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研究中心
理论前沿

理论前沿
当前位置: 首页 >> 理论前沿 >> 正文
文献分享|| 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出场境遇、演进方向及精神禀赋
发布时间:2025-04-27     来源:《理论导刊》     作者:杨述明 刘晓宇

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出场境遇、演进方向及精神禀赋

杨述明 刘晓宇

摘 要: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推陈出新的文明结果,生成于华夏文明沃土,又归向于世界民族文明新形态,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旺盛生命力。审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在场样态,需要从其出场境遇的学理根基、文化基因、现实观照三个层面考究思辨,而其演进方向作为指引廉洁文化的目标导向,需要在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契合中诠释其使命担当、在思想性与制度性的刚柔并济中透析其共情力量、在彻底性与超越性的范本共享中铺筑其通衢大道。这种在赓续中生成的中国式文明新形态,内在包含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情感面向,可转化为反腐倡廉的志气、骨气、底气,为擘画“廉洁万邦”的文化图景提供巨大的廉洁凝聚力和反腐战斗力。

关键词:廉洁文化;反腐倡廉;中国式反腐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节点,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出场正逢其时,其在多元空间场域内孕而生的反腐能量以巨大的文化穿透力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深处,从而完成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的文化跃升。同时,不同国家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的孤岛,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将成为开启“世界向我”的支撑轴点,既在凝聚人类反腐共识中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文明新范式,又创造出—种更持久、可持续的新文明。

一、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出场境遇

从发生学视域考量,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发与成型都不是靠驰思遐想得来的。同样,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也不是“舶来品”,而是具有深层次的出场境域,该境遇可被解构为三条主线。从学理根基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取向导引中凝心铸魂;从文化基因来看,在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淬炼赓续中立根固本;从现实观照来看,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驱与内生中激浊扬清。厘清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出场境遇,不仅构建起中国式反腐道路何以走稳走远的前提确证,而且指明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演进的目标走向。

(一)学理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取向导引中凝心铸魂

任何一种全新性思想文化的生成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理论的出场与经验的升华均符合其历史与实践的演进脉络。清正廉洁,作为一个政党强健“肌体活力”和彰显本质底色的活力因子,其所孕育的“人本逻辑”始终贯穿和镌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因中并成为其情感面向和根脉主线。这种与生俱来的廉洁基因要想在文化进步和时代“演进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呈现出强大的精神穿透力,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理论视野中探求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得以立论的内在支撑。

通过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腐倡廉的文献资料,我们找到了廉洁的理论本源,进而明晰了廉洁才是对抗腐败、消除腐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早在《法兰西内战》中就对资本主义衍生出的腐败问题进行痛斥,指出资本主义“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资产阶级政权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为防止国家机关变成贪腐机器,恩格斯提出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砸碎“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实行廉洁政治。十月革命后,为遏制党内暴露出来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并建立一支廉洁、纯洁的党员队伍,列宁指出:“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总体而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聚焦“腐败是廉洁的天然对立物”的本源层面,系统追溯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担当,对无产阶级应该始终保持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进而为人民谋利益给予了正面表达,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应然本色,也彰显出当代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本源本质的精神回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性”的廉洁思想在历史演进中完成了共时性逻辑自洽与历时性真理检验,其反腐败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实践性”廉洁探索提供了思想源泉。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口号,并出台《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规章制度,“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反”和“新三反”等整风运动的开展,揭开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序幕。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风险、新考验,党旗帜鲜明地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廉洁文化的探索,可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历史性嬗变和整体性演进置于理论视角进行考察。从廉洁文化生发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廉洁观之所以能在跨越时空场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话语共演,其根本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纯洁性成功激活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现代基因,从而以现代形态呈现中国特色廉洁文化。

(二)文化基因:在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淬炼赓续中立根固本

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度求索的文化成果,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廉洁魂脉”的同时充分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廉洁根脉”,即传承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态进而建构出一种“以进步的历史时间观”为方向的当代特色廉洁文明形态。“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从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廉洁文化的传承发展是在同腐败文化的坚决斗争中开拓前进的,这也内在预设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永续向前的话语出场。概言之,中华优秀廉洁文化以其延绵不断、薪火相传的品格赋予了当代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厚实的历史底气。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形成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廉洁因子”在穿越历史长河后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芒和历史智慧。屈原在《楚辞·招魂》中所作的“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体现了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价值起点与目标归宿。孔子也用“政者,正也”表达对清正廉洁品格的崇尚与追求。《易经》中的“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就是强调奉行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唐太宗阐发了“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的治国理念。宋元明清时期,封建专制虽空前强化,但廉洁文化却是封建统治阶层所倡导和褒扬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张养浩在《庙堂忠告》中表达的“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到于谦的“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再到郑板桥的“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些古圣先贤流传千古的经典嘉言积淀了厚重的廉洁文化底蕴,使内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火种”得以在中国立根固本、根深叶茂。

廉洁意涵虽历经时空嬗变与实践演变却从未淡出历史舞台,相反又以批判性现实视野为当代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孕育壮大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资源。“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有积极“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才可以“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就现实向度而言,应当将古代廉洁思想同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品格塑造和廉洁养成紧密结合,用廉洁文化的丰富内涵激活人们对公正廉洁的高度礼敬与自觉维护。为使“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因此,当代共产党人必须“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质言之,中华优秀廉洁文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指引和价值导向,其逻辑就在于内蕴的“廉洁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与使命担当。

(三)现实观照: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驱与内生中激浊扬清

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所不断上演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连续剧”,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于中国共产党头顶。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如何摆脱“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历史宿命?如何保持党的清醒坚定并实现长期执政?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重要课题。其中,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赶考之路”上始终高度重视且反复思索的重大历史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在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中,面对“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充满自信地给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第一个答案。回顾当时的复杂时局,黄炎培的“窑洞之问”为处于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而毛泽东的“窑洞之答”无疑是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思辨和未雨绸缪,从而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动力。

新时代“廉洁考卷”的重要一题便是历经百余年沧桑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打铁还须自身硬”的功夫根除腐败顽疾。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以“赶考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将反腐倡廉的工作准绳决定性地导向自我扬弃的“内场性”限域。习近平明确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进言之,自我革命的“内在免疫”功效正是百余年大党“破题”之道的实证支撑。第二个答案之所以能与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不谋而合,不仅在于二者在价值导向层面高度契合,也在于两者在实践指向方面相辅相成。而这种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血脉中的“廉洁因子”一旦被自我革命这一“内在良方”成功激活,就必然会成为“一种鲜活的答案范式”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

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所蕴含的共产党人“廉洁心学”不仅是文化发展层面的理论所指,更是超越其话语意义上的时代解答,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正是中国共产党由内到外把好“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的一体两面。面对新形势下西方话语体系的不断侵蚀、社会多元思潮的猛烈冲击,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厚植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根基,以激浊扬清的决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二、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演进方向

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作为开放性文化形态,在“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契合”“思想性与制度性的刚柔并济”以及“彻底性与超越性的范本共享”中诠释着自身特定的演进方向。同时呈现出廉洁文化“应然”与反腐斗争“实然”之间互动的巨大张力,实现了廉洁呼唤与腐败破解的相互作用。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契合:诠释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使命担当

党性作为政党铸牢政治信仰的概念表达,其内蕴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文化修养,激活了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内生动力。列宁对党性概念作出了根本界定:“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由此可见,党性是唯物主义者把握真理趋势和导向价值立场的无形资源,也是诠释政党初心使命、纲领政策的综合外显与内核表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党性淬炼廉洁文化”进行了探索。习近平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概言之,就是发挥党性的引导作用并使其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的自觉培育中,同时发挥党内廉洁文化“感召作用和动员功能”。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营造清正廉洁的“生态原色”,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不断演进并持续升华的标识性“政治底色”。

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在坚持党性引领的同时,也注重人民性的“配套衔接”。如果党性是在特定静态秩序下彰显廉洁立场的人格化表征,那么与其相契合的人民性无疑是一个政党在特定动态秩序下“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的动能化彰显。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不断丰富、反腐力量持续凝聚,体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进入新时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在“时间一空间”的展演中不断重塑并得以淬铁成钉的目标浓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体现了人民是反腐倡廉工作最重要的支持者。唯有在人民性中淬炼廉洁文化,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向顽瘴痼疾开刀,向庸俗腐败文化宣战,方可严守人民性的“红线”,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底座”。

党性和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属性,两者彼此契合、相辅相成,所产生的拒腐定力是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可见,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有效增进廉洁文化向心力与方向感的根本辩证逻辑关系。事实上,党性是廉洁文化在领导力量层面的根本要求,而人民性是廉洁文化在依靠力量层面的根本依循。廉洁文化是连接党性和人民性的“桥梁”,将党性深度熔铸于当代反腐具体实践中,特别是激发起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正气、锐气,打赢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释放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强大动能。

(二)思想性与制度性的刚柔并济:透析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共情力量

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演讲中强调要想夺取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沿着这一思想进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将思想教育作为拨开腐败迷雾、净化党员心灵的理论武器。习近平认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可见,思想廉洁唤醒的廉洁觉悟发挥着精准导引党员的制驭性功能。只有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作为阐扬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内核,同时将“靶向思想治疗”作为助廉扬正的“有效手段”,才能以一种“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高压态势威慑腐败分子。

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整体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廉洁制度的完善。习近平指出:“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善于运用制度力量进行反腐败斗争,并消除腐败隐患。就此而论,要扎密织紧腐败的制度之笼,就要通过健全廉洁文化制度、完善党内廉洁法规等有效举措来筑牢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约束是推进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以其动态的说教宣传与软性的理念自觉在廉洁文化的情理逻辑中极大地拓宽了廉洁话语的广度与深度,而制度约束以其静态的法规部署与硬性的刚性规约在廉洁文化的法理逻辑中全方位构建了廉洁实践的规则与体系。从目标导向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约束具有价值旨归的同质性,两者在贯彻落实中所产生的身份认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价值共识视角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约束具有政治信仰的共进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思想效能,再以思想创新倒逼制度改革,从而在理性共识中巩固崇廉拒腐的思想认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提倡的是在“统一”语境下,制度权威和思想约束达到一种同步取向。易言之,“元为一体”的统合意识助推思想性和制度性的正向互动,才能促进当代廉洁文化的思想觉醒和价值显现,在规则空间上完善廉洁制度。

(三)彻底性与超越性的范本共享:铺筑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通衢大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天然廉洁基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将腐败视作“廉洁之癌”。毛泽东曾指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目前,腐败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对此,中国共产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决心打响了彻底反腐的正义之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仅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立案省部级干部16人、厅局级干部983人、县处级干部6695人、乡科级干部2.1万人。这些反腐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打击腐败的最好力证。

“普世价值”作为西方文化体系的代表,借天赋人权、竞争选举、三权分立等话语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的腐败痼疾。但“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西方充斥着虚假民主等腐败文化必然会将资本主义社会置于“马太效应”的怪圈中无限循环,导致“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在“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里“兴妖作怪”,最终将整个社会推向物役和奴役的万丈深渊。而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反腐文明形态,在完成对西方廉洁之难的深刻反思的同时,又以一种系统性解弊、整体性澄明的崭新逻辑廓清了中国式廉洁与西方式腐败的霄壤之别。从中西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反腐理念击破了西方塑造的“廉洁泡沫”,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进行了全方位扬弃、多维度超越。

三、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精神禀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明精神禀赋和意志品质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要在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得以实现。

(一)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展现胸怀天下的高远志气

志气作为一种极具志趣情感、精神风貌的意识形态表征,承载着个人、政党和国家勇毅前行的内在气魄,也是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笃守正道的强大动力。事实证明,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从20世纪的“世界失我”到新时代的“世界有我”的跨越性转变,其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胸怀天下的高远志气。

任何一个政党要“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就必须将“廉洁理想高于天”的志气融入自身基因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余年风雨依旧风华正茂,关键就在于其始终以“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志气批判自我、修正错误、祛除弊病。中国特色反腐道路在纵深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肯定性价值确证,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集体本位也在反腐攻坚战中得以不断发展。可以说,廉洁志气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伟大情怀。概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就是因为其具有反腐到底的志气。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发展,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观危机反复震荡。西方因腐败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以太”彻底沦为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遮羞布”,导致掠夺压迫、两极分化、虚假民主等卑劣剧情不断上演。面对西方的腐败乱象,迈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展现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形态的“中国志气”。“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应在实践中对西方式价值观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彰显伟大斗争的浩然骨气

在中华民族精神禀赋中,浩然骨气是自古而承的精神命脉。无论是愚公移山的古老神话,还是新中国的成立,抑或新时代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都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岁月沧桑,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可以说,骨气“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种浩然骨气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斗争基因当中。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就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的实践精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巍巨轮”已驶至新时代的渡口,“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这就亟须激扬同腐败斗争到底的浩然骨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保驾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是在拒腐定力的化育和斗争骨气的涵养下奋斗出来的。可以说,斗争精神是骨气的底板底色,而骨气又淬炼涵育了斗争精神。因此,必须把握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反腐败斗争中,接受廉洁文化的“烈火锻造”,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定力和韧劲啃下反腐败的“硬骨头”,从而激发出拒腐防变的浩然骨气,将反腐斗争的“愿景图”真正变为廉洁文化的“实景图”。

(三)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体现自信自强的厚重底气

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其中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准了阻碍发展的“病灶”,清除了文化复兴之路上的各种隐患。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廉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洗礼中焕发新生,并在反腐败的实践推进中成为世界性精神产品,其根本缘由在于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厚重底气得到了不断确认和体现。这种厚重底气的力量之源来自人民,因为人民群众是培育廉洁文化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反腐倡廉工作最权威的评判者。沿此逻辑思考,“我们这么强力反腐,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目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为了赢得党心民心”。一言以蔽之,唯有赋予中国人民廉洁文化崇高感、自信自强的底气,同时汇聚起反腐主体自知与廉洁文化自信的斗争力量,才能将这种战斗力灌输进抵制腐败的现实活动中。

中国特色廉洁文化要拥有话语权,关键在于“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而这种力量的发挥,必须以持久深远的自信和底气冲破思维固化的藩篱,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国式反腐的价值认同。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在西方反腐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被奉为圭臬的西方式廉洁“把戏”与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背道而驰,反而造成西方社会的冲突和撕裂。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冲破资本主义的迷雾,充分诠释了廉洁文化的价值真谛,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信。就本质而言,中国反腐模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廉洁感召力树立了“利己一为公”的准则,雄辩昭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国特色廉洁文化底气和自信由此产生。

文章来源:《理论导刊》2025年01期


版权所有 © 广州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邮编:510006     电话:020-3936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