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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什么是网络民族志?
发布时间:2024-06-14     来源:《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作者:罗伯特·V.库兹奈特

什么是网络民族志?

罗伯特·V.库兹奈特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过程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彼此配合以阐释社会科学中的新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合作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尚未明朗,令人困惑。本章试图深入地研究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关系,之后为两者的合作提供一个简单而灵活的指南。

究竟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人类学方法,且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市场和消费者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许多其他领域里广泛使用,这一术语既是指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操作行为,也是指基于这种研究的描述。迪克·霍布斯(DickHobbs)提出民族志的定义如下:

一种方法的混合物,基于这样的假设:带着问题的个人参与是理解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环境的关键。参与观察是该混合物中最常见的成分,但是访谈、对话和话语分析、档案分析、影片和照片也是民族志学者技能的重要组成。描述是民族志的核心,无论这种描述如何被建构,都是从日常视角探求群组成员社会生活的深刻意义(2006:101)。

民族志的普及可能源于它的开放特征,以及研究发现的丰富内容。民族志的灵活性使其在一个多世纪里被广泛使用,用来描述和理解几乎所有的种族、国籍、宗教、文化和年龄的人群行为。优秀的民族志甚至被用来分析非人类的“部落”,如大猩猩、黑猩猩、海豚和狼。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民族志学者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角色,特别是反思研究者的身份。这是因为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敏锐度,此即为工具”--该词是消费人类学家约翰·谢瑞(JohnSherry,1991:572)所提出的。好的民族志是好的民族志研究者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民族志项目的本质,它的技术和方法,如同它对微妙的、隐喻的、理解的、解释的需求一样,都清晰地表现研究者的修辞水平。尽管民族志与案例研究紧密联系,民族志也像案例研究一样,基于综合的、可比较的系列知识,但是民族志个案往往不能用来提供一般性的结论。民族志扎根于环境之中,浸润和充满着特定而具体的区域性知识。

因此民族志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的实践。它与其他很多种方法相互连接在一起。我们给这些方法其他的称谓:访谈、话语分析、文献分析、符号学、视频制作。这些方法之所以有其他称谓,是因为它们与整体操作的民族志不同,需要新的称谓。它们要求特别的、新的训练尽管它们与参与和观察社区和文化相关,但是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用特殊方法搜集资料,被经过协商的具体标准所影响。

因此,任何已有的民族志都综合了多种方法--它们在一个术语之下,但各有名称,如创新访谈、话语分析、视觉分析和观察。锡尔西等人(Sirsi etal.,1996)在关于天然食品市场的民族志之后,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并输人因果关系模型中。霍华德(Howard2002)提供“网络一民族志”(networkethnography)的案例,实践地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民族志。因为需要适应环境的微妙差异,所以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志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民族志本身就要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的方法需要持续地调整,以适应特定的田野,包括学术、研究问题、研究地点、时间、研究者偏好、技术集合、方法创新和文化群体。

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因此,几乎所有的民族志都会从参与观察自然地和有机地扩展到其他元素,诸如访谈、描述统计、搜集档案资料、扩展的历史案例分析、摄像、投射技术(如拼贴、符号分析)和一系列其他技术,因此这一方法如今可以扩展并包含网络民族志。

那么,在民族志的方法论一章中罗列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以及访谈、摄像和网络民族志是件正常的事。在这一情况下,使用网络民族志这一术语,表明研究者尝试承认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在文化成员生活中的重要性;搜集数据的策略中对文化理解的线上和线下多种来源进行三角测量法;并承认,网络民族志像访谈和符号学一样,有一套独特的实践和程序,使得它跟传统面对面的民族志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会在本章随后的内容里详述的那样,执行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研究不该被泾渭分明地区分开。在整个项目中,术语的使用和网络民族志方法不仅表明线上成分的存在,而且显示其重要性。它意味着在线上社区或文化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也成为线上社区或文化的一部分。

把网络民族志看作超越民族志的独特方法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向研究的各类参与者指出——这些参与者包括:核准其伦理的人、赞助和资助的人、支持的人、参与的人、阅读的人、审核的人、读者——该类特定的研究遵从一系列专门的、明确的、共同的方法论程序和协议这些程序和协议由学术共同体所核准。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本质上具有灵活性。然而,同样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以合法性为目标,并通过重视分享和详述严格的研究实践来获得学术界的信任。鉴于所有这些差别、变化和情境,我们不禁怀疑,民族志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参与和观察的方法组合是民族志行动的核心。做民族志研究意味着与成员一起浸人式的、长期地参与到文化或社区中,之后通过对社会世界的深度的、细节的、微妙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描和解释,尝试理解和传递他们的现实,这个世界对参与者来说耳熟能详,但对外来者来说却很陌生。

为了参与这项事业,民族志学者开发出一系列普遍的方案和步骤,有助于调整(但并非决定)他们的方法。民族志学者在进入一个文化或社区进行田野工作时会面临相似的问题。首先,他们需要设计研究,规划田野工作。他们必须扩展、发现和进人文化或社区的田野--民族志的这一部分叫作进入。当处于田野之中时,他们必须搜集关于文化和社区的资料。这些资料要求前后一致的分析和解释。在方法和田野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民族志学者需要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标准和流程。最后,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向科学(或其他的)共同体展示研究的最后产品,在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即是展示社区或文化本身。

因此网络民族志遵从民族志的以上六个步骤:研究计划、进入、搜集资料、解释、确认伦理标准和研究展示。图4.1提供了一个流程示意图。相比于实际操作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图表显然描述了一个更加整洁和整齐的过程。然而,在我们描述这些过程之前,需要强调两点。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及如何结合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前者使用在现场或面对面的文化互动中收集的信息,而后者则从线上互动中搜集信息。第二,我们需要理解线上社会环境的差别,以恰当地指导民族志技术的使用。这些问题是接下来两节的主题。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过程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彼此配合以阐释社会科学中的新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合作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尚未明朗,令人困惑。本章试图深入地研究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关系,之后为两者的合作提供一个简单而灵活的指南。

究竟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人类学方法,且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市场和消费者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许多其他领域里广泛使用,这一术语既是指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操作行为,也是指基于这种研究的描述。迪克·霍布斯(DickHobbs)提出民族志的定义如下:

一种方法的混合物,基于这样的假设:带着问题的个人参与是理解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环境的关键。参与观察是该混合物中最常见的成分,但是访谈、对话和话语分析、档案分析、影片和照片也是民族志学者技能的重要组成。描述是民族志的核心,无论这种描述如何被建构,都是从日常视角探求群组成员社会生活的深刻意义(2006:101)。

民族志的普及可能源于它的开放特征,以及研究发现的丰富内容。民族志的灵活性使其在一个多世纪里被广泛使用,用来描述和理解几乎所有的种族、国籍、宗教、文化和年龄的人群行为。优秀的民族志甚至被用来分析非人类的“部落”,如大猩猩、黑猩猩、海豚和狼。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民族志学者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角色,特别是反思研究者的身份。这是因为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敏锐度,此即为工具”--该词是消费人类学家约翰·谢瑞(JohnSherry,1991:572)所提出的。好的民族志是好的民族志研究者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民族志项目的本质,它的技术和方法,如同它对微妙的、隐喻的、理解的、解释的需求一样,都清晰地表现研究者的修辞水平。尽管民族志与案例研究紧密联系,民族志也像案例研究一样,基于综合的、可比较的系列知识,但是民族志个案往往不能用来提供一般性的结论。民族志扎根于环境之中,浸润和充满着特定而具体的区域性知识。

因此民族志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的实践。它与其他很多种方法相互连接在一起。我们给这些方法其他的称谓:访谈、话语分析、文献分析、符号学、视频制作。这些方法之所以有其他称谓,是因为它们与整体操作的民族志不同,需要新的称谓。它们要求特别的、新的训练尽管它们与参与和观察社区和文化相关,但是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用特殊方法搜集资料,被经过协商的具体标准所影响。

因此,任何已有的民族志都综合了多种方法--它们在一个术语之下,但各有名称,如创新访谈、话语分析、视觉分析和观察。锡尔西等人(Sirsi etal.,1996)在关于天然食品市场的民族志之后,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并输人因果关系模型中。霍华德(Howard2002)提供“网络一民族志”(networkethnography)的案例,实践地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民族志。因为需要适应环境的微妙差异,所以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志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民族志本身就要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的方法需要持续地调整,以适应特定的田野,包括学术、研究问题、研究地点、时间、研究者偏好、技术集合、方法创新和文化群体。

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因此,几乎所有的民族志都会从参与观察自然地和有机地扩展到其他元素,诸如访谈、描述统计、搜集档案资料、扩展的历史案例分析、摄像、投射技术(如拼贴、符号分析)和一系列其他技术,因此这一方法如今可以扩展并包含网络民族志。

那么,在民族志的方法论一章中罗列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以及访谈、摄像和网络民族志是件正常的事。在这一情况下,使用网络民族志这一术语,表明研究者尝试承认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在文化成员生活中的重要性;搜集数据的策略中对文化理解的线上和线下多种来源进行三角测量法;并承认,网络民族志像访谈和符号学一样,有一套独特的实践和程序,使得它跟传统面对面的民族志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会在本章随后的内容里详述的那样,执行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研究不该被泾渭分明地区分开。在整个项目中,术语的使用和网络民族志方法不仅表明线上成分的存在,而且显示其重要性。它意味着在线上社区或文化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也成为线上社区或文化的一部分。

把网络民族志看作超越民族志的独特方法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向研究的各类参与者指出——这些参与者包括:核准其伦理的人、赞助和资助的人、支持的人、参与的人、阅读的人、审核的人、读者——该类特定的研究遵从一系列专门的、明确的、共同的方法论程序和协议这些程序和协议由学术共同体所核准。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本质上具有灵活性。然而,同样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以合法性为目标,并通过重视分享和详述严格的研究实践来获得学术界的信任。鉴于所有这些差别、变化和情境,我们不禁怀疑,民族志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参与和观察的方法组合是民族志行动的核心。做民族志研究意味着与成员一起浸人式的、长期地参与到文化或社区中,之后通过对社会世界的深度的、细节的、微妙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描和解释,尝试理解和传递他们的现实,这个世界对参与者来说耳熟能详,但对外来者来说却很陌生。

为了参与这项事业,民族志学者开发出一系列普遍的方案和步骤,有助于调整(但并非决定)他们的方法。民族志学者在进入一个文化或社区进行田野工作时会面临相似的问题。首先,他们需要设计研究,规划田野工作。他们必须扩展、发现和进人文化或社区的田野--民族志的这一部分叫作进入。当处于田野之中时,他们必须搜集关于文化和社区的资料。这些资料要求前后一致的分析和解释。在方法和田野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民族志学者需要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标准和流程。最后,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向科学(或其他的)共同体展示研究的最后产品,在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即是展示社区或文化本身。

因此网络民族志遵从民族志的以上六个步骤:研究计划、进入、搜集资料、解释、确认伦理标准和研究展示。图4.1提供了一个流程示意图。相比于实际操作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图表显然描述了一个更加整洁和整齐的过程。然而,在我们描述这些过程之前,需要强调两点。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及如何结合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前者使用在现场或面对面的文化互动中收集的信息,而后者则从线上互动中搜集信息。第二,我们需要理解线上社会环境的差别,以恰当地指导民族志技术的使用。这些问题是接下来两节的主题

图4.2展示了对于融合或纯粹的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而言,线上和线下田野工作的比例权重。当然这些判断是微妙的。然而对线上社区的研究而言,网络民族志是更重要和核心的成分,而网络民族志在社区在线的研究中则更多是起到支持的作用。

这些区别有多普遍呢?或者换句话说,纯粹的网络民族志是否时日无多了?

也许是的。加西亚等人(Garciaetal.,2009)评价民族志方法对互联网意味着什么,论证线上和线下世界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无意义。原因是什么?在当今的社会中,这些类别已经变得彻底融合起来。他们指出“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者仍然坚持基于'线下’社会世界的研究”(Garciaetal.,2009:53)。然而,我们即将到达这样的阶段(抑或我们已经到达了),在这里我们需要参照、研究和理解线上社区和文化的资料,以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有效且深刻地理解“关于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和持久的问题”(Garciaetal.,2009:53)。这些问题包括:亚文化和微文化的特征、构造和混杂;认同构造的过程和要素;推动当今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和世界观;技术和媒体的影响;以及社会运动和社会活动的根源和变迁。这些学者甚至建议,关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民族志,“在定义田野或研究背景时,都应该包含技术中介的传播、行为或者制造物(如网站)”(Garciaetal..2009:57)。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观点,那么随着线上社区和文化逐渐渗透至全球社会,“融合的”网络民族志的价值在未来会愈加突出。这一观点指出,线上社区和技术中介不再是新的传播和社区形式,它们已经超越(或者很快要超越)社会的基本状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忽略这一现实的研究者将会发现他们的作品被超越、抛弃或被判定为无关紧要。作出这些重要的区分,仔细考虑背后的理由,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讨论如何开展网络民族志的工作。本章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框架,关于民族志研究者所面对的计算机中介的环境与面对面环境有何差别。一旦确定这些认识,我们将给出采用这些技术的指导体系。

计算机中介的田野工作的背景

赖斯和罗杰斯(Rice andRogers,1984:82)指出,新的线上环境提供这样的背景,“限制了传统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的应用……媒介的特征本身可能产生限制,也有新的机会”。因此,在线上环境中运用民族志技术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如果可以直接运用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了将面对面的民族志技术运用到线上环境中,有必要在开始的阶段区分面对面和计算机中介的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别。幸运的是,关于计算机的中介传播和线上社区具有超过十年的民族志和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它们可以指导我们的应用。仔细研读这类文献,我们可以分析出四类有意义的区别。第一,也许是最明显的一点,即变化。简单来说,变化指互动的特质发生改变--技术媒介负载互动,互动既被技术媒介的特殊属性和规则所制约,也被其解放。接下来是匿名性,这个被广泛分析的差异,在线上互动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第三个关键的差别是线上论坛的可及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参与者,已经变化的技术需要适应。最后是线上媒介使得对话和数据可以自动储存。我们将会反复回到这些差异特征,以发展和调整不同的网络民族志方法。因此,我们将从这四种差别的讨论中获益。

改变

对所谓的“技术中介”的线上互动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当然,技术中介的社会互动并没有内在的“不正常”的地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人造文化的分析师长期以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资料都以“中介的”沟通形式存在,如信件、公开记录、墓志铭、纸莎草卷上的符号、黏土板上的痕迹等。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互联网沟通的激进文本形式也并非全新。想想看,电话访谈也是技术中介的沟通,电视节目也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种形式。与文本的沟通和线上互动-样,一些信件和电话也受到模糊的匿名性及缺少实体所困扰。

历史告诉我们,由新技术所引领的新时代并非第一眼看上去那么具有革命性。正如施菲尔布施(Schivelbusch,1986:36)指出,引进铁路后,大多数人相信“铁路打败了空间和时间…然而]真正被打败的是传统的空间一时间连续体,这种传统的连续体只代表了旧的交通技术”。但是,正如铁路改变了人们对于某段时间内可能行走的距离的主观感知,网络化的计算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他们所能沟通的人、时间、方式、频率和原因。在很多方面,这一主观理解对于一个文化理解互联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在此之后才有对限制和解放话语的反思、意识和感知。

它们刚发生时,第一眼看来如此不自然,线上沟通开启了多种可能性,同时也剥夺了一些可能。宽带和技术的限制可能造成时间延迟的问题,可见于同步沟通的媒介中(如聊天窗口),特别是如果有很多人同时聊天时这个现象更明显。时间延迟同样可以在虚拟世界或游戏中出现,可能引起按键的组合,以通过化身巧妙地传递肢体语言经由这些媒体的互动不仅比面对面沟通费时更长,还更加碎片化。信息可能遭遇打断、错误的开始、间隔以及间断的频率。

在异步的(“延时的”)计算机中介的沟通媒介里,如电子公告栏新闻组、论坛和博客,沟通的文字化和延时将很明显。社会互动的结果即是变化的符号和时间的形貌--参与者所面对的是更加人造形式的沟通,比面对面交流有更多机会对信息和自我表达进行策略控制,并且为了获得信息以及更舒适地进行文化分享和共同亲密性,要求投人更多时间。

相对清晰的是,一旦一个人在线,特别是在他们线上经验的早期阶段,沟通媒介的技术层面创造了一种明显崭新的和突出的文化体验——这种笨拙的和不能胜任的感觉与可能性和好奇心混杂在一起引导他们进人赛博文化。为了向社会关系传递必要的情绪信息,线上互动促使人们学习更多的代码和原则、缩写、表情符号、按键组合,以及其他技术技巧。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和技术的对话开始成为第二特征,适应文化的语言同样如是。这第二特征的元素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对于线上参与而言,技术改变是关键因素,面对面民族志过程必须为了线上互动的文化世界而改变。

匿名性

我们不需要根据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归因,可以说,比起面对面的互动,计算机中介的互动提供全新的解放行动的机会。产生解放的感觉的关键原因之一,即线上媒介常常提供可选择的匿名性。匿名性给线上行动者传递一种身份灵活的感觉。在文本和可控制的图像世界里,自我展示具有更广阔的自由度,线上社会生活给身份实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如彼得·斯坦纳(PeterSteiner)于1993年(7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则被广泛引用的卡通漫画--我在此转-“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其实是一只小狗,使用计算机和键盘、假装成人的样子。”

雪莉·特克(SherryTurkle,1995:190)描述了一个年轻男性在电脑上同时打开几个窗口,在一个论坛上扮演一个“甜言蜜语的浪漫”男人,另一个论坛上是“沉默的”和“自信的”男人,在另一个论坛则是“卖弄风情的”性开放女子。琼斯(Jones,1995)指出,线上的角色和游戏给“无性别的”存在和“想象的非人类身体”提供了多种机会。随着大量的赛博色情聊天室、线上色情作品、情色视频聊天、颠覆性的谩骂和极端暴力游戏的发展,匿名性整合了想象力的多种方式,使得在其他环境下很难表达、社会不接受或非法的性格和欲望得以展示。因此,相比于如实地观察日常生活及消费行为所显露的方面,线上身份表达在某些方面更加揭露了消费者的“真实"或者隐蔽的自我和倾向(Jones ,1995 :Turkle .1995 )。

然而,当研究者试图确认在线发布文字和其他作品的特定的人时,这种匿名性则造成了困惑和麻烦。在一个线上文化互动或线上访谈里,你与谁交流?媒介使看见信息发布者变得困难。匿名性和它的近亲,假名(使用昵称而非真名)使得网络民族志方法与面对面的民族志方法截然不同。

访问性

一旦人们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障碍,能够进行计算机中介的搜索和传播,他们将进入极广阔的社会互动。显然,互联网的参与和平等的伦理来自学术和黑客社区那种“所有的信息都应该是自由”的精神。线上社会互动通过普遍的民主和包容大量(虽然不是所有的)线上社会群体来展现这一精神。许多新闻群组、论坛和讨论版提供开放的成员资格,向新手提供“常见问题”等信息,以介绍群体中的文化现象,引导他们快速变成参与的成员。博客一般来说包容性很强,拟世界、游戏帮派和社交网站有它们自己的成员管理规则,通常基于网络的扩张和已有社区的发展,频繁添加“新鲜血液”。

尽管在线上社区获得承认和地位仍然依靠知识和规则,并且与一个人在其他社会世界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并非完全无关,参与和民主的精神广泛流传。此外,线上世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访问。天各一方的参与者聚集起来,甚至可以瞬间彼此联系。全球访问使得大量成员成为可能,而另一些因素导致了碎片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定是语言差异。不管某个群组或其主题的全球化程度如何,说普通话的人仍然和说普通话的一起活动,只有极少数与匈牙利语和葡萄牙语使用者对话。

以往的研究指出,大型线上群组比小群组具有更少的社区性、社交性和亲密性(如Baym,1995;Clerc,1996)。最小的群体行为是最亲密的,即聊天室里的搭讪法,“'你想要’一对一聊吗”?小型的线上社区和其中的子群体提供了更具公共性的感觉,混杂并超越了传统上对“社区”的界线设置--地理、政治、性别、家谱、种族、职业和宗教。不管我们讨论的是虚拟世界中博客的读者、社交网站还是计算机建构的“种族”,这些群体的参与者往往会基于兴趣、品位或已有的任务进行自我分类。

线上社会互动是一种独特的公共一私人混合体,吸引参与者进入全球舞台,而“观众”们则来自表面上安全的各个家庭。大量的机会不仅可以拓宽个人的私人信息,而且可以公开地参与到其他人的私人信息中。这种新形式的窥阴癖和表现癖在本质上与面对面民族志学者可能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访问性是网络民族志方法必须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

储 存

关于线上连接和沟通还有一些特点。“永恒世界”一词已经被用来指称持续存在的线上虚拟世界,由使用者造成的改变,甚至在使用者离开这个网站或软件之后仍然存在。这一持续性特征适用于互联网的多个方面。纽黑根和拉法利(NewhagenandRafaeli.1997)指出“网上的沟通留下了前所未有的痕迹,没有任何环境能与之相比一这些内容易于观察、记录和复制。参与者人群的消费、选择、注意、反馈、学习等行为被广泛获取和记录”。

新闻组、论坛和其他电子公告栏、博客、邮件列表,及其他多数非同步的媒体可以自动存档。时光机器和互联网档案馆抓取了特定时间点的快照,可以留存未来使用。有效的搜索引擎可以获取特定主题的任何互动或任何帖子,或者特定个体在任何新闻组上的所有帖子。如果拿现实世界作类比,那就是可以获取特定文化中的任何公开的社会联系,或者某个特定个体的所有公开社会联系。同步的媒体在公开登录的形式下可能无法自动储存。然而,记录同步的对话和互动在技术上并非难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比起现场民族志学者秘密地记录田野笔记和碎片化的回忆,近乎完整地记录线上社会互动要容易得多。

多亏了硬件和软件,我们在互动的同时,在开始互动的那一刻,就能拥有人工的文字痕迹。对于那些对话语分析、文学批判、修辞研究、文本分析等学科感兴趣的学者而言,互联网是极佳的研究场所,在实践时它的可及性令人难以抗拒(Jones,1999:13)。

难怪内容分析技术在应用于分析线上对话时迎来了复兴。在互联网领域对社会沟通表现的即时存档,使得民族志研究的实践与面对面社会互动语境下大为不同。

总结

网络民族志是一种参与观察线上研究的方法,遵循一套独特的步骤和规则。网络民族志适于研究线上社区,以及在线上显示出重要社会互动的社区和文化。引导使用和协调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田野工作包括:融合在线和面对面社会行为的程度,具体观察(而非文字或其他的自我表达)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个体认同的必要性。本章指出线上和面对面社会互动的四个关键差别:适应不同的技术媒体;参与者在可选情况下的匿名性;极大加强的文化可接近性;和交流的自动存档。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里,民族志随着这些特定的状况进行调整。我们从讨论和指导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计划、进入网络民族志田野出发,进人接下来的五个章节。


为方便编辑,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来源:罗伯特·V.库兹奈特著,《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第70到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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