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治理于科层”:基层迎检的一个解释框架
崔晶
摘 要：基层迎检是中国国家治理中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迎检行为的变迁能够为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研究基于U村17年迎检历程的纵向案例分析，揭示了基层迎检如何从对督察的被动应对环节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化的主动治理形式。基层迎检在“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四种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了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兼容与互构，并在“代入日常”和“为村发展”机制的最终作用下促成基层迎检行为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实现了相互渗透与转化。由此，上级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在迎检中逐渐达成某种治理默契，形成一种未曾预期的“寓治理于科层”的治理方式。作为对科层制治理困境的回应，这种治理方式隐藏在督察-迎检过程背后，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基层迎检;科层逻辑;政策执行;基层治理;
一、基层迎检：现象与议题
基层迎检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国家治理始终存在着规模组织面临的普遍困难，即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越长、越复杂，从而代理成本与信息成本愈高。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上级政府会自上而下地对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督察、检查或者调研，从而及时获取政策执行的真实信息。基层政府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和各类调研活动，也需要进行迎检的准备、接待以及迎检后的总结。近年来，随着自上而下各种督察和检查方式在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频繁使用，迎检由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逐渐成为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那么，迎检为什么由政策执行的一个环节演化为基层日常治理的重要方式？进一步地，迎检作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应对上级督察的环节，是如何在与督察的长期互动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方式？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到迎检在基层治理中的变化趋势，还能够为迎检制度化的作用机制提供证据，并以此为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迄今，基层迎检的研究主要以督察与迎检的互动为分析对象，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领域展开。政治学领域侧重将迎检作为基层治理中“应酬政治”或“应酬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学领域将迎检视作上下级政府之间为应对上级政策指令和检查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性行为。公共管理领域聚焦作为政策执行的迎检行为研究，认为政策执行是街头官僚应对资源稀缺性和工作不确定性等困境的一种抗压行为和应对策略。这些研究本质上将迎检视为基层组织的行为策略。然而，近年来随着上级政府检查和督察频率的提高，基层迎检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基层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迎检是如何嵌入基层治理目标和过程的？迎检演化为基层治理方式的动因、作用机制和内外部驱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从理论上来说，引入治理的分析视角，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基层迎检持续运行的影响因素和迎检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产生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以U村17年迎检的会议记录档案和田野调研资料为切口，重点研究基层迎检行为制度化的作用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研究代表科层逻辑的督察被基层社会治理逻辑吸纳后形成的“寓治理于科层”的治理形式，由此来清楚地解释科层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在基层迎检中的相互渗透与转化，而这种双向转化恰恰是既有文献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问题。为了更全面地探讨迎检行为，本研究将基层组织为了迎接上级督察和检查、接待上级领导调研、迎接采访活动，甚至举办各类政策培训班和学习班等而进行的准备、接待、总结整改和反馈活动统称为迎检行为。
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基层迎检在“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四种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了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兼容和互构，在这一过程中，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实现了相互渗透与转化。而且，研究还发现，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机制，迎检所带来的上级政府与村庄的互动，逐渐成为一种“寓治理于科层”的新的治理形式，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文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提出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二是介绍本研究的方法和案例背景，三是详细呈现案例分析过程，四是讨论基层迎检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演化动因与作用机制、迎检行为演化的内外部驱动力，以及“寓治理于科层”与相关概念的理论对话，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基层迎检的策略与特征：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迎检策略
长久以来，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基层迎检是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相结合的产物。通常上级有什么部门，乡镇就会有什么类型的检查；上级有什么重要活动，乡镇也就会有什么类型的检查。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基层政府不得不适应自上而下的各种考核体系，进行细致的考虑和策划，因而“庞杂而繁重的迎检工作就转化成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文件制作的技术与程序”。因此，基层迎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一种“迎检的游戏”，是基层对上级布置任务的“做作业”，以及“预习与背书”。
在压力型体制下，迎检成为上下级政府之间或基层政府之间为了应对上级政策指令和检查所采取的各种策略行动。上级政府想通过指标量化、“一竿到底”“一票否决”等方式获取真实信息，而下级政府则通过各种方式隐蔽信息。为了应付诸如生态环境、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政策的考核或检查，上下级政府间会联手“共谋”应对上级政府。这不仅体现了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导致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近来，也有学者指出，“问责总领”重塑了央地关系新内涵。随着中国纵向监督机制的引入，上级政府上收了检查验收权，从而弱化了中层政府的验收权力，让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合作应对”替代了“上下共谋”。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这些策略性行为有着稳定持续的组织制度基础和相应的组织环境。
（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迎检特征
迎检是政策实施过程的一部分，上级政府需要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而基层政府则需要展示政策执行效果从而通过考核，因此迎检成为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环节。有学者以一个乡镇“植树造林”中心工作为例，分析了迎检中县的“布置”角色，乡的“负责”角色，村的“参与”角色，村民的“配合”角色，并且乡镇政府以货币化奖惩方式作为动员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检查效果。另有学者观察到，在项目制推行过程中，上级部门自上而下制定了各种监督考核目标体系，地方政府为了更容易地应对考核任务，倾向于把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使得管理目标替代了政策原本的目标。
作为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基层政府和组织的迎检行为也深深地嵌入了诸如变通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执行波动等特征，经历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行为变化。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作为一线工作者的街头官僚，在执行政策时扮演了自由裁量限度内的执行者角色、资源稀缺困境下发挥创造力的政策企业家角色，以及针对不同紧急问题情景给出特定解决方案的政策修复者角色。还有学者认为，组织的考核具有模糊性与精细性的混合特征，既需要前台严格的程序化的精细化考核，也需要后台博弈的非制度化的调节运作，并且随着任务数量和属性的变化出现了基层自治组织科层化的现象。
综上，从基层迎检的制度背景来看，压力型体制催生出上级政府通过督察来了解政策执行情况，下级政府和组织通过迎检来呈现政策执行绩效的互动过程。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上级督察与基层迎检的被动过程，如生态环境迎检中市县政府间的共谋，植树造林迎检中乡镇政府的奖惩动员，而对于迎检作为基层政府和组织的主动治理过程，以及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演变的过程关注不够。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迎检这一政策执行活动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基层治理形式持续存在的原因及运作机制。
（三）迎检行为的制度化和同构性
迎检作为一种组织行为，受到制度环境的较大影响。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行为和内部治理机制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制度环境对于公共组织的影响尤为重要，其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纳那些在制度环境下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因此，“制度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采纳制度环境强加于组织之上的形式和做法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对组织产生两种影响，一是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趋同和模仿共同指向新制度主义所说的同构性，即由于不同的组织面对类似的制度环境和压力，同样的制度形式或行为在不同的组织或领域中得以被广泛采纳和应用。组织的同构性意味着在不同层次和领域都有着“相同或可类比的制度逻辑，边界模糊、易于渗透流动，互为强化”。不少研究已经关注到组织行为受环境压力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认为资源依赖会导致组织间的模仿或同构，并且通过类比机制产生新的组织方式。
组织社会学理论对于本研究更具有启发性，该理论揭示了迎检行为持续存在的另一种动因，即组织行为的制度化和趋同性，也解释了迎检行为的前后台展演和运作的逻辑。当然，组织理论的解释也留有一些问题尚待研究。本研究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向前再推进一步，从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哪些作用机制塑造了迎检行为的制度化和同构性？哪些因素驱动或导致了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互构。
三、研究设计：U村的迎检工作
（一）研究情境
本研究将U村作为典型案例开展深度的历时性分析，以动态视角剖析该村在发展与治理过程中，从迎接检查到迎检治理的转化过程。U村地处Z省L市H县J镇，属于典型的石灰岩干旱地区，是一个没有耕地资源、饮水困难的国家级贫困县。自2007年至今，U村从村民“义务筹工”修建村级公共饮水工程开始，探索了林权改革中的“林改理事会”、公共饮水工程中的“用水者协会”、村务管理中的“户主文明档案袋”等治理措施。经过17年的探索，U村逐渐发展出一套以“村级事务管理积分制”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从一个偏僻闭塞、没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一“村级事务管理积分制”在2018年入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乡村治理典型案例，2019年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2020年写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农村部下发的《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作为“村级事务管理积分制”的先行者和全国乡村治理创新的践行者，U村的迎检行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案例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纵向过程案例研究方法，尤其是基于“结构化-实用化-情景化”（SPS）的原则，收集U村17年发展过程中村支两委的会议记录和实地田野调研的一手材料，来诠释和分析基层自治组织的迎检行为。数据来源及编码如表1所示。
1.村支两委会议记录本。自2007年至2023年，在推进乡村治理和探索积分制治理模式过程中，U村的村支两委召开了800多次会议进行讨论并做了较为详细的会议记录，形成了约300本会议记录本。本研究参考这些会议记录资料，以建立全面明确的重要事件时间表，了解村支两委对村庄发展、重要事件，尤其是迎检工作的主要行动和观点。
2.县、乡、村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研究团队在进入现场前制定了详细的访谈计划和提纲，与调研单位进行了多次预沟通。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通过面对面采访、会议、非正式交谈等形式对重点访谈对象，开展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截止2023年6月，笔者及研究团队已对L市乡村振兴局、H县乡村振兴局、民政局、发改委、组织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H县域内J镇等8个街/乡以及下辖的U村等基层工作人员79人进行了调研访谈。
3.焦点小组会议记录。由调研团队负责人主持召开包括县委县政府领导、县直各相关职能部门17位工作人员的5次焦点小组会议，就当地迎检治理和政策创新主题进行讨论，呈现出小组成员之间对环境政策、扶贫政策等运行情况，尤其是迎检过程以及效果的主要观点。
（三）数据编码与分析
1.构建时间线。本研究探讨自2007年至2023年17年间U村在改革创新和不断发展中的迎检历程。首先根据村支两委会议记录的原始数据，挑选出村庄迎检和发展史大事记；然后根据H县、J镇和U村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公开资料，以及调研访谈资料对事件中关键行动者和事件时间等进行修正和确认（如表2所示）。
2.研究现象概念化与数据编码。基于田野调研的数据资料和从报纸、网站等媒体收集的有关背景信息，在制作事件时间表的过程中，本研究根据每个事件编制主题词，将研究现象概念化，如“落实政策”“代表形象”“获得支持”等。完成初始数据搜集后，本研究对数据进行编码，并对内容进行分类和筛选。第一，本研究分别对村庄发展叙事进行初始数据的收集整理，将会议记录的原始语句和访谈对话作为描述性代码，在此基础上将描述性代码不断地拆分和合并后共总结出57个初始概念。而后将指向共同核心概念的初始概念进行分类，形成20个核心概念，再将相关核心概念整合在一起，实现概念范畴化，最终产生9个范畴。第二，将选好的相关候选理论分解成多个理论单元，挑选出与研究现象相关的理论单元组成7个理论视角，如对照政策、比拟组织、迎检展演等。通过用新的理论单元来解释与现有理论视角不符合的数据，对已有理论视角进行完善，形成迎检行为从初期的督察与迎检平行并存，到最终实现融合互构过程的初步理论框架。第三，总结收集到的访谈资料，用叙述性策略来精简数据并填入图表中，随着数据筛选的深入，当理论框架中的所有概念都和案例数据相吻合时，就形成理论模型。最后，综合使用多种数据资料（如向部分访谈对象报告研究发现以寻求反馈等）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效度，形成“三角测量”，确保候选指导理论、案例数据、构建的理论模型的一致性，从而逼近理论的饱和。
四、案例分析：U村迎检行为的变迁
督察或检查日益成为上级政府获取基层政策执行情况和评估执行绩效的重要方式，这一方式在环保、减贫等重要政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迎检过程中，面对正式制度与地方实际之间的差距，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需要灵活应对，以在符合上级督察要求的同时，也能回应社会的多元需求。基层的迎检行为从科层体制政策执行的一个部分，变成上下级之间的一种治理术，并在基层政府和民众的配合下，扩展到整个社会范畴，逐渐成为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乡村日常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U村的迎检行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督察与迎检的平行并存、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兼容互动、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互构。
（一）督察与迎检的平行并存阶段
督察的本义是上级政府利用督察或检查的方式查看基层政策执行情况，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按照督察的要求完成政策任务。这是一个上级自上而下督察，基层自下而上迎检的被动过程，呈现督察与迎检平行并存的状态。自2007年以来，U村的迎检工作主要呈现被动迎检的特征，主要工作是对照上级要求落实政策、对准自己查找问题、配合上级完成任务。
1.对照政策。作为国家治理链条的末端，村庄对于各项公共政策都需要按照“上下步调一致”的原则来落实。正如J镇党委书记在2009年1月U村年度表彰大会上提到的：“创造一个和谐守法的村，落实上级政策，上下步调一致。要成为省的法治示范村，不要出现大的刑事案件”。U村在林改、计划生育、农网改造、抛田抛土、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两项衔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中，都体现了对照政策准备迎检的过程。就林改工作而言，2009年7月，村支两委开会制定村集体林改方案，并提出了“凭、听、察、看、摸、查、调、定”八字林改经验，8月15日村支两委讨论迎接省林改调研，对全村进行林改有益的宣传，各个组要上山踏界并埋好界碑，各个片要进行林改公示，并准备林地的流转方案、资金分配方案。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2008年6月村支两委会议上，村支书传达了镇会议精神，要求抓住即将到来的计划生育全省大检查的机遇，成立计划生育应急领导小组，并结合村庄实际制定《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具体规定了村中育龄妇女按时参加村庄一年两次和四次的妇检，村计生领导小组依法对违反章程者进行不同程度的罚款等。
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对准自己查摆并解决问题是督察检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正如U村村支书在一次村支两委民主生活会上提到的：“我们是脱贫两项衔接示范村，县里只争取到80多个名额，市纪委到我村驻村一个星期，对我村工作看好，但老百姓对我们村工作不看好，要把镜子对准自己”。在一次林改工作总结会上，村支书也谈到，“上次评审会省林改组虽然肯定了成绩，但是也暴露了很多管理的漏洞，村庄作为一个大家庭，需要加强林地管理，大家要力行节约”。
2.配合工作。在督察与迎检的过程中，村庄将迎检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布置，每一次迎检都需要村支两委工作人员在资料整理、打扫卫生和人员参与等各个方面进行细致的准备和积极配合。首先是迎检的资料整理、宣传标语和物品摆放。例如，某次村支两委开会讨论迎接省林改检查小组到村事宜，要求将林改资料集中整理和分类，并尽量在宣传墙上体现；同时要准备国旗、制度牌、横幅、黑板报；在接待当天要准备南瓜子、擂茶、糯米粑、紫苏土鸡蛋。其次是迎检的卫生要求。例如，为迎接省林改检查，村支书要求提前清理杂物，“门背后不能放东西，洗手间、楼道、公路和各片区都进行卫生清扫；参会人员穿好一点、干净一点、讲究一点”。在参与人员方面，要求村委干部和工作人员全部投入，鼓励村民参与。例如，在一次会议上村委会讨论迎接省水利厅、市长和县长对本村创新的“公共饮水工程”检查事宜，要求村组所有干部全部投入迎检，并以给付工资的激励方式动员村民参与迎检工作。再如，为迎接省林改检查小组到村事宜，村支书开会要求所有参会人员“听会要认真，鼓掌要热烈，发言要胆子大，做到精神良好、礼貌待人；村民对督察人员走访要热情招待，走后要送一送，体现好客精神”。
因此，上级政府按照政策要求进行督察，村支两委成员配合迎检工作，组织村庄成员对照政策进行落实和迎检，成为村庄日常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阶段，督察与迎检并存于基层治理之中，但是两者分别进行，界限比较清晰，是迎检工作的1.0版。
（二）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兼容互动阶段
随着督察与迎检过程的深入，基层自治组织意识到自身对于所在镇、县、市的代表性，而逐渐由被动迎检变为主动迎检。在2017年前后，U村的迎检工作发生明显变化，在“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四种机制的作用下，督察与迎检由平行并存阶段，发展为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兼容互动，迎检逐渐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
1.代表市县形象。U村的迎检工作从注重对照上级政策查摆问题，逐渐演变为作为典型示范村来迎接检查。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下，U村在迎检过程中首先要求用真实数据，材料要详细并且有特色。2018年，为了迎接省脱贫攻坚督查组进驻J镇进行专项督察以及国务院督查组到Z省督察环保和脱贫攻坚事宜，U村召开迎检布置会，要求村支两委在迎检期间全部待岗待命。村支书谈到，“国务院巡察组进驻J镇，我村作为必检对象，要体现旅游扶贫效益，统计好所有就业产业花名册，要讲真实的，把我们村所做的讲出来，汇报内容精要扼要，体现抱团发展，共同致富，选好参观点，展示特色”。其次要求全体村干部就具体任务分片包干，确保高质量的迎检结果。例如，2019年12月为迎接省委六个检查组到村检查产业扶贫，村委会将全体村组干部分为6个组：1个资料组、5个入户组（包括带队员、前哨员、保障员）。村支书在会上强调，U村的成效代表全县、全市的形象，要求每个组的组员高度重视确保各院落的环境卫生等检查结果，打前哨的要迅速入户检查。无独有偶，同年12月，为迎接旱厕改造督察，村支书开会强调：“每个村组干部负责十个化粪池的任务直到正式投入使用，没完成的罚款500元，多完成的奖励500元”。在12月9日，村支两委开会再次强调，“关于改厕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一项民生工程，整个J镇只有我们一个村争取到了这项工程。大家要积极配合确保12月15日完成”。
代表市县形象而进行的迎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环境压力和基层资源约束的产物。为了在迎检中获得好的成绩，县镇政府一般会把典型村作为代表来迎检，而乡镇和县政府也会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示范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庄会做充分的迎检准备，从而获得上级督察的好评。当然，选取典型作为检查或治理对象本身也是一种治理传统的延续。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地方试验、选择示范村进行政策试点，然后根据试验结果来决定是否在全国推行政策的做法成为后来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
2.效仿科层组织。在村庄发展过程中，U村的迎检工作不仅逐渐演变为代表市县形象的主动迎检，而且也渐渐地将村庄这样的自治组织比拟为正式的一级科层组织来安排工作。
首先，村庄效仿正式的科层组织来执行任务。在一次村支两委会上，村支书就L市市委书记来村调研采访事宜布置任务，“农庄农户、道路两旁环境要打扫，果树剪枝和涂石灰水，村庄要焕然一新。我们是一级组织，只有领任务和职责，没有理由推卸。所有宣传都要搞起来，氛围渲染起来”。
其次，在县级层面也把村庄视作或类比为正式的科层组织来安排任务。在2019年改厕工作的迎检过程中，村支书提到改厕工作的紧迫性，强调县委和镇领导给U村下达责任令，要求在12月15日前改厕全部投入使用，这次任务县委已经下达了三次督办函。另外，村支书也强调，“要尽可能达到农户的要求，让群众满意才是真满意，让领导满意还不够。我村必须要打造成花园式的，为我们后续美丽乡村而打好基础。我们不是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而是为了发展而完成任务”。U村最终及时完成了全村的改厕工作，并与村庄道路、稻田、池塘修整等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融合在一起。在2020年，U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1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这样的情况下，村庄既效仿科层组织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又没有生硬地套用科层逻辑，而是强调让群众满意，从而将这一紧急的加码任务与建设美丽村庄和未来发展结合起来。
在此意义上，正式科层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边界模糊了，村庄更为重视按照科层制的效率管理和上下层级间的服从管理逻辑来完成任务，村庄自治制度表现出与科层制度相似的结构和行为特点。这一现象印证了新制度主义所说的组织间的同构性，即在面对类似的制度环境和压力下，不同层次或不同领域组织间的边界模糊，会采取类似的组织应对策略。
3.主动吸引检查。在村庄发展过程中，村庄通过在不同政策方向上的创新探索吸引上级关注，主动获得调研、座谈和督察机会，从而获得上级的认可，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争取到更多乡村建设资金和资源支持。因而，代表县乡的村庄与上一级的市、省、中央政府在乡村治理事务上达成一致，在此意义上督察与迎检实现了兼容。
首先，村庄积极进行脱贫攻坚和村级事务积分制等政策创新，并通过上报国家“创先争优”和“典型案例”等方式，吸引上级政府前来调研和检查，再通过良好的政策执行和充分的迎检资料、物品和人员准备，获得上级政府的共情和认可。例如，在一次会议上，村支书提到“中央脱贫攻坚巡视组看了U村脱贫攻坚举措和工作资料后非常感动”，认为一些脱贫举措比如通过“一传二帮三带”的方式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通过严格控制食物来源减少村中大多数因病致贫情况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再如，U村创新的“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制度”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后，获得中央、省、市层面，以及其他地方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为迎接省委书记和省农业厅厅长来村调研，U村召开迎检布置会，村支书专门指出，“一定要在这两次领导调研期间全力抓住机会。村工作人员要准备好展示的会议记录本和积分制相关材料，……这是十五年来到村的最高领导，是各级领导对我村的认可和肯定”。
其次，在主动吸引督察和检查的过程中，村支书积极地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资金支持都是通过先争取试点项目，再积极筹备项目，主动吸引上级督察和调研而获得的。H县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谈道：“U村村支书学习政策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省市县每一级政府部门他都愿意联系，他知道每个部门有什么政策，怎么结合这个政策资金搞项目，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政策用到极致了”。这也印证了H县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的说法，“现在村支书都是向上面各个部门去争取，去说服人家我这里有个什么东西，想搞成什么样子，让他们愿意给政策支持”。
因此，抓住督察和调研机会，获得上级认可，村庄因此与上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事务上达成一致，迎检督察与基层治理工作在此意义上实现了兼容。
4.配合迎检展演。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迎检工作由最初主要由村支两委工作人员配合迎检，发展为村支两委和村民一起配合迎检展演。首先，营造迎检氛围。相较于2008、2009年的迎检布置会，U村在10多年后的迎检工作中，对于物品的摆放、村庄环境卫生、参与人员的举止要求等各个方面提升了质量要求。由最初的拉横幅、摆土鸡蛋升级为营造有音乐、有灯光、有瀑布、有红茶的迎检气氛。例如，在迎接全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场会的一次迎检布置会上，为了保证迎检卫生质量，要求村内酒店提前一天不住人，各个角落不能有蜘蛛网，工作人员不允许穿拖鞋。村支书要求“注意举止文明，村民见到调研人员主动问候，迎检当天村里的凉亭音乐打开，瀑布和灯光打开，红茶准备……茶叶用好的，用党建专用杯，饭菜用当地食材，要有家乡味道，擂茶的制作要讲究”。
其次，预演与升温加压会。为了取得更好的迎检效果，在迎检前村庄要召开培训会，帮助村民熟悉督察的内容。例如，为了迎接省级脱贫攻坚的检查，U村专门邀请了镇领导对全村贫困户进行培训，包括建档立卡时间、结对帮扶人、驻村帮扶走访频次和送物资情况、享受政策情况等，当场让贫困户进行有奖知识问答。除了培训会，为了确保迎检当天工作万无一失，村庄还要将迎检工作事先预演或预检一遍。再如，为迎接国务院督查组脱贫攻坚的督察，U村召开布置会，会上推选出5个享受脱贫政策扶持且思想观念正统的贫困户作为预检对象，村干部负责对预检对象的交谈引导。进一步地，在迎检前对于重要的工作还需要开“升温加压会”以确保高分过关。例如，在2019年11月的U村扶贫迎检升温加压会上，按照镇里要求每个村抽40户进行预检。村支两委组织村干部、帮扶责任人等人员入户走访，收集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并注意档案资料情况和群众口述相吻合。
最后，迎检总结与交心会。在迎检过后，村支两委还要及时总结经验，与贫困户开交心会。2019年9月，在一次市级扶贫调查组走访之后，由于村内一个贫困户向调查组群工办主任反映受到不公平对待，村里及时组织召开交心会。事情起因是这一贫困户反映自家房子在村庄风貌改造过程中费用过高，自家厕所被村里强行拆除，拆除后村里也没给重建。开会伊始，村干部首先汇报了历年来给这一贫困户的救助物资统计数据，提出总体来说给这家贫困户的慰问物资超过村里其他村民。而后，村支书从正式规定的角度解释了贫困户反映的两个问题：一是村庄房屋风貌改造是村里的统一安排，该村民房子的花费比其他农户高是因为其房子专门设计了门庭。二是厕所拆除是因为该贫困户的厕所是土砖建筑，卫生较差，严重影响了村子的整体形象，村里帮助免费拆除，但不负责免费重建。其次，村支书又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与贫困户进行了沟通，指出这一贫困户各项指标都不符合贫困户标准，给予贫困户待遇是因其之前对村里工作支持给予的照顾。“你甚至可以与村里一些非贫困户比一比，村里为了照顾你而原则上违反了政策，千万不要因为村里的关心而得寸进尺”。而后，村支书又从情感上与贫困户进行了沟通，提出其女儿是村理财小组成员，是村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很清楚现在资金专款专用的难度。村里对该户一家人一直很关心，不能因为一点点不足而否认村里的工作。
因此，从营造展演氛围，到迎检的预演和升温加压会，再到正式迎检后的谈心会，村干部和村民全体出动配合迎检展演。这一迎检过程不仅反映了在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督察压力下，基层组织基于有限资源做好迎检工作，获得好成绩的意愿和努力，更反映了基层自治组织极力营造良好的迎检现场效果，让上级满意也让村民满意，获得上级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可，从而让迎检工作进一步向2.0和3.0版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前台的正式展演，如迎检现场资料和物品的摆放、人员举止的安排、音乐灯光效果等，也有后台的非正式运作，如迎检后总结交心会上体现的熟人社会既有的“软硬兼施”的沟通方式。
（三）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互构阶段
自2019年以来，在制度环境压力、组织资源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下，U村的督察-迎检工作与基层治理进一步融合，并通过“代入日常”和“为村发展”两种作用机制实现了融合与互构，逐渐融为一体。迎检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形式，这一治理形式既有督察-迎检的特征，也有基层治理的特征。
1.代入日常。在历次迎检过程中，村庄逐渐将迎检工作代入村民的日常秩序，将迎接检查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村庄发展结合起来，让村民认同村委所做的迎检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乡更好地发展，也就是为了让村民的生活更好。例如，2019年12月，为了迎接省级脱贫攻坚的检查，村支两委开会要求所有村民要怀着感恩的心，对政策补贴要了解，言行举止保持高度重视，必须有家乡观念，面对迎检只许胜不许败。在一次改厕工作迎检布置会上，一位村支委委员对所有村民说，“村里是为大家做事，到上面争取资金是有很大难度的，是花费了一定精力争取来的，我们要懂得感恩，大家要积极配合参与”。另外，在一次脱贫攻坚迎检后，针对一位贫困户向调查组反映不满意村里工作而召开的交心会上，村支书对这位贫困户谈到，“有些事情村里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要你讲假话，只要你把村里所做的实事讲出来。村干部的苦你应该能看在眼里，村里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更需要团结，必须维护好整村的形象”。当然，村庄各项政策执行和创新实践也融合在村民日常会议的讨论之中。正如U村村支书所言：“我们的乡村振兴是从实践中挖出来的，是从会议记录本、户主档案袋、积分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会议本记录了很多政策的参与讨论过程，像村产业的构成、村集体收入，都是开会讨论，想办法想出来的”。
因此，无论是代表市县形象的迎检还是配合展演的迎检，在发展过程中迎检工作逐渐融入乡村日常治理，成为村民怀着感恩的心、具有家乡观念的自主行为。作为一种路径依赖，迎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村庄传统上熟悉的刚柔相济的治理方式，代入了村庄日常秩序之中。
2.为村发展。迎检与督察的融合互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村支书、村干部、村民在外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下与上级政府基于为村发展而形成的治理共同体。U村的创新举措通过乡镇、县、市、省政府向农业农村部、民政部等部门上报典型案例的方式吸引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形成一种典型效应，上级政府因此增加了对典范地区的政策支持，加之各地之间相互的政策学习和媒体宣传，从而推动了乡村的发展和振兴。
在U村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村庄与县乡政府的互动，H县扶贫办公室给予了很多资金和项目上的支持。例如，在2019年1月的一次会上村支书提到，县长来村对公共饮水工程等创新措施调研后给予了资金支持，落实了40万帮扶资金，村庄的柏油公路3.5千米也在8月份竣工。再如，2019年11月，村支书在村委会议上讲到，由于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市县都召开了座谈会，对U村后续发展非常重视，在会上县领导当场表态支持250万元，剩余300万再去市委争取，从而保证了520万元的项目资金。通过上级的资金支持，Y村CG片区的饮水工程年底通水，KX山塘扩建基本完成确保了明年抗旱工作，村庄公路扩建硬化工程年底竣工通车。正如H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所言：“U村积分制实施以后，搞推广工作，让全国来学习，我们给他们解决了270万培训基地的建设经费”。
通过迎检进行宣传，也让村庄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随着U村积分制等创新典范案例的扩散，很多地方政府和村庄前来学习和培训。例如，2019年4月，借助L市委组织部在U村举办专题研讨会的机会，村支书强调要抓住机遇，配合电视台拍摄，让大家看到U村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转变。为了鼓励村民配合宣传，村支书在会上提到有培训人员在村中调研走访时，“村民如果对积分制比较了解而且能够介绍的可以奖100元，家里摆了东西吃的补100元，合计200元”。U村对于新媒体的宣传也非常重视，村支书多次强调发挥好微信平台作用，将村里申报典型案例的材料通过微信平台传播出去。2021年，积分制治理模式被农业农村部“耕耘者”振兴计划吸纳，经过加工和提炼后成为数字化平台建设（“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小程序）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已扩散至全国6万多个村庄。
因此，无论是代表市县形象的努力迎检，效仿科层组织的必须迎检，还是吸引上级督察的主动迎检，配合展演的全方位迎检，这些迎检行为在之后的演变过程中，都逐渐融入了乡村日常秩序，成为为了村庄发展努力获得上级认可与资源支持的治理方式。通过迎检中获得的同情和认可、村支书主动争取资金支持，以及迎检中各类媒体的宣传，让村庄获得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五、“寓治理于科层”：一种基层迎检的理论解释
督察与迎检的互动过程是自上而下检查政策执行绩效的重要途径，也是上下级间政策执行的互动方式。本研究前述部分通过对村支两委会议记录文本和实地访谈资料分析，描述了迎检作为政策执行的应对环节逐渐演化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过程。本部分提供基层迎检演化过程的理论解释。首先，讨论迎检由一种政策执行环节发展为基层治理方式的演化动因与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模型；其次，分析基层迎检演化的内外部驱动力，揭示基层迎检的主动制度化和同构性特征，以及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在其中的相互渗透与转化的再创造过程。最后，探讨“寓治理于科层”治理形式的内涵，及其与“治理”“行政吸纳社会”、非正式制度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一）基层迎检行为演化的动因与作用机制
基层迎检行为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督察与迎检的平行并存、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兼容互动、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互构。这一演化过程是在基层迎检“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以及“代入日常”和“为村发展”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在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兼容与互构过程中，受到了制度环境压力、组织资源约束、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与推动。
首先，在督察与迎检的平行并存阶段，上级政府按照公共政策的要求和标准来检查基层政策执行情况，基层政府和组织对照政策要求执行政策，解决问题，并且配合检查。自2007年以来，自上而下的各类政策如林权改革、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经过乡镇层层传递到U村，每一项政策的执行情况都伴随着督察和检查。村支两委对照政策标准，对准自己查摆问题，形成被动迎检的局面。
其次，本研究总结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表明在督察与迎检由平行并存发展为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兼容互动的过程中，迎检逐渐演化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四种过程机制实现。其一，代表市县形象。村庄意识到自身的政策执行情况代表了所在镇、县、市的治理水平而由被动迎检变为主动迎检。其二，效仿科层组织。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庄效仿正式的一级组织来安排迎检工作，模糊了正式科层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边界，按照科层制的效率管理来完成迎检任务。其三，主动吸引检查。村庄以在不同政策方向上的创新探索吸引上级政府关注，主动获得调研和督察机会，从而在后续的发展中获得更多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其四，配合迎检展演。村支两委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配合，从营造迎检氛围，到迎检预演与升温加压会，再到迎检后的总结交心会，完整地演绎了迎检所需要的各种镜头和场景。通过这一前台的展演将村庄甚至县乡村这一治理联盟的后台运作和博弈意图展现出来。
再次，上述四种机制在制度环境压力、组织资源约束、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作用下，推动着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与互构。在层层加码的制度环境压力下，县乡会选择治理较好的村庄作为代表其治理水平的典型来迎接督察。为了取得更高的督察分数，村庄自身和上级的县乡都把村庄视为科层制中的正式一级组织来看待和管理，做到政令畅通到底，呈现了科层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同构性。最终通过村干部和村民全体上阵配合迎检展演，在场景准备、预演和展演后总结等各个环节获得较好的迎检效果。同时，在县乡村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县乡政府也会把资源集中到示范村让其作为代表进行迎检，示范村为了获取更多乡村建设资源，也会主动地通过各种创新措施来吸引上级政府关注、获取其来村调研和检查机会，最终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村支书、村支两委干部和全体村民会竭尽全力营造迎检氛围，从而给上级督察人员留下好的印象。当然，在督察与迎检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是选择典型村作为迎检代表，还是全员配合迎检展演中的刚柔并济治理方式，都体现了对于传统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最后，在“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四种机制的作用下，并受到制度环境压力、组织资源约束、治理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基层迎检行为最终实现了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与互构，即迎检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其一，“代入日常”。村庄将代表市县形象的迎检和配合展演的迎检都寓于乡村日常治理和秩序之中，使之成为达成村庄振兴发展和村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或环节。其二，“为村发展”。迎检成为推动乡村发展，获得上级政府认可与资源支持的重要方式。因此，迎检的“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等机制成为村庄在外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下，与上级乡镇、县、市、省和中央政府互动和博弈的重要途径。通过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迎检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形式。
（二）基层迎检演化的内外部驱动力
1.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主动制度化和同构性。基层迎检的制度化过程印证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即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采纳制度环境强加于组织之上的形式和做法的过程。更进一步地，本文讨论的基层迎检行为不仅是采纳上级督察要求的标准和做法，而且是主动地进行制度化。基层组织通过各种创新措施主动吸引上级政府的督察和调研，按照正式科层组织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执行政策，并且全体村干部和村民都配合，让迎检成为一种主动的制度化的治理形式。
新制度主义强调不同领域或组织具有趋同性或同构性特点，它们面对类似的制度环境和压力，采用类似的组织应对策略，因此表现出相似的结构和行为特点。同构性强调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不同组织场层级之间由外及内（从制度环境到组织内部结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模仿）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组织行为趋同性的方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构的过程，以及由组织内部资源约束和发展动力推动的由内及外的同构过程。具体而言，村庄效仿科层组织的迎检行为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即在政策压力影响下上级组织将其视为正式科层组织来布置任务、考核任务完成情况，也是一个村庄为了自身发展而主动模仿科层组织行为，将自己置于科层体系之中的互动过程。另外，村庄迎检行为的同构性过程，不仅是受到由外及内的政策压力的影响或其他组织相互模仿的影响，更是由村庄内部组织资源约束和村庄自身发展动力推动的由内及外的同构过程。
2.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的相互渗透与转化。组织行为的主动制度化过程和由内而外的同构和趋同过程，显示了基层组织极强的比拟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在此意义上，科层运作逻辑得到了基层组织的认可和模仿。当然，这样的模仿过程并不是对科层逻辑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基层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相互渗透与转化的再创造过程。作为中国行政体制的末梢组织，村庄不仅是临时性科层任务的承接者，也是常规任务的承接者。在此意义上，科层任务可以被村庄利用或转化，从而与村庄长期治理目标之间实现兼容。
其一，督察-迎检由科层逻辑向基层治理逻辑的转化和渗透。即代表科层逻辑的督察进入基层之后，被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所吸纳，使得科层任务与基层组织长远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与科层逻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督察-迎检过程是上级政府来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基层迎检以示执行效果，而实际上迎检逐渐成为基层自治组织为村庄、乡镇和县的发展争取资源的重要途径，而督察也顺势成为上级政府培育示范典型、调动基层积极性，推动政策执行和扩散的重要工具。由此，科层逻辑实现了向基层治理逻辑的转化。上级政府来基层进行督察和基层迎检的现场就是这一转化的集中体现。基层迎检虽然呈现前台展演后台运作的特征，但是展演现场的前后台划分并不明显，所有的行动者全体出镜。作为幕后的村民要走到前台展演，讲村庄的创新故事。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观众的上级督察组成员也在这一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被吸纳进入了展演的队伍，“配合”村庄干部和民众一起展演。
其二，督察-迎检由基层治理逻辑向科层逻辑的转化和渗透。具体而言，在迎检过程中，基层自治组织将自己比拟为一级科层组织来执行政策和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基层社会的情理逻辑与科层逻辑相互渗透，基层长远发展目标与科层任务结合在一起，实现基层治理逻辑向科层逻辑的转化。尤为重要的是，基层自治组织主动吸引上级政府的督察，将基层自治组织的常规治理主动加入督察工作之中，实现督察与迎检的融合互构，形成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方式。例如，在农村改厕工作中，强调一定让群众满意的同时也必须完成上级改厕任务，并将建设美丽村庄的长远发展目标与完成上级紧急加码任务联系起来。再如，基层组织主动地创新积分制等各种发展模式，吸引上级政府前来督察并获得认可和支持，而引发的基层组织与上级政府的博弈过程。
因此，迎检带来的基层主动治理行为和上级政府借机树立典型促进基层治理的互动过程，促成了基层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转化，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基层日常治理的治理方式，即“寓治理于科层”之中。
（三）“寓治理于科层”：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基层迎检
“寓治理于科层”蕴含着这样一种过程，即代表科层逻辑的督察进入基层之后，被基层治理逻辑吸纳，促生了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的相互转化和渗透。故而，上级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在迎检中逐渐达成了某种治理默契，形成了一种未曾预期的“寓治理于科层”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隐藏在督察-迎检过程背后，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寓治理于科层”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基于田野调研资料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在与相关概念不断比较和对话过程中形成的。
首先，与“治理”这一概念本身的联系而言，“寓治理于科层”的治理方式依然强调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即中国式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协作治理。但是，西方的治理是一种由多元主体以协作方式进行的公共管理过程，是从国家、社会、市场三者边界的清晰走向模糊的过程，而中国的治理是在三者边界的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中发生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治理，因而会有过分集中化的特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寓基层治理于科层逻辑”之中一方面依然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基层协作治理的特点，如基层自治组织模仿科层组织的同构过程，但是这种同构不是简单的行政化，或者复制科层逻辑，而是科层逻辑被吸纳进基层社会治理逻辑后发生了再创造和转化。即科层任务与基层社会的治理目标融合，运动式的督察与日常的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由清晰走向模糊的过程，只不过这个模糊并不是西方治理的国家、社会、市场边界模糊而去集中化的过程，而是基层社会治理主动与科层逻辑的融合与互构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的过程。这一治理形式外表看起来是科层形式的，但是内容糅合了有限的多主体协作治理。在本案例的村庄发展过程中，市、县、乡政府给予的支持，村支书和村支两委委员的领导，以及引入各类企业参与村庄建设，发展各种社会组织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新的治理形式。
其次，“寓治理于科层”的过程与“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二者是相似的，都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相互融合的，不是分离和对立的。然而，在吸纳的作用方向上二者是有区别的，“行政吸纳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吸纳过程，即国家通过“限制”“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益”三种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而“寓治理于科层”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即基层自治组织通过“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吸引上级督察”等模仿和认同科层逻辑甚至同构的过程，来实现基层治理逻辑对于科层逻辑的吸纳，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与科层逻辑的融合与互构。
最后，这种“寓治理于科层”之中的治理方式与共谋、变通执行等非正式制度不同，它是正式制度衍生出的一种治理方式，隐藏在正式治理方式之后，是事实上起作用的“影子”治理方式，也成为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互动和沟通的重要途径。当然，基层迎检的这一“寓治理于科层”的逻辑并不是一直隐藏在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默认的互动中，也会随着政策和政府机构的变化时隐时现，贯穿在迎检前的准备、迎检中的展演与迎检后的总结，以及下一个迎检的循环过程中。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U村17年的迎检历程作为案例，分析了基层迎检由一种政策执行的环节，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工具的过程。首先，督察与迎检的平行并存阶段体现了督察的本义，即上级政府借助督察过程，了解基层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基层对照检查指标更好地完成政策任务。其次，在“代表市县形象”“效仿科层组织”“主动吸引检查”“配合迎检展演”四种机制的作用下，督察与迎检由平行并存阶段，发展为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兼容互动阶段，迎检逐渐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再次，在制度环境压力、组织资源约束、治理方式的途径依赖三个因素的影响下，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实现了进一步融合。最后，在“代入日常”和“为村发展”两种机制的作用下，督察-迎检与基层治理实现了融合互构，迎检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治理机制，迎检所带来的上级政府与村庄的互动成为一种“寓治理于科层”的治理形式。
迎检的演变过程是这一组织行为主动制度化的过程，更是基层组织为了自身发展主动实现组织同构的过程。这一同构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构，以及组织内部资源约束和发展动力由内及外推动的趋同过程。具体而言，在迎检中，上级组织将基层自治组织视为正式的科层组织来布置和考核任务完成情况，基层组织也将自己视为科层体系的一部分，主动按照正式的科层组织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执行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将科层逻辑与基层社会情理逻辑结合在一起，将层层下压的硬性任务巧妙地转化为基层组织的日常工作，并与组织未来的长期发展目标相结合。就由内及外的趋同过程而言，基层组织借用迎检，将运动式治理的督察吸纳进基层常规治理工作之中，即通过主动地创新发展模式，吸引上级政府前来调研并获得认可，从而获得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上级政府也借助调研和督察，对其认可和支持的治理模式或创新方式进行培养和激励，并对执行不利的基层单位进行教育或惩戒，以推动公共政策更好地实施，从而实现良好的基层治理。因此，代表科层逻辑的督察被基层社会治理逻辑所吸纳，伴随着迎检行为的主动制度化过程和由内而外的同构过程，基层治理逻辑与科层逻辑实现了相互渗透与转化。上级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在迎检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未曾预期的隐形治理方式，即“寓治理于科层”，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共政策的变换，基层迎检的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但迎检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实质却渐渐固定下来。迎接督察、检查和调研，召开各项工作现场会，成为基层组织日常治理的一部分，也成为基层组织（村庄）为了生存和发展与上级政府进行博弈的重要方式。尤为重要的是，督察-迎检的互动通过“拟迎检化”的类比机制扩散到基层治理的各个领域，各种政策都通过大大小小的检查和考核来推动和落实，成为中国基层治理运转起来的主要组织方式。因此，在简约治理和悬浮治理之后，督察-迎检方式再次将国家意志贯彻到基层日常治理之中。作为对科层制治理困境的回应，这其中隐含的上级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寓治理于科层”的互动过程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也体现了隐藏在基层日常治理背后的“科层其外，治理其内”的政策体系运转密码。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中案例的观察期是2007年至2023年17年的时间，聚焦U村在这一时间段的迎检历程展开分析，但限于会议文本资料的局限，对2007年之前基层迎检工作的情况无法展开观察和讨论，这一事实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和理论拓展的空间。其次，人们可能会质疑基层组织在迎检中与科层逻辑同构的主动性，即行动者是否主动地进行组织同构和再创造，从而促使“寓治理于科层”这一基层治理方式的产生。呼应相关文献并基于田野调研的实际情境，在模型-数据-文献的反复磨合中，本研究认为村庄迎检行为的同构过程固然受到政策压力影响，但村庄自身发展动力是同构过程的主要推力，达到了理论饱和的状态。当然，本研究也注意到通过督察-迎检方式推进政策执行给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带来的工作负担，加剧了基层形式主义的风险，这为今后的研究开启了另一个研究窗口。无论如何，通过对迎检过程潜在作用机制的细致分析，可以更好地探析中国治理的精髓，充分理解政策运作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方便编辑，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来源：崔晶.“寓治理于科层”:基层迎检的一个解释框架[J].政治学研究,2024,(06):111-128+178-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