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有“困惑感”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何为“困惑”（Puzzle）？是一些用现有理论和观点无法有效解释的东西，是一个超出了我们预期的并尚无成型解释的谜题 (Luker，2010)。第二，“困惑”为何重要？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或者说困惑，通常都可以以“为什么”(Why) 的形式来发问，“为什么会有某个现象?”、“为什么某个事物呈现出这种状态?”。当我们问出了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研究问题便指向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某个事物或某个现象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何种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案例研究提供了一种像北京大学张静老师所讲的理解性知识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of characteristics))；第二个层面是它为什么出现或者形成，在这个层面上，案例研究能够提供一种解释性知识 (Interpretative Knowledge (of causes)).

对研究者自身来说，真正能驱动内发的研究动力的是找到一个真的且答案不清晰的问题。这种真正有困惑感的问题能够为研究者带来持续深入研究的信心和动力。这里要特别提到田野研究中常出现的“理论应用导向”问题，即研究者热衷于把脑海中的大概念和理论预设套到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上，杜月老师和周雪光老师也曾分别以“用理论去覆盖经验”、“用理论去裁剪田野”对这一情况加以概括。这一情况容易使研究问题和理论解释之间呈现出脱离的“两张皮”状态，并让我们陷入“画地为牢”的困境中，错过本该与你相遇的“真问题”，而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它还会让写作者产生一种自我怀疑，并打击写作过程的信心。

二是刻意培养对田野中分散的敏感信息进行连接的意识和能力。首先，是注意对同一次田野调查中来自多元化渠道的信息的连接，如对“逆向选择性监管”这一现象的捕捉便是来自于对我参与一线监管时观察而得的信息、从教培机构人员口中所得的信息、持续收集的新闻材料信息等多元渠道信息的有机连接（“逆向选择性监管”何以发生？——基于“双减”落地前后校外培训监管的案例追踪）。老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过程需要注重对经验材料的“标签化”管理；其次，是从时间维度来培养连接信息的能力，可以体现在对同一领域的多次田野调查的信息进行连接，如《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一文便是来自于对前后三次教培监管田野调查中运动式治理相关信息的连接和反复比较（“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对运动式监管失灵的组织学解释）；最后，是对于不同领域田野调查中的敏感信息。通过信息连接，一些带有困惑感的问题可能会“浮出水面”并渐渐清晰。

（一）一个有“直白感”的问题是什么？

好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问题具有“直白感”。即这个问题不仅可以被研究者们所理解，也可以在作简单的解释后，被学术圈之外的群体所理解，尤其是能够被与问题相关的实务工作者所接纳。“直白感”何以重要？首先，是研究者对“知识来自于实践，并应用于实践”的自觉追求。其次，问题能被实务界所理解至少意味着你的研究问题不会和实践脱节，避免出现像詹姆斯·马奇（March）所说的，对研究对象产生“神话”式的误解。最后，是有助于增强研究本身的“圈外”影响力。王裕华老师也曾提到有趣研究的“白居易原则”，即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只有“老妪能解”方能入集，这与研究问题的“直白感”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田野”能够给研究问题的“直白感”带来什么?

“田野”提供了一个跟包括实务工作者在内的外部群体交流研究观点的绝佳机会。例如，在撰写《逆向选择性监管》、《试探性违规一选择性容忍》等文章时，通过与驻点所在科室的领导同事、从事教培行业的同学、当中学老师的朋友等“圈外”群体进行交流，从他们口中获得了对“逆向选择性监管”、“试探性违规一选择性容忍” 等概念的理解和认同，甚至其中有些人也对这项研究产生了兴趣（“逆向选择性监管”何以发生？——基于“双减”落地前后校外培训监管的案例追踪；“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对运动式监管失灵的组织学解释）。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在田野当中去注意：首先，尽可能放下自己的“先入之见”（参照上文所提到的“理论应用的导向”）；其次，能够以“内部人”或者当地人的视角去从实务界（研究对象）汲取关于因果关系的真实的碎片化信息，“碎片化信息”是构成现象背后因果关系这张画面的“拼图”。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学会理解政府部门的“语言”(Language)和“惯习” (Routine)，才能更好地接近真实信息。例如，能够从“某区委领导对这家IT企业非常认可”听出“该领导可能正是这一政务信息化项目承包商选择的最终拍板人”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说，想让对方理解我们的语言，我们也要先学会在田野中去理解对方的语言。再次，跟挖掘研究问题的环节相似，寻找对现象的理论解释同样也离不开对各种关键信息的有效连接，以及更进一步地，把具体的经验进行抽象化。连接信息的过程中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几点：①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逻辑；②结构-行动（过程）的叙事逻辑；③注意具体信息的层次之分；④将具体经验的抽象化。最后，“田野”也给了我们一个修正理论框架的机会。例如，在《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一文的写作过程中，“田野”让我对所关注现象的定义由“共谋”（Collusion）修正为了“默契”（Tacit）（“试探性违规⁃选择性容忍”：对运动式监管失灵的组织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