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现代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彭斌 庞欣
摘要：现代国家构建既是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欧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国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被动的、消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变量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全国人民所构建的现代国家是一种新型现代国家，它确立了政党领导体制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依法治国，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使中国拥有了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能够引领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动力、思想原则和认识方法，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通过持续实施国家规划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保障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关键词： 现代国家构建;新型现代国家;中国式现代国家;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要阐明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必须兼具历史与政治的视野，深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组织聚合机理，探讨中国式现代国家构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前提在于克服近代中国的权威衰败和一盘散沙的问题，构建出能够迅速促进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国家。中国式现代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现代国家。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阐释和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内生动力，本文从长周期的全球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在分析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关系基础上，剖析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揭示新型现代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功能。
一、现代国家构建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是在工业化和工业革命以后得到迅速发展的。“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是“人类自科学革命以来的高速变迁过程”。通常而言，工业革命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要素的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持续发展变迁。为什么欧洲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先行发展的状态?这就不能仅仅从工业、技术和经济层面寻找原因，而是必须考察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近代欧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一系列变革的标志就是规模化生产与技术进步，也就是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转移的过程。规模化生产与技术进步以大规模的市场为前提，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依赖于国家所具有的创造和保护大规模的市场与技术进步等要素的能力。“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如果国家没有能力造就和维护大规模的市场与社会需求，它就无法保障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无力持续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正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曾经指出的：“尽管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但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社会最终采取哪些规则是由政治决定的：谁拥有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运作。”在这种意义上讲，经济现代化是以政治现代化为前提的，依赖于现代国家构建，需要运用现代国家的力量来保障各种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例如现代化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大规模的市场与商品流通等。
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国家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而是先于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15世纪后半期开始，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明显地呈现出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逐步确立了君主制，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绝对主义国家体制，这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美国中世纪史研究权威斯特雷耶认为，欧洲现代国家起源于1100—1600年间的法国和英国，它促使欧洲国家具备了组织和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英国和法国在15世纪末形成了有效的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则仿效英国和法国先后创制出现代国家。“到1700年，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今天普遍实行的国家结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也指出，14—15世纪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民族国家终于代替了封建男爵领地而成为专制权力的中心”，“强制力的所在地从私人维持治安或地方男爵提供保护转向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安排，欧洲的现代国家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封建社会存在的经济封闭、贸易壁垒和信息障碍等问题，保护了私人产权，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基本条件。
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之所以成为工业化与工业革命的基础，主要在于它所构建的国家结构和制度体系使其拥有更加强大的能力。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经分析了“第一次法国革命”构建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性，即现代国家“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它“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由“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进行管理，“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建立了“常备军队”，“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马克斯·韦伯则从现代国家组织形式的角度指出：“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是明确无误的尺度。”查尔斯·蒂利也分析认为，1500年以后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具备四个特征：（1）控制了疆域分明、连成一片的地区；（2）中央集权程度较高；（3）从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4）企图获得对集中化的物质强制手段的垄断，借此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尽管上述思想家和学者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他们都强调了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在组织形式与组织能力上的差异性，强调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更能保障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经济效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必然要求享有更多的国家权力。18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的推动下，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了民主化进程，逐步由君主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向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转型，建立了议会制、政党制、选举制等制度。现代国家构建不仅需要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增进国家能力，而且需要促进国家制度化与民主化。巴林顿·摩尔曾指出，在西方国家，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就是通向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道路。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需要推进制度化与民主化，是因为现代化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关系，导致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参与方式、精英联盟关系与国际格局等方面的变革，重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心理认知，使社会更加异质化、复杂化和非均衡化，治理成本和风险不断增长。“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和民主化进程是在绝对主义国家构建起来之后逐步进行的，国家主权和国家能力建设在历史时间和政治逻辑上均优先于其制度化与民主化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国家主权和国家能力的形成是国家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基础，没有现代国家主权和国家能力的构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制度化与民主化。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国家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制度化与民主化建设，使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也能享有一定的权利，然而其在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构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西方现代国家构建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遵循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服务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
总之，欧洲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国家构建既是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所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必须开展现代国家构建，通过现代国家将广大社会成员有序、合理地组织起来。在现代化实践中，那些能够有效推进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体系往往能够更加迅速地推进现代化发展；反之，那些无法有效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则难以迅速开展现代化建设。因此，现代国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被动的、消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变量发挥作用。
二、新型现代国家: 中国式现代国家构建的创造性实践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社会、文化和地域范畴内的现代化，而且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开展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化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们加快了对非洲、美洲、亚洲等地的殖民扩张，将大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导致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平等，“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外部约束性条件，也造成了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政治权威的皇权逐步瓦解，以“天”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权威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威也随之逐渐消解乃至坍塌，近代中国陷入了全面的权威危机。近代中国的政治危机是权威危机的现实根源，其具体表现为社会的组织化危机。“中国社会这种组织状态，一言以蔽之，即低组织化状态，是中国现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已为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所以，现代中国要彻底解决权威危机问题，就必须增进社会组织化程度，通过社会革命重新确立起新的权威体系，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构建出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做出最终裁决的、具有正当性的权力体系。
面对社会的组织化难题，中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议题就是构建现代国家，通过建立适合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治理体系，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中国式现代国家构建不能延续传统王朝国家的制度体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构建一种既适合中国土壤又能够迅速解决近代中国难题、推进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国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都曾采取过一些改良措施，试图推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开启了现代国家构建的新局面。此后，中国曾经在民国初年、大革命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进行过三次现代国家构建实践，然而上述实践最终都由于无法有效建立起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体系以实现国家整合而归于失败。中国要迅速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在新的政治理念指导下寻求新的现代国家构建方案。
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先锋队的引领作用，动员、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掌握了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在革命过程中展开了政治权威、道德权威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创造性重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革命性改造，并在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和完善具有稳定社会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制度。总体上讲，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人民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构建是一种创造性实践，它既不同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曾经开展过的各种现代国家构建实践，也不是移植西方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更不是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方案，而是创造出一种新型现代国家。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内生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土壤，植根于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人民在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构建的基于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而言，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结构性要素。
第一，确立政党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掌握国家领导权。现代国家包含一系列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其核心是国家领导体制。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之所以未能迅速推进现代化发展，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构造出能够获得民众普遍认同与支持的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动员、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确立了政党领导体制，创制出能够引领现代化发展的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政党领导体制由国家领导权、领导原则、领导结构、领导权运行机制和领导方法等要素构成，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掌握国家领导权，采取民主集中制，通过党委制与党组制、党管干部、归口领导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构建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对象之间领导—被领导的结构，将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工作方法。在政党领导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发挥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枢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第二，确立人民的道德权威地位，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使“人民”取代了“天”成为现代中国的道德权威，实现了现代中国道德权威的创造性重建。这就使“人民”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正当性判断标准，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合法性依据，为各阶级、阶层和群体设置了价值与行为规范。作为一种现代价值理念，人民至上不仅将“人民”确立为新型现代国家的最高道德权威，同时也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构建出人民的结构与范畴，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规定性，它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所有发展进步确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还强调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交流与交融，秉承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优秀传统，契合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构建能够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信仰体系。自汉武帝以后，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把儒家思想作为教化之本，使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与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难题，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无法做出有效应对，致使中国逐渐全方位落后于时代。在这种情形下，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全面否定，这就导致近代中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领域陷入了混乱，缺乏能够引领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新型现代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彻底解决了近代中国思想混乱的问题，使广大党员和群众能够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
第四，确立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规范，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党规国法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制定宪法和各方面的党规国法，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党规国法的制定与完善，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战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此后，中国历次宪法修订都坚持这一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带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经验和成果，它肯定了宪法和党规国法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都纳入法律规则的约束和调整范围内，通过明确制定或承认的党规国法来维系社会秩序和保障现代化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和政府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要求，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控制利益分化与分歧，包容和平衡各种具有差异性的利益要求、愿望与主张，增进社会合作，促进社会发展。
第五，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需要构建一整套的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来整合和协调具有多样性的行为主体，使各种国家机构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上，新型现代国家采取民主集中制，构建了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产生与负责、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民主为前提，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中代表和形成人民的意志；在法律和决策制定后，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监察、审判与检察机关都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督下，行使各自职权职能，保障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得到贯彻落实。
总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既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又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逐步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实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权威、道德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有机统一。“所谓新型现代国家，实际上就是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领导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的国家体制，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位一体’为鲜明特征的国家治理结构。”这就使中国具有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能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进步。
三、新型现代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呢?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现代国家既是保障和维护市场体系的基本条件，也是产生根本性技术变革的根本因素。事实上，任何单纯的、片面的市场机制都难以保障大规模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无法提供促进根本性技术变革的动力。只有兼具自主性与强大能力的现代国家，才能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产品，保障和促进市场主体发展与技术升级。如果无法构建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整个社会就必然会陷于混乱状态，连基本的秩序都难以维系，遑论实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因此，我们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推进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新型现代国家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处于依附、边缘化的状况，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就使中国逐步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能够充分发挥国家自主性，聚合广大人民的力量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从墨守传统体制的政治领导向赞成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转化。”基于多方面要素的耦合互动与相互作用，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功能。
第一，引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支撑。现代化的方向既表明了发展的目的和目标，也决定着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影响着现代化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行为策略。现代化发展方向是决定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国家缺乏权威性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就不可能确立起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目标，更不可能实现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中国的政党领导体制和新型现代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能够充分运用国家领导体制、机制和方法保障党和国家拥有强大的把方向、管大局的能力，确立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布局，统筹现代化中长期发展规划与短期发展目标，带领人民实现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现代化目标，稳步推进现代化发展。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现代化发展需要强大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可持续地稳步健康发展，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新型现代国家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体系，保障广大人民拥有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表达社会诉求的权利，促进了人权事业的持续发展进步。人民是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根本力量，在新型现代国家中拥有主体地位。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价值依归和正当性判断标准，使现代化发展具有主体性、正当性和道义性。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原则和认识方法。中国新型现代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既构建出未来社会的理想生活图景，又提出了实现这种图景的现代化方案，指明了发展的目标、途径、动力和方式。这就使中国找到了一条合乎实际的、持续推进的现代化新道路，激发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共鸣、责任感和理想担当。“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性和科学理性思维，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以一场由先进思想指导的社会革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
第四，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驱动有机结合，使中国经济发展兼具稳定与活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和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中国逐步实现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与微观运作结合起来，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政府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治理手段宏观调控经济，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推动了政府与市场主体在现代化发展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使新型现代国家成为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者、社会全面发展的规划者、长期风险的承担者、科技创新体系的创建者，能够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制度长期稳定的体制优势和实力雄厚的人才优势，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持续实施国家规划解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现代化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固定不变的抽象目标，而是体现为一种具体的、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不断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必然会面临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必须采取各种基于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以时代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党领导体制和新型现代国家的制度优势与组织优势，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在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实际上，中国自主制定与持续实施的国家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实现的国家重大目标与解决方案，通过实施一轮又一轮的“五年计划/规划”，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不同领域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总之，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新型现代国家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构成要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新型现代国家使中国拥有了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在保障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引领和推进现代化发展。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定和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本保障，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的基础。从根本上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通过将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现代化建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有机地内嵌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了从近代“中国之乱”向当代“中国之治”的转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迈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为方便编辑，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来源：彭斌,庞欣.新型现代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J].社会科学战线,2024,(08):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