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基层协商共治？——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的案例分析

张国磊，龚蕊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不仅突破了传统基层治理模式的局限，解决了信息流通不畅和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也为基层协商共治开辟了新的应用场景。通过构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对浙江省小古城村“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案例分析发现：从外部嵌入维度出发，技术嵌入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提高了协商效率，制度嵌入通过法规政策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支撑，而关系嵌入则通过增强信息共享和透明度，促进协商主体间的互动和决策的互惠性。从内生赋能维度出发，组织赋能通过数字化改造优化基层协商的组织架构和流程，资源赋能通过基础设施和资源投入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提供物质基础，数据赋能则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治理数据进行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关键词：数字赋能;基层协商共治;外部嵌入;内生赋能;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2022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旨在构建数字治理新格局，加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引领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社会建设。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的变革”。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提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小古城村在推进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实现了从纵向深化到横向拓展的转变，充分发挥了其在推动工作、解决难题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将传统的管理方式升级为现代治理模式，小古城村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了政社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不仅凝聚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力量，而且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浪潮中，数字技术不仅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为基层协商共治创造新的驱动力。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为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为解决传统协商共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民众的需求和诉求，提高协商共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公众对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基层治理必须采取更加开放、透明、高效的治理模式。在基层协商共治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显著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应用。依托大数据技术，基层治理主体可以轻松地分析和整合协商议题所涉及的核心观点、话语差异、聚焦热点的动态变化，以及不同群体对协商主题的关注态度等各方面的信息[1]。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平台有助于街道构建一站式、闭环式和全周期的行动流程，通过数据的高效流通为基层干部减轻负担并增强其能力[2]。在“云场景”中融合协商民主的参与空间，通过“云传播”整合协商对话的传导形态，并利用“云知识”激发协商主体的认知潜能[3]，构建更智能化的治理模式。通过二维码、门户网站和客户端等渠道，数字信息技术在协商民主的全过程中实现了从议题征集到成果落实的有效赋能[4]，进一步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品质。同时，实施“建设平台、优化功能、推广应用、精细管理”等多维度行动，发挥大数据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的强大效能[5]。二是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增强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和组织体系的结构变革，还可以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信息交流和互动模式，从而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局部重塑[6]。从正面影响来看，数字化技术可以在重新塑造和调整基层原有治理功能的基础上，将平台、数据和业务等元素整合在一起，构建出一种既全面又智能的“整体智能治理”新模式[7]。其次，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高效的数据采集和集成方法，提升了治理过程中问题识别、数据集成和运算分析的能力[8]，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清晰化和精细化。从负面影响来看，基层数字技术不成熟、数字应用不统一[9]导致数字政府平台难以完善搭建，而数字技术数据供需存在的矛盾往往使基层难以合理利用数字技术为自己松绑减负[10]。三是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挑战。数字技术的融入与科层组织的架构和基层制度的设计存在不协调[11]，同时，数字技术所强调的逻辑性和简化操作难以规避与基层政府的实际管理和决策流程不符的情况[12]。此外，数字技术也存在衍生风险。数字技术过载导致信息过载和数据冗余[13]、数字鸿沟加大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差距[14]、数字形式主义导致数字化进程流于形式[15]，影响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效果。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化的社会问题，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显著提高了治理效率，而且增强了治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基层政府更加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民众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进而提升自身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当前，对于基层协商共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展状况和内在逻辑上，而对于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运用则鲜有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浙江省小古城村“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案例为切入点，旨在深入剖析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可行性，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同时，聚焦数字技术如何有效推动基层协商共治，提出以“嵌入-赋能”框架来分析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嵌入过程，强调数字技术对基层政府及各参与主体的赋能效应，为理解和优化基层协商共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对提升基层协商共治的效能和治理水平、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分析框架与个案简介

（一）“嵌入-赋能”的分析框架

在探讨基层协商共治的深层社会现象时，嵌入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20世纪40年代，卡尔·波兰尼首次提出嵌入性理论，其核心在于探讨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16]。随后，马克·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剖析[17]，使嵌入性理论的应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公共管理领域[18]。该理论强调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深远影响，指出个体或组织的任何行动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这一观点意味着协商成效并非仅由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决定，而是与其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相连。基层协商共治并不仅仅是独立个体间的简单互动，而是一个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动态交互过程，包含社区成员之间的直接联系、信任关系、权力分配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共同构成了协商共治的社会关系结构，对协商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紧密的社会联系和高度信任能够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观点的充分交流，协商共治更易于达成共识，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权力不平等或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某些社区成员的话语权失衡，其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充分表达和关注。

赋能理论为提升基层协商共治能力提供了清晰的指导方针。赋能的本质不仅在于提供资源或进行技能培训，更关键在于增强个体或组织的自主性和决策权。该理论着重强调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和途径，赋予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活动、处理事务、获取资源、掌控生活以及融入社会的能力、权力与权利。赋能的核心目标在于激发弱势群体的内在自我效能感，提升其对外部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力，以达到更优的生活状态[19]。赋能理论包含激发活力和赋予能力两个核心要素，它倡导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各个要素和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主体的实际能力，实现既定目标[20]。简言之，赋能即是向个体或组织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能力，使其能够独立做出决策、解决问题并达成目标，最终真正实现自我发展和创新。在基层协商的背景下，赋能的焦点在于增强参与者的协商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让其更有效地表达自身观点、争取权益和达成共识，因而赋能的核心在于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基层协商共治的实践中，赋能不仅关注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更重视培养和提升参与者的协商技巧和能力。只有确保参与者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以充分表达观点、影响协商过程，基层协商共治才能充分实现其潜在的作用和价值。

本文提出“外部嵌入-内生赋能”框架，旨在整合嵌入性理论和赋能理论的核心观点，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视角（图1）。该框架不仅关注基层协商共治的社会结构层面，还关注个体能力层面，既考虑了嵌入性对协商过程的影响，也认识到了赋能对协商结果的重要性。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在数字技术驱动的基层协商共治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外生力量提供了技术、制度和关系的支持，为基层治理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内生力量则通过组织、资源和数据的赋能，增强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能力和活力，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外部条件，推动协商共治的深入发展。在外部嵌入维度，框架主要涵盖技术嵌入、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关键方面。技术嵌入通过引入数字化工具和数字资源，优化信息流通、意见整合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制度嵌入则通过法规与政策的支撑，为基层协商共治指明方向并提供坚实的保障；关系嵌入进一步巩固基层治理的平等理念，鼓励利用数字技术让基层畅所欲言，打造平等包容的协商共治平台。内生赋能维度则包含组织赋能、资源赋能和数据赋能三个层面。组织赋能通过数字化转型，优化结构和流程，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与响应速度；资源赋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配置，为基层协商共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数据赋能则针对基层协商治理中的数据供需不匹配问题，旨在最大化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功效。

图片

通过外部嵌入和内生赋能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本文提出的“外部嵌入-内生赋能”框架能够全面剖析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应用，为促进基层协商共治的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不仅丰富了基层协商共治的理论内涵，也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操作指南。

（二）个案简介

小古城村地处杭州西郊，全村区域面积12平方公里，现有农户1072户，村民3792人。村党委下设7个网格支部，党员180余名，乡贤53人。近年来先后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80余项荣誉。2005年1月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考察调研，提出“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重要指示。十余年来，径山镇小古城村秉承深厚的期望与责任，致力于探索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民主协商“四议六步”工作法，推动“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先行实践，坚持党建统领，持续实践迭代以“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为顶层逻辑、以“提、议、决、干、督、评”为关键步骤的“四议六步”工作法，全面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古城实践”。同时，小古城村持续深入推进“千万工程”，以“微改造精提升”不断优化村庄环境，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村社建立“乡村新社区”，组建“古城控股”强村公司，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促共富”的良好格局。截止到2022年，村集体经济可分配收入1007万元，较2005年增长了31.4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52760元，增长了7.8倍；村固定资产净值6310万元，增长了12.4倍；农村经济总收入8.7亿元，增长了4.8倍①。小古城村基层民主建设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回信肯定，于2019年10月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现场调研肯定。

近年来，小古城村秉持“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理念，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并带动周边村居共同发展，还积极探索基层协商共治的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过去，小古城村面临基层治理的多重挑战，如村民参与度不高、信息不对称、决策效率低下等。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村两委决定引入数字技术，创新基层协商共治模式。首先，建立数字平台：小古城村建立了数字治理平台，包括门户网站、客户端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方便村民随时随地参与协商共治。其次，数据收集与分析：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小古城村广泛收集和深入分析村民的意见、建议和需求，为协商共治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最后，智能决策支持：小古城村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对协商议题进行智能分析和预测，不仅提升了决策的效率，还增强了决策的准确性。数字技术的引入，打破传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村民得以便捷地参与协商共治，显著提升村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通过数字平台的透明化运作，公开协商议题、过程和结果，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此外，数字技术在快速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方面的优势，为协商共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智能化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小古城村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推动协商共治，不仅提升了村民的参与度和幸福感，更成功构建了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三、外部嵌入：数字技术助推基层协商共治机制创新

在探究数字技术如何从宏观层面向基层协商共治注入动力的过程中，外部嵌入的视角被细分为三个关键维度：技术嵌入、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首先，技术嵌入作为这一变革的坚实基石，聚焦于数字化工具在基层协商实践中的深度融合与高效运用，探索其如何精准地促进协商效率与成效的双重飞跃。其次，制度嵌入层面凸显了法规与政策框架在引领数字技术向基层协商共治领域渗透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最后，从关系嵌入维度深刻揭示数字技术赋能过程中，基层协商各参与主体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与积极重构，强调通过数字技术的桥梁作用，促进更为开放、包容、创新且平等的协商生态的形成。从外部嵌入的多维视角审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过程，实为一场多维度、广覆盖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通过技术嵌入、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多重协同作用，数字技术得以深入基层协商的各个环节，共同编织成一张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与科学化的紧密网络，引领基层协商共治迈向更加高效、民主、和谐的未来。

（一）技术嵌入：数字化工具的整合与应用

技术嵌入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了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整合平台，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意见汇总，提升基层协商共治的效率和透明度。首先，技术嵌入为基层协商共治拓宽信息交流途径，使基层协商不再受制于地点和时间，进而提升基层协商的参与度和沟通效率。技术嵌入通过在线会议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各方利益相关者能够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接入平台，进行线上交流和讨论，不仅扩大了参与范围，提高了协商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还降低了协商成本。小古城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555”议事协商机制：明确五张议事清单，做到有事要商量；建立五大议事平台，通过百姓议事会汇民声、感恩智囊团献良策、包容和事佬化矛盾、分享后援团促增收、结缘茶话会筑文明，做到有事多商量；确立五大议事模式，根据问题需求选择民情恳谈、网格例会、圆桌畅聊、现场把脉、指尖网评等不同的商量模式，做到有事真商量，极大地便利了村民参与村务讨论和决策。技术嵌入的实施，不仅拓宽了村民的参与渠道，还提升了协商的灵活性，同时线上协商空间的建设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21]。其次，技术嵌入有助于增强基层协商共治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在传统的基层协商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决策不透明、权力滥用等问题。技术嵌入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协商过程中的数据，使小古城村村委会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村民的需求和关切，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小古城村以收集的问题清单为依据，通过“三上三下”的方式，制定并完善村内公约。“一上”：由工作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将收集上来的意见起草公约初稿；“一下”：小组成员牵头座谈，针对公约初稿逐条讨论，协商修改意见；“二上”：结合征求上来的意见对初稿修改完善，形成第二稿。“二下”；将第二稿再次下发征求村民意见。“三上”：工作小组再次研究，形成审议稿，并结合实际内容联动上级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如涉及产业发展的征求工商意见，涉及合法性的征求司法所意见等。“三下”：召开新村村民大会，大家对村内公约审议稿进行讨论、表决，最终形成村内公约15条，实现了政策协商共治。同时，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确保协商过程的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保障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技术嵌入还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将基层协商共治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集中存储和管理，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基层协商共治也需实现数字化转型，技术嵌入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动基层协商共治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然而，技术嵌入基层协商共治体系的进程中，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效率与便捷性，但也浮现出不容忽视的挑战与困境。由于社区成员间数字技术掌握程度参差不齐，设备配备情况各异，协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愈发凸显，不仅侵蚀了协商的公正基石，也无形中加深了社区内部的数字鸿沟，加剧不平等现象。首先，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提升网络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加速接入速度，有效降低数字参与的门槛，确保更多社区成员都能无障碍地接入并参与到基层协商的各个环节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携手社会各界，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共同织就一张覆盖广泛、高效稳定的网络之网，让技术红利惠及每一个社区角落。其次，普及与推广数字设备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实施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如设备捐赠、低价租赁、购买补贴等，降低社区成员获取数字设备的经济负担，提供更加便捷、易用的数字工具和服务，助力其在数字化时代中畅通无阻地参与协商共治[22]。同时，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提升社区成员的数字技能与信息素养，是适应数字化时代基层协商共治的内在要求。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数字技能培训、信息素养讲座、经验分享会等，增强社区成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与理解，激发其学习热情，提升其应用能力，在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协商过程的公正、有效与包容。

总体而言，技术嵌入作为外部嵌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供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提升公正性和透明度以及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共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通过对协商过程中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村委会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村民的需求和关切，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依据，增强了村民对协商成果的信任和认可。然而，技术嵌入难以规避数字鸿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提高数字主体的技术能力，加强数据管控，确保技术嵌入能够在基层协商共治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制度嵌入：法规与政策的引导

在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共治的进程中，制度嵌入发挥核心作用。法规与政策的引领不仅为小古城村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也确保了协商活动的有序开展和有效推进。制度嵌入通过制定数字治理相关法规和提供政策优惠，激励技术创新，以化解农村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23]。首先，通过制定数字治理法规，明确数字技术的合法地位，可以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法律保障。法规的制定还有助于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和法律意识，促使基层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参与协商共治。自2005年开始，小古城村推出每月会商机制，定期谋划发展思路，由于每个月都要向与会代表做好工作情况和工作计划通报，并由与会代表向村民进行宣传，要求每位村班子人员必须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好每一项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例会通报既实现了班子成员间工作的横向沟通和资源整合，也强化了与会代表对村班子责任落实情况的有效监督，营造了浓厚的民主氛围。其次，提供政策优惠能够激发企业和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政策优惠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技术人员的创新收益，鼓励企业和技术人员投身于数字技术创新和基层协商共治中。政策优惠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技术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推动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广泛应用。同时，政策优惠还可以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基层协商共治领域，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深度融合。最后，鼓励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为基层协商共治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和思路，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小古城村通过设立创新基金、支持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政府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实践和应用。技术创新还能够提高基层协商共治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价值。

在制定数字治理法规的过程中，确实应当深入洞察并充分融入基层协商共治的独特性与实际需求。这一过程不仅关乎法规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更直接影响到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应用效果与社会福祉的提升。首先，针对数据开放与共享的核心议题，应制定一系列旨在促进数据流通与有效利用的法规。这些法规应明确界定政府数据的开放范围、标准与流程，确保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合法、便捷地获取所需数据资源，从而增强其在问题分析、决策制定及解决方案提出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建立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平衡数据开放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基层协商共治营造一个既开放又安全的数据环境。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应制定完善的信息发布与传播规范，以应对数字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这些规范旨在促进信息的真实、准确、及时传播，同时打击虚假信息、谣言等不良信息，维护基层协商共治的公正性与公信力。通过建立健全的舆情监测、预警与应对机制，及时捕捉并妥善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与决策参考。其次，政策优惠的实施需兼顾精准度与长期可行性。政府应根据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具体应用场景与需求，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应明确目标群体、实施路径与预期效果，并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与执行效率。同时，建立政策评估与调整机制，定期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地推动基层协商共治的发展。最后，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与文化。通过组织创新竞赛、举办技术交流会、普及创新理念等活动，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热情与创造潜力。同时，加强与企业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索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新应用、新模式与新方法。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技术革新与治理创新的良性互动，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总体而言，制度嵌入通过制定数字治理的相关法规、提供政策优惠和鼓励技术创新等措施，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使数字技术能够在基层协商共治中得到充分应用和发展。在制度嵌入的推动下，小古城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机制，涵盖了从协商议题的确定、参与者的筛选、过程的组织到成果的执行等一系列环节。该机制的实施，确保了协商过程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显著提高了协商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制度嵌入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依赖于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协作和持续投入。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和法规体系，为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共治提供更加坚实和可持续的制度保障，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潜力，推动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发展。

（三）关系嵌入：协商主体的关系重塑与强化

在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数字技术的先进性显著地重塑了基层治理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引发了深刻的变革[24]。以小古城村为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实践深刻展现了协商主体间关系的动态演变。首先，在信息共享与透明度提升层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村级事务信息得以实时、高效地传播，显著增强了信息的流通性和可及性。村民们通过线上平台能够轻松获取政策动态、决策过程及公开信息，不仅大幅提升了知情权和参与感，也为协商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为小古城村构建了一种新型治理结构，有效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桎梏，消除了流程分割性和服务差异性，让更多村民都能更全面地了解村级事务，更积极地投身协商过程。其次，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互动频率与参与度。相较于传统的协商方式，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村民们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线上平台进行意见交流、建议提出和实时互动。高频次的互动不仅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参与热情，也增强了干群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为基层协商共治的有效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数字化治理结构的支撑下，多主体间的联系与协同行动壁垒得以打破，为基层协商共治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最后，在互惠互利与共同决策方面，数字技术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线上投票、民意调查等数字化手段，村民们得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不仅增强了协商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也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四好农村路”民生工程工作中，部分村民由于观念陈旧，对道路两侧坟墓搬迁和土地征收存在抵触情绪，小古城村村两委本着“知民意、解民忧”的原则当即召集相关户主协商，对征地补偿政策进行说明，听取户主的意见建议，通过对50余条意见建议的梳理，确定了10条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议题上会协商。会后召开两委班子会议，在会议上对相关村民就补偿进行相关政策解释，考虑村民利益诉求并做好思想工作，最终，征地工作获得多方满意结果。数字技术使得决策过程更加科学、民主和透明，确保更多村民的声音都能被充分听到和重视。此类新型治理结构从内部推动了治理运作的转型，消解了传统的科层化、对立化主体结构关系，促进了以事务为中心的功能整合逻辑的形成。

在小古城村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案例中，数字技术作为基层协商共治的重要驱动力，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治理效能与透明度，然而，其内在的“缺场性”与“脱域性”特质亦悄然引发了关系嵌入层面的深刻考量。具体而言，随着数字治理的普及与发展，基层与农民之间传统的面对面互动模式渐趋式微，无形中可能导致“基层-农民”关系纽带出现松动迹象，“基层-农民”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25]。这种弱化不仅会削弱农民对基层治理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可能对数字治理体系的稳固性和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小古城村在深化数字治理实践的征途中，需采取更为细腻与前瞻性的策略，以维护并强化线下社会交往的韧性。具体而言，应精心设计并实施一系列线下互动活动，如定期召开村民大会、开展主题座谈会等，这些平台将成为农民与基层之间情感交流、意见交换的桥梁，有效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为数字治理注入更多的人文温度。其次，在数字平台的构建与优化上，亦需注重增强其互动性与人性化设计，确保农民在享受数字治理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时，感受到来自基层的贴心关怀与积极回应。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让数字平台成为连接农民与基层的温馨纽带，而非冷漠的交互界面。最后，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组织培训、教育活动等方式，增强农民运用数字技术参与治理的能力与自信，使其能够在数字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真正成为治理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而非旁观者，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因数字技术的“缺场”而可能带来的社会关系疏离感，还能进一步巩固数字治理体系的群众基础，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小古城村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实践案例，展现了数字技术在提升治理效能与透明度方面的显著优势，同时也揭示了协商主体在关系上转变为平等互利。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基层治理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得到了重塑，信息共享度与透明度得到了提升，村民的参与度和互动频率也显著增加。然而，数字技术的“缺场性”与“脱域性”特征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基层-农民”关系的弱化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小古城村需要平衡线上线下的关系嵌入，既要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又要注重线下社会交往的维护与强化，在保持数字治理优势的同时，有效缓解“基层-农民”关系弱化的问题，推动复合型数字治理体系的形成、构建与稳固，为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四、内生赋能：数字技术驱动基层协商共治效能提升

从组织内部视角审视数字技术对基层协商共治的赋能作用，可以将其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的维度：制度赋能、资源赋能和数据赋能。制度赋能着重于组织结构与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旨在分析数字化技术如何优化基层协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流程，通过引入数字化工具，对组织内部架构和流程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实现组织结构的精简和运作效率的显著提升，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资源赋能则关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配置，为数字化技术的实施和普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资源的有效分配，资源赋能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基层协商共治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据赋能则侧重于数据管理和分析，通过对数据的深入挖掘和智能分析，优化基层协商共治的效果并扩大其影响力。数据赋能不仅为制度赋能和资源赋能提供了精准的需求定位和问题识别，而且通过科学全面的数据分析，为决策过程提供坚实的依据，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一）组织赋能：结构与流程的数字化改造

组织赋能通过深入的数字化转型，旨在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运行效率与适应性。这一过程涉及将数字化技术整合入组织核心，推动向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形态转变，从而提高决策的效率和透明度[26]。传统的组织结构往往呈现出层级分明、部门分割的特点，在信息传递、决策效率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组织赋能通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推动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变，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27]。在小古城村的实践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建立了一个更高效、扁平化的协商体系，通过线上平台的搭建，信息传递更迅速，村民参与更便捷，打破了传统层级限制。小古城村村两委结合本村实际，组织网格、村民、学校、家委会代表共同协商，根据不同利益主体，因势选择协商方式，寻找共同的利益平衡点，确保实现双赢及以上成效，解决多家学校放学高峰期停车难等一系列问题。村两委将“家校（网格）村”联动协商法运用到了全村层面，既实现了民生实事的落地，又推进了重点工作，贴民心更惠民生。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对村务的精准把控，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快速流通减少传递延误，扁平化结构激励员工参与，增强了创新能力，促进了管理单元的精细化。网络化结构打破了部门壁垒，促进了跨部门合作，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加强了内部沟通与合作，提升了运营效率。其次，数字化改造同样优化了协商流程，提高了参与度和协商效率。在线参与方式突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灵活性和参与率。数据记录和分析增强了协商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了人为干预。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强化了协商结果的可执行性，小古城村利用在线工具征集、筛选议题，通过在线投票和讨论确保了协商的公开性。数字化记录和保存协商成果，便于跟踪评估，并利用数据分析优化决策，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

在基层协商共治中应用数字技术，尽管标志着结构与流程数字化改造的重要创新，但也伴随着若干挑战。首先，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滋生形式主义，使协商过程变成一种程序化的形式，而非实质性的互动和决策。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和规范，对数字化协商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数字化技术的合理运用。其次，数字化转型增加了组织对技术的依赖度，使协商共治变得对技术故障和系统性风险更为敏感。技术问题或系统故障可能导致协商中断、数据丢失或通信故障，严重时会影响协商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加强技术保障和风险管理，确保数字化协商过程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安全性。数据的质量、准确性和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数字化协商的正确性。加强数据质量和监管水平，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避免因数据问题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同时，部分基层成员可能因不熟悉数字技术而难以充分参与，引发参与度的不均衡，导致协商结果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受损。需要推动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培训工作，提高社区成员的数字技能和参与度，确保参与主体的平等协商共治机会。

总体而言，组织赋能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组织结构与流程进行深入改造，旨在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和适应性。在小古城村的应用实践中，通过结构与流程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显著提高协商民主的效率和成效，也极大地增强村民的参与感和满足感。这一转型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步骤。尽管数字化带来显著效益，但也伴随着技术依赖、数据安全和参与不平等等挑战。因此，须在技术应用与实质性互动之间找到平衡，加强技术保障和风险管理，建立严格的隐私保护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提升社区成员的数字技能，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

（二）资源赋能：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投入

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过程中，资源赋能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源赋能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与技术资源的投入等方面，为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广泛应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28]。首先，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赋能的基础环节。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应用需要稳定、高效的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支撑。通过加强网络覆盖、提升网络速度和稳定性，可以确保基层工作人员能够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信息的共享和传播，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满足了基层治理的需求，还能够促进跨部门、跨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信息的共享和整合，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支持[29]。其次，资金与技术资源的投入是资源赋能的重要保障。小古城村通过政府拨款、村民自筹、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采购数字化设备、搭建线上协商平台和开展数字化培训等，确保了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政府的财政拨款和社会资本的引入为数字技术的推广提供了资金支持，减轻了基层部门和技术企业的财务负担，促进了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此外，资金与技术资源的投入还能激发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深入应用。资金支持为技术研发提供了物质基础，吸引了技术人才和企业的参与。近年来，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受到淘宝、微商等新兴市场的冲击，常常遇到销路不畅的问题。小古城村村党委召开座谈会，组织企业和农户就产品的销售问题开展讨论，进一步拓宽农户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作物生长周期为依据，以销售平台为依托，根据企业上一年度该产品的销售数量，预估本年度的销售数量及分配方式。定时召开支部会议汇报相关情况，让村民踏踏实实去种植养殖，轻轻松松销售产出。2017年，平台销售额增加100余万元，其中90%是村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利用数字平台与村民及时协商沟通，实现农户企业双赢。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小古城村不仅提升了协商的效率和公正性，也为基层协商共治的治理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资源赋能的深入实践中，基层协商共治面临一系列重要问题，亟待关注和解决。首先，技术与应用的匹配程度是决定资源赋能成效的关键。若所引入的数字技术与资源无法紧密贴合基层协商共治的实际需求，或缺乏针对性的应用策略，即便技术再为先进，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因此，在资源赋能的启动阶段，应深入一线，开展详尽的调研工作，精准把握基层的实际需求，进而制定出既具前瞻性又贴合实际的应用方案，以最大化技术资源的价值。其次，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可能加剧基层单位间的不平等现象，甚至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应建立公平、透明的资源分配机制。制定科学的分配标准，并通过强化监管和评估来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让各地区和部门都能获得符合其需求的资源。最后，针对基础设施和资源维护管理的难题，需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新建立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需要得到持续的维护和管理，以保证其长期稳定运作。鉴于基层单位在资源维护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有限，一方面，需加强对基层单位的培训与技术扶持，提升其自主维护管理的技能与意识，使之能够更好地承担起资源维护与管理的责任；另一方面，考虑构建专业的维护管理团队，为基层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确保基础设施与资源能够持续、稳定地运行，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总体而言，资源赋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与技术资源的投入等方面促进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作用，背后的逻辑在于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和支持保障，降低应用数字技术的门槛和成本，激发更多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面对技术适配性、资源分配不均和维护管理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深入调研以确保技术与基层需求的精准对接；建立公正透明的资源分配机制以促进公平；加强培训和技术支持以提升基层的自我管理能力；并组建专业的团队来提供持续的维护和管理服务。通过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合，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中的深度应用和创新发展。

（三）数据赋能：基层协商共治的数据管理与分析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据赋能在基层协商共治中发挥核心作用。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采集、存储和分析协商过程中的大量数据，为决策提供科学的支撑，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度[30]。小古城村通过线上平台、民意调查和村民反馈等渠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共享机制，并通过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的动态管理，同时确保数据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提升了村民对协商过程的信任。首先，数据管理与分析的实施，确立了全面系统的数据收集机制，通过整合数据源、清洗数据，提高了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应用则将复杂数据简化为直观的图表和报告，增强了公众对决策的理解和信任，提升了协商共治的成效和影响力。同时，数据分析帮助小古城村识别协商中的问题和挑战，通过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分析村民的参与情况、意见分布和利益诉求，为议题设定和解决方案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小古城村通过组级承包、全民参与的方式，通过“小组包干”的形式，省去了以往从设计单位、设计方案招投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招投标的繁琐流程，从确定整治方案到进场施工，往往只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村里30个施工方案，节省方案设计时间约15~25天，节省施工招投标时间约30~40天。建设项目自主选择、建设过程自主参与、建设质量自主监督、建设成效自主评判，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逐渐增强，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实现了“零”投诉，做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数据分析还有助于监测协商效果和进展，通过数据对比评估协商成果，指导基层及时优化协商机制，推动共治机制向更高效方向发展。

在基层协商共治体系中，数据赋能的潜力虽大，但其实际应用却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首要难题在于数据的采集与整合。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基层单位所收集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增加了数据分析和处理的难度。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亦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过程中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用户隐私，是基层协商共治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同时，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亟待解决。因此，需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通过制定明确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规范，可以有效提高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为数据分析打下坚实基础。其次，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同样重要。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和数据安全。最后，提升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需要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深入挖掘数据价值，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总体而言，小古城村通过建立全面系统的数据收集机制和运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小古城村能够直观展示复杂信息，揭示潜在的问题和挑战。数据监测和分析的实时性，为追踪协商效果和进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确保了基层治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然而，面对数据采集与整合的复杂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严峻性，以及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有效性等挑战，需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标准，采取先进的数据安全措施，并运用高效的数据分析工具，深入挖掘数据价值，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安全，为基层协商共治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更加开放、透明和高效的基层治理。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信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全面跨入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转型重塑了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民主治理实践。大数据时代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社会治理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化了信息流通，提升了决策效率，增强了政府服务的精准性与公众参与的便捷性，从而推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内在需求。

本文以浙江小古城村“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成功实践为起点，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协商共治，并全面分析其潜在价值、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从外部嵌入和内生赋能两个维度全面解析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在外部嵌入层面，数字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嵌入、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三个方面。技术嵌入作为基础，通过数字化工具的深度融合与应用，提升了协商效率和效果，使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制度嵌入通过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关系嵌入则通过提升信息共享与透明度、增强互动频率与参与度以及促进互惠互利与共同决策，重塑了协商主体间的关系，推动了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功能整合。从内生赋能角度来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共治主要体现在组织赋能、资源赋能和数据赋能三个层面。组织赋能关注基层协商组织架构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改造，通过引入数字技术优化组织架构，实现扁平化管理，提升治理效能。资源赋能着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投入，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提供物质条件和资源保障。数据赋能则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治理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挖掘数据价值，优化治理策略，为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提供支持，增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数字技术为基层协商共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力，其必要性在当下社会治理的复杂交织格局中更显突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应用的涌现，预示着数字技术在基层协商共治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成为驱动治理体系变革与创新的关键引擎。尽管面临各类挑战，但浙江省小古城村的实践典范，彰显了数字技术推动基层协商共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基层协商共治新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齐心协力，构建一个基于数字技术支撑、兼具公平性、透明度与高效性的基层治理生态系统。数字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桥梁，将不同主体紧密联结，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其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