突破（This is a breakthrough）”，最后他说bravo！他很兴奋，是因为我们不光看到了一只大熊猫，而且我们已经接近于界定这只大熊猫到底属于哪个种哪个科，或者说处于哪两个种之间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有了一团泥，还发现了属于这团泥的形象。如果我拔高自己，我可以说这是个概念化过程，听起来很玄乎。其实没什么，无非是当时想不出一个词来，挖空心思琢磨，很难说清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最有意思的是，我自己想通了，再读收集到的中文资料，发现民政部汤晋苏、王建军两位先生在一篇报告中引用了农民一句话：“你们不听中央的，我们就不听你们的。”他们引述的湖北省钟祥县委书记王宗儒先生一篇调查报告。王书记把这种现象叫作“以法抗法”，意思是用中央的大法抗地方的小法，用法律和政策对抗“土政策”。我没想明白之前，看过汤晋苏、王建军两位的报告，觉得这段话很有趣。我自己想明白后，再读他们文章时发现这段话跟我的想法很相似，应该是受了它启发，但是我在思考时没明确意识到这段话，至少我不记得受到了这段话启发。这是个有趣的心理现象。我能记得这个细节，原因是我再读汤王二位的文章，看到王书记这个分析，觉得自己真笨。我辛辛苦苦找的答案，王书记早就提供了。我看的时候没恍然大悟，好容易想明白了才看懂他的分析。

但是，一开始的兴奋过了以后，下面的事情就更困难了。这有点像钻一个很长的山洞，钻的过程中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出口，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反正就是一直往前走，很长时间都是在黑暗中。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高瞻远瞩，老早就告诉我们，那边是可以走出来的。当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欧博文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可能是他觉得我们终于看到亮光了，前面有出口了。但是要爬出去仍然很困难。真去分析这个概念，立刻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用legal还是lawful。在中文里这两个词都是合法的意思，但在英文里不是一回事：legal是非常严格的、非常狭义的概念，一定要跟法庭有关系；lawful没那么严格。那到底是用legal还是lawful呢？在中文语境下面，反正都是“合法斗争”，不需要细究，但是在英文里就不行。而且，不管是用legal还是lawful，都假定这是一个高度程序化的过程。可是农民集体上访往往是不在乎程序的，上访的重要策略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也就是说，上级政府最怕什么，上访者就做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农民会开一队拖拉机、敲锣打鼓、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现实当中可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他们的路线都是有选择的，一定要走闹市，哪里人多就到哪里去，就是要造成众人围观、交通堵塞的效果。到了县政府以后呢，也不是就到此为止了，一定把大门堵上。而且集体上访的人排列队伍时，队形是有讲究的，妇女、儿童、老人往往在第一排，在最外围。再比如，去的时间长了总得要吃饭睡觉吧，所以把铺盖、炊具、粮食都带齐，驻扎在县政府门口，意思是不解决问题就不走。还有大白天上访，手里提着灯笼，意思是暗无天日。这些都跟所谓的法律行动（legal action）不搭界。后来欧博文老师指出，我说的“法”，与英语的law不是一个概念，很多时候指的是政策，可以把集体上访叫做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后面我会讲到，做定性研究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否则很难做出学术界认可的东西。欧老师利用了汉语和英语共有的模糊性，把这个现象称为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是抗争，怎么可能以政策为依据呢？如果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怎么可能是抗争呢？这个词就成为我们两个人学术合作的核心观点，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核心观点。

说了半天，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个提醒：定性研究首先是要看到一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当年看到的就是上访告状。下一步，我们把这个事情叫做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做概念界定的时候，要区分什么是参与，什么是抵抗，以及这个中间的灰色地带，这个所谓非鸟非鱼（neither fish nor fowl）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和欧博文老师1996年写的文章就开始进行类型分析。当然这个是以我为主做的，因为新说法是我先提出来的，而且我准备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另外，我们一讲到类型学（typology），就会想到韦伯（Max Weber）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个时候我的哲学训练起了点作用。我跟欧博文老师说，理想类型是做类型分析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理想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分析类型，类似于演绎；但做经验研究时还有经验类型（empirical type），就是我们看到了某个事情，并把它总结成一个类型，类似于归纳。经验类型不必是完美的，逻辑上不必涵盖一切现象，但它可以提供一个考虑问题的角度。

这是给上访告状尤其是集体上访命名的过程，结果就是1996年在《近代中国》发表的文章。文章投出后，好几个月没消息，欧博文老师就给主编写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主编告诉我们，一位审稿人已经完成了评审，另一位审稿人一直没回信，但是收到的这份评审意见非常正面，所以他决定接受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提出中国农村有三类农民。一类是“顺民”。比如我有个高中老同学对村干部有很多抱怨。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上级反映呢？他说：关我什么事？后面一句话很经典：国民党回来了我也每天吃三顿饭。另一类是“钉子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顶住国家的、扛住集体的、全是自己的”的人。还有一类叫作“刁民”。“刁民”这个词我当时查过字典，当时的《新华字典》、《辞海》、《辞源》里都没收录这个词。但“刁民”是汉语里一个活的词汇。在戏剧里，县官大人会惊堂木一拍，说“大胆刁民”如何如何。这里的“大胆刁民”就是一方面胆子大，一方面很“刁”。“刁”就是不容易对付的意思。农村里那些上访领袖、农民领袖、农民英雄，非常接近传统社会的刁民。1994年夏天，我和欧博文老师到山东招远去做实地研究。民政局的局长谈得高兴了，开始跟我们讲他怎么处理农民上访，就提到“刁民”这个概念。山东省社科院的王振海研究员在场，他说“刁民”这个词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贬义的，一种是褒义的，农村的干部说某个人是刁民，往往是因为这个人懂政策、懂法律，不好对付。我们1996年这篇文章除了讲了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这个概念以外，重点讲的就是顺民、刁民、钉子户这三类农民。

文章发表之后，欧博文老师认为，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毕竟还是一个跟中国密不可分的概念。我们做研究是从分析一个具体的事情，到分析一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再下一步是把它当成人类政治生活、政治现象的一类。这就相当于哲学里说的，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串三段论，个体、殊相、共相是关键的一串。我觉得这种辩证思维对我们现在做研究仍然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是从个别现象入手，这个别现象一定是你最先在一个特定地区注意到，下一步你要看看这个现象是不是仅限于这个地区，如果在全国各地都有，就从个体（individuals）进入到了殊相（particulars）。但进入到这个层次以后仍然不够，下一步要说这个中国特有的现象也是人类政治生活里共有的现象，也就是从殊相进入到共相（universals）。有些学者抱怨，自己明明做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但被拒稿了。其实期刊不要这样的文章的原因往往很简单：你认为自己在做一个案例（a case），但别人不知道你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案例（a case of what）。我们作为中国人，肯定比外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但为什么外国人写的文章能够发表，我们写的文章英文刊物就不要呢？这是因为国外学者做案例研究的时候，总是在回答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案例，而我们往往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殊相到共相这个层级的工作，1996年我没能力做。这是要根据中国的经验事实提炼一个能够跟政治学里已有的概念体系匹配起来的说法。我做不了这个工作。一方面，我以前学哲学，做政治学研究是半路出家。更重要的是我在读西方学术文献时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文献背后的文化底蕴。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去跟西方的理论文献对话，你永远没办法让人家觉得你是个合适的谈话对手。这就好比很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好，他们去找干部、找工人、找农民做访谈，也都能彼此听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透彻了解中国。2011年我在德国遇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学者，叫顾克礼（Christian Gbel）。他有次跟干部访谈时，中途进来了一位官员，有人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大家都笑了，但顾克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他说要读读《三国演义》，补补文化课。我们在跟西方理论文献对话时也面临类似的障碍。这一关是很难过的，我到现在仍然觉得过不了这一关。所以，1996年欧博文老师要写另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只给他当助手，他写出一段，我们就讨论一番。他写文章一般不列提纲，那一次破例用一张八开纸列了很详细的提纲。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改成了rightful resistance。说实话，一开始，rightful resistance这个说法我看都看不太懂，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出来。但是rightful resistance在英文里是个非常巧妙的说法，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前面rightful让人联想到right和rights，后面又有resistance，这是个非常典型的oxymoron（语词矛盾）。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World Politics（《世界政治》）上，就是我昨天说的，定稿是第102稿的那篇文章。文章被接受后，欧老师问我要不要署名，我说不要署名。我对文章有贡献，但是如果我署名，就有点过头儿了。

做到这一步，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没有，还差得很远。有的人说“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是个概念，我觉得它只是个说法而已，当然是个比较巧的说法。学术上要建立一个概念不是件容易事。就好比有个庞大的机器在美国和欧洲都平稳运转，拿到中国以后突然运转不良了，哪个地方卡住了。这时，我们要研究这台机器是不是少了点东西。做政治学研究，概念体系就是这台机器，我们要先证明它少了点东西，然后我们贡献一个新的东西，装上这个新的东西以后，这台机器在中国运转良好了，搬回美国仍然运转良好，还发现美国其实有与中国相似的东西。它原来在美国平稳运转，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注意到这些它处理不了的东西，毕竟平稳运转不是完美运转，不是能够解释所有重要现象。欧博文老师在World Politics那篇论文里开始了这个匹配过程，但把一个口头词汇（colloquial term）变成聪明的隐喻（smart metaphor），再把隐喻变成一个接近概念的东西，非常困难。我们两人合作，花了十年时间，等到2006年我们合写的书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出版，我才觉得这个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界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是我的极限了。后来欧老师写文章回应对这个概念的批评，我就请他自己写，我偷懒不干了。

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我已经很有信心我们抓到的是一条真鱼。2004年我到福建厦门去，有个老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农民领袖。这位农民领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高兴的话。他说：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违法的，我们是依法抗争。我对rightful resistance的中文翻译就是“依法抗争”。对我来说，那一刻就像一个学习禅法的学人，终于听到禅师说：“你悟了”，得到了禅师的印可。我觉得，我对农民的研究终于得到了农民的认可，这对我来说最有价值。

当然，我刚才讲的都是回忆。钱钟书先生说过，回忆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刚才讲的东西，有多少是无意中加工过的，有多少是合理化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各位要小心，不能完全当真。我想要强调的是，这绝对不是什么成功故事。我在走第一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面做什么，走第二步的时候也不知道第三步做什么。这里有很多机缘，很多外来刺激，当然也有很多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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