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掌权之后：制度化还是激进化

肖伟林

摘要：作为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既有研究多关注民粹主义的起源而非后果，对于民粹主义掌权者如何影响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讨论仍不充分。民粹主义当局在政治上倾向于激进化而非制度化。只有当民粹主义掌权时，才会建立一种挑战民主的政治秩序。但是民粹主义掌权的经济再分配效应并不显著，后工业社会政党竞争模式的变迁抑制了其实施大规模再分配的意愿和能力。为检验上述理论，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1990—2019年27个欧洲国家的原创数据集，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合成控制法和反事实估计量识别民粹主义掌权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掌权者不仅没有履行再分配承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加剧了政治腐败。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的冲击更大。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民主倒退”的主要风险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而左翼民粹主义更可能纠偏西方的自由民主。民主经验能够缓解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魅力型领袖则加剧其消极影响。这些发现展示了民粹主义掌权的短期和中长期后果，有助于澄清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关系，进而为“民主倒退”的学术辩论提供相关见解。

关键词：民粹主义掌权;民主质量;再分配;自由民主;“民主倒退”;

一、引言

作为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股浪潮从拉丁美洲一路席卷至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据笔者统计，自1990年至今，欧洲共有27个国家存在过民粹主义政党，其中7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过半、议席比例超过60%。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从22个升至78个，其平均得票率和议席比例增加了1/5到1/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执政党占所有民粹主义政党的比例从1994年的2.5%提高到2023年的5.1%，涨幅超过一倍。匈牙利青民盟、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10个政党都曾进入内阁乃至组建政府，维克托·欧尔班等7位政治家相继出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图1显示了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掌权者不断扩散的趋势：1990—2019年，民粹主义政府数量激增，民粹主义掌权已经成为政治现实。

民粹主义掌权现象正变得日益严重。一方面，民粹主义逐渐同其他意识形态合流，进而衍生出威权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等变种。随着中东欧的民粹主义者陆续掌权，“民主倒退”已经在局部出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民粹主义时刻”引发了全世界对自由民主前景的担忧。民主解固和威权化理论的快速兴起以及相关辩论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持续发酵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不平等不仅会影响民主化，也会通过激发民粹主义动摇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但民粹主义的再分配承诺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存，无疑构成了一幅吊诡的画面。

在跨国研究中，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悬而未决。政府责任与反体制立场间的内在张力成为民粹主义当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政治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做出权衡。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那么他们应将确保多数选票以维系执政地位置于第一优先级。这要求他们摆脱作为反对派时对统治精英的怀疑和对职业官僚的厌恶，通过与行政部门磋商、谈判展现良好的治理能力。同样地，过于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可能招致富裕选民反对，从而影响选举得票率。大规模再分配似乎并不总是一个经济的选择。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民粹主义掌权者不得不策略性地调整政治纲领，向传统的主流政党靠拢。

大量案例表明，激进右翼政党选择与中右翼政党结盟，通过扩大议题范围和淡化反建制言论吸引选票。例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进入政府后，从Tav高铁项目的坚定反对者变成重要支持者。“五星运动”关注环保议题，曾经一度抗议高铁建设并声援反Tav运动。但随着该政党成为执政党，它最终批准了项目的实施。历史悠久的挪威进步党在执政后坚持集体决策，善于通过内阁会议解决各部门以及政党间分歧，其执政表现与主流政党相差无几。类似的案例还包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瑞典民主党、西班牙“我们能”党和意大利兄弟党。由此可知，成功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会褪去反体制色彩，这些政党和个人在进入政府后将难以摆脱被“同化”的命运。选择“和光同尘”意味着民粹主义掌权者更有可能走上制度化道路、规避大规模的再分配政策。

然而，反体制立场与政治生存的函数关系并非单向线性。即便是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另一种替代性理论也不容忽视——民粹主义掌权者放弃反体制立场将模糊自身特色，从而失去原有追随者，导致下一次选举失败。民粹主义掌权意味着不间断的选举动员，但制度化往往以牺牲动员能力为代价。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在制度化后经历了选票流失，这反过来促使其重新激进化。况且，民粹主义掌权者不总是古典意义上的经济人，其合法性建构还依赖于情感上的冲动和去思辨化的信仰。这种无法剥离的非理性色彩阻碍了制度化进程，部分民粹主义者在进入政府后继续采取不合作姿态。他们表现出强大的生存韧性，系统性地攫取资源并对国家进行“殖民化”。青民盟自2010年执政至今，不但没有制度化反而不断激进化：民粹主义政府强化了对社会团体的管控，大量报纸和网络媒体被改造甚至遭封禁。匈牙利的制衡体系近于失效，任人唯亲现象愈演愈烈。无独有偶，自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以来，波兰国内的穆斯林难民和有色人种移民被不断边缘化。随着民粹主义当局对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深，波兰的民主制度正在迅速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者在进入政府后可能会延续过去的政治主张，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这与理性选择主义的预测背道而驰。

既有研究多关注民粹主义的起源而非后果。事实上，民粹主义掌权的政治经济后果是一项相对独立的研究议程，取决于民粹主义能否实现制度化。因此，是制度化还是激进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掌权者必须面临的抉择。民粹主义掌权究竟如何影响民主质量和再分配？更进一步说，为什么挪威进步党实现了制度化，而匈牙利的青民盟及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却依旧激进？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掌权者是否具有不同影响？民粹主义掌权的影响又受到哪些因素调节？

本文认为，在政治和政体维度，民粹主义当局总体上倾向于激进化而非制度化。具体而言，当民粹主义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时，其草根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为自由民主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旦民粹主义成功掌权，反建制话语将通过行政手段演变为对民主制度的事实性破坏。民粹主义掌权者能够利用执政地位影响议程设置，通过选举操纵和行政扩张集中政治权力、改变政权性质，从而创造有利于长期执政的环境。民粹主义与生俱来的“大众民主”使命也使他们有动机这样做，以便绕过中介组织并与其代表的人民建立直接联系。而在政策维度，由于欧洲的民粹主义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往往出于对身份认同的反应而不单是财富分配不均的产物，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后一般不会带来显著的再分配效应。后工业社会政党竞争模式的变迁抑制了民粹主义掌权者实施大规模再分配的意愿和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掌权的民粹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将产生差异化后果。其中，实现“常规化”的民粹主义执政党不免受到联盟伙伴牵制，而民粹主义领袖能够诉诸个人魅力动员大众舆论。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掌权的影响也会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个人特质的调节。民主巩固与否、左右翼分野以及魅力型权威塑造了政党和政治家的行为，成为调节民粹主义掌权者走向制度化或激进化的重要变量。

为检验上述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1990—2019年27个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的原创数据集，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影响。为最大限度地解决选择性偏差与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和领导人上台带来的冲击，利用合成控制法和反事实估计量等策略识别因果关系及其动态效应。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掌权者不仅没有履行再分配承诺，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主质量。而且，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的冲击更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证明了上述结果的可信性。基于匈牙利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在青民盟掌权10年后，该国的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相较于合成控制组出现大幅下降，而腐败程度大幅加深。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民主倒退”的主要风险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而左翼民粹主义倾向于纠偏自由民主。民主经验能够缓解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魅力型领导人则加剧其消极影响。总的来说，本文分析了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影响，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多关注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现象的崛起。相关研究发现，民粹主义迎合了“全球化的失败者”，其兴起同经济不安全感和文化反冲密切相关。前者强调民粹主义的经济起源，包括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和经济不平等等因素;后者强调民粹主义的社会文化起源，突出表现为移民、难民和认同焦虑等。与此同时，关于民粹主义后果的研究则相对较新。应该看到，民粹主义运动兴起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聚焦于民粹主义掌权对一国内部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影响，因此首先对这两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

（一）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

学界围绕民粹主义与民主质量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衰落的表现，声称民粹主义从未真正赋予底层民众权力，它对公民投票和公民倡议等机制的过度依赖扭曲了代议制民主。另有观点则认为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共生共存。民粹主义作为解放大众的力量将边缘人纳入政治共同体，有利于纠正民主制度的弊病、刺激民主制度的更新。还有观点指出，民粹主义既可能威胁民主，也可以修正民主。民粹主义具体起到何种效果取决于政党体制以及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的互动模式。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对包容性与自由化的影响好坏参半，它追求垂直响应而牺牲水平制衡。

不同于探讨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关系的哲学视角，有学者开始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分析掌权的民粹主义及其后果。一些研究发现，掌权的民粹主义与民主质量呈负相关。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会弱化法律与制度对行政权的约束，压制民间社会与新闻自由。议会中的外部支持者与民粹主义反对派的影响无异，联合政府中的主要合作伙伴则比次要合作伙伴产生了更强烈的负面效应。有研究指出，民粹主义掌权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会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0%，加剧负债率和通货膨胀，伤害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而且从长远来看，它同样破坏了国内民主制度。

尽管如此，也有研究指出，民粹主义掌权者拥有强化代表性的潜力。此外，民粹主义掌权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可能被高估了。只有制度脆弱(民主制度容易发生崩溃)与重大危机(民粹主义者获得压倒性支持)相结合，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才可能扼杀自由民主。归结而言，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具有多重面向，掌权的民粹主义或许有利于参与和代表性，但不利于政治多元化。民粹主义掌权者发挥何种作用还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左翼民粹主义更可能发挥纠偏作用，而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于腐蚀少数群体权利。但相反的观点也不容忽视，如保罗·肯尼强调是左翼而非右翼导致言论出版自由遭到破坏，罗伯特·休伯和萨斯基亚·鲁思甚至发现右翼民粹主义掌权对参与平等具有积极影响。可见，虽然该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但学界对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的关系仍然莫衷一是。

（二）民粹主义掌权与再分配

再分配一度被视为民粹主义政策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粹主义掌权得益于其对选民即时利益的关注和对长远利益的忽视，而这意味着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数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掌权将对经济增长、财政纪律和货币稳定造成负面影响。鲁迪格·多恩布施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提出的四阶段周期论较好地概括了民粹主义掌权后的经济变化：第一阶段，政府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与再分配，辅以进口替代策略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经济有所起色。第二阶段，当总供给无法跟上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步伐时，通货膨胀加剧，外汇变得稀缺。更高的通胀预期导致库存增加，总供给进一步下降。第三阶段，通胀失控，资本外逃，经济增长放缓。民粹主义政府通过提供补贴来应对，这进一步恶化了财政状况、提高了通胀预期。第四阶段，民粹主义政府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倒台。这一周期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国家反复上演。

在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掌权者尽管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波动，却很少采取激进的自我挫败式政策。相较于大规模财政扩张，欧洲民粹主义掌权者往往采取更加间接和隐蔽的政策手段粉饰其经济主张、掩盖其长期成本。例如在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掌权者仅将扩张的公共支出用于特定群体，并借助民粹主义话语增强政策合法性。他们没有对不同企业经营主体施加明显歧视，也并未提高总体的税收水平。在西欧地区，包括法国国民联盟和瑞士人民党在内的许多民粹主义政党都支持减税政策。此外，欧洲国家稳固的制度基础(如央行独立性较高)更有可能限制民粹主义者不计后果的经济方针。这表明相较于拉美国家，民粹主义掌权对再分配的影响在欧洲更不明确。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性

当前，学界仍欠缺对民粹主义掌权的政治经济后果的严肃讨论，各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案例之间均存在巨大张力。一方面，碎片化且彼此冲突的案例证据阻碍了系统认知形成。少数关键案例、极端案例或异常案例固然提供了某些洞见，却无法抽象出一般化的因果模式。另一方面，大样本统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粹主义掌权同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关系长期面临争议，关于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掌权后果的异质性也缺乏系统分析。

第一，任何政治行动者都受制于权力结构，民粹主义掌权者与反对派的影响不尽相同。然而，目前关于民粹主义者在政治体系中所扮演角色、在政府中所处地位的实证研究还不充分，这导致对民粹主义影响的分析经常陷入泛泛而谈。多数文献倾向于孤立地讨论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能在与民粹主义反对派(特别是议会中的民粹主义者)的比较中得到澄清。

第二，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者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因而将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这决定了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领导人掌权的后果存在差异。既有研究尚未对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子类型给予足够关注，只是片面地选择考察民粹主义执政党或领导人。例如，达维德·维托里着重分析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马努埃尔·芬克等则关注20世纪以来的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都忽视了个人与组织的差异。

第三，在权力结构造成的刚性约束与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主体差异性之外，民粹主义掌权后果的异质性还来自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个人特质。首先，民粹主义掌权对自由民主的冲击存在一定限度。对于业已巩固的西方式民主国家，政治制度更有可能约束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滥用权力。民主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力量抵御民粹主义掌权带来的冲击。其次，不能抽象地研究民粹主义而忽视其意识形态取向。一般认为，左翼民粹主义关注经济维度和分配政治，通常秉持更加实用主义的立场;右翼民粹主义关注社会文化维度和身份政治，经过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改造的右翼将扭转政治发展轨迹。有证据表明，强调国家干预的包容左翼在掌权后致力于将低收入者纳入政治，而仇视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排他右翼在掌权后试图将其拒斥于人民之外。在欧洲，研究焦点集中在民粹主义的激进右翼，左翼民粹主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全面审视不同意识形态的掌权者有其必要性。最后，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还因个人特质而异。民粹主义执政被冠以“人民”之名，但从不呼吁人民自治。相反，它高度依赖于个人魅力。魅力型权威是民粹政治的关键特征，它蕴含着双重社会关系，即领导人通过声称代表人民意志吸引追随者，追随者向具备非凡道德的领导人宣誓效忠。魅力型权威看似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实则源于追随者对领导人的教条式忠诚。有研究表明，魅力型领导人更能对组织施加影响，其崛起与政治极化正相关。尽管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严格分析个人魅力与民粹主义掌权交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常见。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关于民粹主义后果的研究面临诸多实证挑战。一方面，由于案例数量不足或缺乏可比性，对民粹主义掌权者影响的分析至今模棱两可;另一方面，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无法排除虚假相关的嫌疑，识别工具匮乏使真正的因果关系扑朔迷离。但近五年来民粹主义的选举情况为检验其影响提供了现实可能，计量方法的不断进步也为更加有效的因果推断创造了契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更加规范的研究设计实证检验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关系。

三、理论假说

（一）民粹主义及其掌权者：概念界定

在对民粹主义的界定上，多数学者遵循“薄中心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民粹主义认为政治是人民意志的表达，社会最终分化为两个同质而又对立的阵营，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摩尼教世界观、“人民中心”主义、反建制和反精英主义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据意识形态方法，民粹主义是一套关于权威来源和权力归属即民主应当如何运转的话语或观念。在理想类型中，民粹主义崇拜人民、垄断人民，主张人民作为主权者进行统治。民粹主义划分出等级化的二维空间，杂糅了上层精英—底层民众的垂直对立和外国人—本地人的水平对立，既反对建制派精英对人民意志的约束，又抵制外国人和少数群体对人民身份的侵蚀。民粹主义也拥有多种形式的政治运作方式，保罗·塔格特将其称作“变色龙”。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简单性是建构政治身份的实用资源。模糊性意味着民粹主义可能包含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简单化的思想体系使民粹主义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服务不同的政治目标。

如果说民粹主义主要是一种代表形式，那么掌权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是囊括了特定制度结构的权力形式，从试图表达意见的抗议运动转变为旨在统治政府的执政活动。民粹主义掌权是指民粹主义者对国家行政分支的实际掌控，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两个子类型。前者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后者意味着民粹主义政治家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鉴于议会制政体的特点，在联合执政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执政党特指联合政府中的主要领导者，并不包括参与联合政府的小党派。因为主要领导者更可能利用多数民主的逻辑干预决策，次要参与者通常无法兑现选举承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和立法关系以及个人风格不同，民粹主义执政党与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会出现错位的情况。部分国家的首席行政官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但其所属的政党未必是民粹主义政党，二者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二）民粹主义掌权效应：“政治—政体—政策”三维

本文借鉴曼努埃拉·卡亚尼和保罗·格拉齐亚诺提出的“政治—政体—政策”三维分析框架来考察民粹主义掌权的宏观影响。该框架明确区分了民粹主义掌权带来的各类冲击。其中，政治维度强调政治体系的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政体维度强调政治体系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政策维度则涉及民粹主义政府在再分配问题上的偏好。政治维度涵盖了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公民自由，政体维度涵盖了问责制、法治和腐败，它们共同组成民主质量这一复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于分析民主制度在不同维度功能上的取值。在政策维度，本文主要关注与政治和政体密切相关的再分配。再分配是指通过政策工具将社会资源、财富或收入从某些群体或个人转移到其他群体或个人的过程。它是政治体系的输出结果，同时也是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再分配是政治后果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1.政治维度

在政治维度，本文关注民粹主义掌权者与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公民自由的关系。罗伯特·达尔指出，最低限度的民主包含导致权力更替的政治机制，即选举竞争和大众参与。参与、反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党轮替保护公民免于任意权力的自由。民粹主义将人民作为“政治正义”的衡量标准，主张政治行为以不受约束的人民意志为指导。基于某种道德主义信念，它在本质上是反政治的。政治被理解为贯彻无可争议的最好愿景，而非提供相互竞争的利益分配方案，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妥协。民粹主义掌权者试图构建新的人民主权形式以矫正程序民主，但代价是牺牲公平的选举竞争。对他们而言，选举过程只是一种展示自身权力以及宣告多数派战胜少数派的仪式。其率领的多数派未必是数量上的，而更多是道德和文化上的;不受欢迎的反对派则在政治宣传中被渲染上“阴谋论”色彩。对合法反对原则的否定源于相信部分利益有悖于共同利益，这决定了民粹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裂隙难以统合。总之，民粹主义的民主观将多数人意志等同于普遍意志，以整体代替个人、以团结代替平等。在普遍意志下，多元性被简化为人民与精英的善恶斗争以及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无论是精英还是他者都是有违民主理想的“种姓”。其结果是不可分割的纯粹民意被滥用于镇压反对派竞争，强调一个声音说话构成了对少数人自由的潜在威胁。

在政治参与方面，民粹主义掌权者试图唤起人民对政治的兴趣，鼓励普通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以抗衡精英。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较少的政治参与对富裕选民有利，提高投票率则有利于选举结果符合多数民众的偏好。但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当局的动员效果在西欧与东欧之间存在差异，公民是否被动员起来也与个体的人口学因素以及政治经历、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此外，曝光和抹黑建制派精英的腐败无能将加剧政治不满，这可能会促使选民稳定地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但也可能因导致政治抑郁症而降低投票率。因此，至少在宏观层面很难观察到民粹主义掌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民粹主义掌权会对政治竞争和公民自由产生负向影响(但不会显著影响政治参与)。

2.政体维度

在政体维度，本文关注民粹主义掌权者与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关系。问责制包含三方面：一是公民对政府的约束，即选民同意(纵向问责);二是政治机构间的制衡，即权力分立(横向问责);三是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公共空间的监督(对角线问责)。对于纵向问责，民粹主义掌权者擅长将自身描绘为唯一合法的民意代表，通过标举至高无上的“人民意志”作为最终行动依据来规避问责。他们在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努力塑造与普通人的相似性，宣称只有自己能够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掠夺性精英侵犯。民粹主义领导人试图通过成为人民的一员来决定人民利益，其所作所为便自然地与民意捆绑在一起。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质疑民粹主义领袖就是在质疑人民，对民粹主义领袖的选举控制等同于人民的自我制裁。对于横向问责，民粹主义掌权者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无需桥梁和纽带，认为中介组织是扭曲公共利益的根源。他们辩称，由于社会存在“客观利益”和“统一利益”，受人爱戴的民意代表无须接受立法和司法机构审查。更有甚者直接占据制宪权，解散国会、改组法院，打压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民粹主义将宪法和法律视为维护权贵利益的工具，并对其大加挞伐。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经常公开藐视法律，批评法院并对执法人员展开人身攻击。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如因穆勒调查被成功起诉，他将动用总统权力赦免自己;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在判决脱欧需经议会投票后，被媒体描绘为“人民的公敌”。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掌权者还通过破坏惯例、干预司法决策和影响自由裁量权等手段挑战法治权威。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民粹主义领导人将法律程序用于政治目的，借助司法机构惩罚异议者。司法政治化和政治司法化犹如一对双胞胎，二者共同导向“专制法律主义”或“歧视性法律主义”。

法治滑坡为滥用职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寻租和裙带关系是问责制瓦解的产物。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要“清除华盛顿的沼泽”，入主白宫后却大量授予家族成员公职。事实上，民粹主义政客依靠反腐败纲领赢得选举，但民粹主义本身容易滋生庇护关系。民粹主义的反建制立场要求其领袖在建制派精英之外重新寻找政治盟友，而金钱贿赂是获取政治支持的捷径，利益纽带维持着追随者网络的相对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成为笼络精英的特殊机制。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原本致力于打击腐败的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后更有可能徇私舞弊、中饱私囊。而为了维持腐败网络，他们势必会运用各种手段对滥权行为加以掩盖，这进一步降低了政治透明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民粹主义掌权会对问责制和法治产生负向影响，对政治腐败产生正向影响。

3. 政策维度

再分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环节。从逻辑上看，将精英描述为寡头的民粹主义倾向于强化再分配政策。根据拉美国家的实践案例，民粹主义掌权者反对精英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希望通过大规模再分配改善贫富悬殊、避免极端不平等。然而，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向，在传统的左翼与右翼分野模式之外，封闭与开放构成了新的政治分歧。与此同时，民粹主义经历了从反对经济精英到反对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变迁，政党竞争的核心议题也从阶级拓展到价值观。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不再通过市场监管与再分配来识别，“上下对立”“内外有别”连同相应的文化符号为其提供了新的动员资源。民粹主义的“敌人”因而转变为全球化时代的“新阶级”，他们来自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并拥有国际视野和世界主义胸怀。而出于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叛，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选民开始投入非主流政党的怀抱。虽然包括法国国民联盟在内的许多民粹主义政党都曾倡导“福利沙文主义”，但其大多数在表现出强烈的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同时也拥抱自由市场，如西班牙呼声党、德国选择党和希腊的“金色黎明”等。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非截然对立，民粹主义掌权与再分配的关联越来越薄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客观上促进了民粹主义兴起，但民粹主义掌权者没有制定详细的再分配方案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再分配并不属于民粹主义的概念特征，身份认同才是当代欧洲民粹主义者的核心关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总体而言，民粹主义掌权与再分配无关。

（三）民粹主义行动者：政党与领导人

政党是民粹主义的组织化载体，也是民粹主义的制度性约束。组织变迁、内外部条件和集体行动成本是影响民粹主义政党冲击力的三个要素。民粹主义政党长期保持着运动型政党的形象，这与其作为政党政治局外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然而，为应对内部分裂和外部挑战，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联盟和瑞士人民党等纷纷实现了组织常规化。民粹主义政党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政党日渐趋同，组织变迁被认为是其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然而，一个“正常”的民粹主义政党既要协调组织内部各派系的利益，又要说服组织外的执政联盟以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联合政府中的民粹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它们经常需要围绕政策议程竞争话语权。民粹主义政党内部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不同阵营的分化越来越常见。常规化且日益复杂的组织结构发挥了“过滤器”作用——掌权后维持组织运作的高昂成本降低了极端诉求的吸引力，执政党之间的博弈均衡以及党内派系斗争又降低了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各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粹主义执政党带来的冲击。相比之下，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缺乏政治经验，且更具个人主义色彩。其在广泛吸引普通选民的同时，还能利用个人威望以及对领袖的忠诚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从而强化党内团结并协调执政联盟的集体行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

假说4：民粹主义领导人比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质量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整合不同数据源并将执政党和领导人层面的数据匹配到国家层面，构建起一个民粹主义掌权的原创数据集。该面板数据集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年份，覆盖了27个欧洲国家，时间跨度为1990—2019年。选取欧洲国家作为样本是由于它们彼此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便于在控制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要素的前提下分析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及其异质性。样本包含全部欧洲大国，其中西欧国家8个，东欧国家11个，北欧和南欧国家各4个。将1990—2019年作为分析时间段主要是出于数据可及性的考虑。

首要的任务是界定民粹主义掌权，民粹主义掌权者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两大子类型。对于前者，如果该国在该年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政府或内阁，则将民粹主义执政党编码为1，否则为0；对于后者，如果该国在该年有民粹主义政治家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则将民粹主义领导人编码为1，否则为0。为避免赋值的主观性，本文借鉴既有研究来识别民粹主义掌权情况。一方面，本文在维托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议会与政府数据库确定民粹主义执政党名单。只有进入政府且作为联合政府主要领导者的民粹主义政党才被视为民粹主义执政党。保加利亚、捷克、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曾经存在民粹主义执政党。另一方面，本文采用芬克等的编码方式，并将其与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提供的民粹主义掌权数据库交叉验证。只有同时被两个数据库识别的总统、总理或首相才归属于民粹主义领导人。7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分布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掌权的典型事实如图3所示。

此外，本文还基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皮帕·诺里斯、路易吉·吉索、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成果以及民粹主义名单、教堂山专家调查、全球民粹主义项目、全球政党调查等数据库收集了样本国家所有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议席比例和意识形态取向，以便进行拓展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特指议会选举得票率，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比例特指议会下院议席比例，且使用第一轮投票结果。若当年非选举年，则使用此前最近一次大选的数据代替。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考虑了政党联盟的分化组合。

下面说明自由民主的政治维度、政体维度和政策维度数据。衡量政治竞争、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相关指标均来自民主多样性项目。民主多样性项目针对每个指标至少邀请5名专家进行打分，然后运用贝叶斯因子分析模型将专家编码整合为对应概念的点估计，同时报告了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政治竞争指数用反对党自治代表，公民自由指数聚合了免于身体暴力的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问责制指数聚合了纵向问责、横向问责和对角线问责，法治指数由行政合法、司法独立和司法平等等15项指标聚合形成，腐败指数由行政机构腐败、立法机构腐败和司法机构腐败等6项指标聚合而成。研究表明，该项目的测量方法效度良好，对民主质量的评估比较准确。

政治参与指数综合了全球民粹主义项目和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的选民投票率数据库，通过全国议会选举投票率进行测量。再分配通过政府政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变化测量，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年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差异。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提供了税前/转移支付前基尼系数和税后/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据此可以获得再分配指数。绝对再分配指数通过二者相减的方式计算得到，相对再分配指数通过将绝对再分配指数除以市场基尼系数再乘以100计算得到。政治维度、政体维度和政策维度的变量均为连续变量，这有利于捕捉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渐进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可能会受专家个人偏见影响，特别是在涉及“民主倒退”等情绪化的主题时更容易产生偏差。本文认为专家判断的主观性难以避免，这是民主评级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任何测量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的衡量标准，因此研究者必须结合实际目标来权衡利弊。应当看到，专家编码在测量民主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客观指标关注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低门槛，能够判断是否为民主政体，却难以追踪民主国家内部的质量变化。在匈牙利、波兰、捷克、巴西和土耳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巧妙而渐进地侵蚀民主质量，但客观指标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因此，客观指标的预测结果一般会偏向乐观主义，而主观指标更有助于揭示“民主倒退”的潜在趋势。本文主要研究民主质量的影响因素，通过专家编码对政治竞争、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进行测量具有合理性。

五、实证结果

（一）主回归结果

本部分基于跨国数据集尝试为上述理论提供经验证据。首先以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腐败、绝对再分配和相对再分配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其中Panel A以民粹主义政党掌权为核心解释变量，Panel B以民粹主义政治家掌权为核心解释变量，Panel C旨在估计民粹主义政党或政治家掌权的总体影响。所有模型均添加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控制变量以及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表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据此可知：民粹主义执政党、民粹主义领导人和民粹主义掌权者均与民主质量负相关，其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对政治竞争的负向影响不太显著，对政治参与和再分配的影响则始终缺乏统计显著性。假说1部分成立，假说2和假说3成立。民粹主义掌权与除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外的其他民主质量指标负相关。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民粹主义执政党会使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37(相对于平均值下降4%)、问责制平均下降0.051(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法治平均下降0.050(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腐败平均上升0.044(相对于平均值上升22%)；民粹主义领导人会使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4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5%)、问责制平均下降0.067(相对于平均值下降9%)、法治平均下降0.07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9%)、腐败平均上升0.080(相对于平均值上升40%)。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被解释变量，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显著性水平都比民粹主义执政党更高。比较民粹主义掌权者的两个子类型可以发现，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将带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由此，假说4成立。

民粹主义掌权者的总体影响介于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它会导致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5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问责制平均下降0.078(相对于平均值下降10%)、法治平均下降0.073(相对于平均值下降8%)、腐败平均上升0.053(相对于平均值上升26%)。在Panel C中，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腐败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民粹主义掌权削弱了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加剧了政治腐败，但对政治竞争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且不会显著影响政治参与和再分配。

表2展示了事件研究结果。借鉴芬克等的方法，通过生成时间虚拟变量估计民粹主义掌权的中长期影响。将民粹主义掌权后的5/15年编码为1，否则为0。回归方程如下：

具体来看，在民粹主义政党掌权15年后，公民自由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5%，问责制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7%，法治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8%，腐败的上升相当于平均值的29%；在民粹主义政治家掌权15年后，公民自由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9%，问责制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11%，法治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13%，腐败的上升相当于平均值的48%。这表明，民主质量在某些方面的持续衰退与民粹主义掌权有关。民粹主义的成功或许是短暂的，但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是持久的。

（二）安慰剂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民主倒退”与民粹主义掌权有关，但无法推断只有民粹主义掌权者才会导致“民主倒退”。对此，本文开展了4项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构造虚假冲击，估计(虚构的)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理论预期，当民粹主义从反对派变为掌权者时，民主质量受到侵蚀的概率会增大。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应该观察到虚假冲击在统计上趋于不显著或表现为正相关。安慰剂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本文根据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比例生成了一个新的虚拟变量，即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议会(但没有进入政府)。如果某国在某年至少存在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占有议席，且没有任何民粹主义政党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则将其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该变量构成了一个虚假冲击，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成为议会代表但尚未掌控行政权力。如表3中Panel A所示，议会中的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其他模型的回归系数则在统计上不显著。从系数符号来看，议会中的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竞争、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对腐败的影响则为负向。

其次，本文结合维托里的数据生成了另一个虚拟变量即民粹主义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外部支持者。外部支持者是指民粹主义政党没有进入政府，但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并向民粹主义政府提供外部支持，如意大利力量党、丹麦人民党和荷兰自由党。该变量同样构成了一个虚假冲击，在议会中的外部支持者仍然限于民粹主义反对派角色。如表3中Panel B所示，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再次，本文用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减去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计算得到非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非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代表未掌权的民粹主义势力，属于民粹主义反对派范畴。如表3中Panel C所示，非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与民主质量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负相关，其对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本文保留民粹主义政党未掌权样本以估计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对民主质量的影响。由于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为获得干净的虚假冲击，必须对样本进行分割，排除掌权样本。如表3中Panel D所示，在排除存在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国家后，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列(3)和列(4)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系数的绝对值接近0，因此其实际意义或经济显著性不大。

安慰剂检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在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反对派的存在是有益的。然而民粹主义一旦掌权，几乎任何正面效应都将不复存在。相较于民粹主义反对派，民粹主义当局构成了对自由民主的真正威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改变模型、变量及其测量方式运行了6项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于基准回归中民粹主义掌权对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再分配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该部分主要考察其与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关系是否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基准回归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第一项稳健性检验采用非滞后变量模型。在不滞后的条件下，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掌权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升，系数绝对值相比基准回归结果略大。

第二项稳健性检验添加了额外的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冲等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可能会构成混杂因素，进而干扰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鉴于此，本文进一步纳入经济领域(KOF全球化指数、外贸依存度、税后基尼系数、税前基尼系数、顶层10%人口收入份额、顶层10%人口财富份额、通胀率、失业率、工会联合会数量)和社会文化领域(移民人口比例、难民数量、寻求庇护者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其中，KOF全球化指数来自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经济景气研究所，税后基尼系数和税前基尼系数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顶层10%人口收入份额和顶层10%人口财富份额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工会联合会数量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外贸依存度、通胀率和失业率来自世界银行，移民人口比例、难民数量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来自联合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Clio Infra项目。在增加控制变量后，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仍然显著。

第三项稳健性检验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西欧、东欧、北欧和南欧)，以捕捉区域固有特征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分离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影响有利于提升模型解释力、减少模型中的偏差。在增加固定效应后，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

第四项稳健性检验放宽了自变量的衡量标准，提供了一套替代性编码。对于民粹主义执政党，原始编码仅识别联合政府中的主要领导者，替代方案纳入了联合政府中的次要参与者；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原始编码通过取交集整合不同数据源，进而识别严格意义上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但关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界定存在争议，替代方案通过取并集的方式识别广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放宽自变量后，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上升，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但基本结果不受影响。

考虑到民主质量和再分配在测量上的不确定性，本文改变了因变量的测量方式。对于政治竞争，分别用可加性分解多元化指数和可乘性分解多元化指数替换原有的反对党自治，它们测量的是竞争性选举原则；对于政治参与，分别用登记选民投票率和成年人口投票率进行替换；对于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分别提供高估和低估两套测量指标。上述用以替换的新变量均来自民主多样性项目。对于绝对再分配，分别用税收占GDP比重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进行替换，前者来自世界银行，后者来自欧洲统计局。它们会影响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而且比基尼系数波动更大。同样地，对于相对再分配，分别用税收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替换。将上述变量替换原有变量重新运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相比差异很小。

此外，本文还通过调整标准误聚类层次、改变变量滞后期数、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以及选择子样本回归等方法进行了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囿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为本文的研究假说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经验支持。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较为稳健，对政治竞争的影响不太稳健，对政治参与和再分配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

（四）因果识别

关于民粹主义掌权后果的既有研究大多难以规避内生性问题。民粹主义掌权显然不是随机化冲击，而是一个高度内生于民主制度的变量。关于供给侧的文献表明，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民主制度衰败。二者通常在时间上相互交织、在空间上彼此重叠，这使得常规的研究设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反向因果问题。鉴于这些因素，准确推断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影响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控制了各种潜在混杂因素，研究者仍难以获得无偏估计。针对这一局限，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设计了一项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实验组(匈牙利)与作为反事实的合成控制组(民粹主义从未掌权的欧洲国家)估计青民盟及欧尔班在2010年掌权对该国民主质量的影响。合成控制法基于数据驱动模拟反事实，是评估政策效应的新兴工具。该方法结合了准实验逻辑和案例比较逻辑，通过加权构造出与实验组最相似的合成控制组，然后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估计处理效应。其优势在于根据数据特征合成虚拟控制组，避免了主观选择案例的随意性。

之所以选择匈牙利作为实验组，是因为2010年青民盟及欧尔班掌权提供了一个有效冲击。在应用合成控制法的过程中，要求处理效应足够大、处理时间足够长且存在合适的控制单元，否则无法估计民粹主义掌权的因果效应。第一，处理效应足够大。匈牙利在2010年后进入民粹主义掌权时期。青民盟作为公认的民粹主义政党，执政以来长期保持绝对多数地位，在数次大选中获得超过一半选票、控制议席达到2/3，远多于其他政党(联盟)。青民盟主席欧尔班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领袖，迄今为止五度出任匈牙利总理，连续执政长达14年，形成了所谓“欧尔班现象”。第二，处理时间足够长。合成控制法要求有足够长的冲击前数据，以便对控制单元进行线性组合，构造出最相似的虚拟控制组。同时，丰富的冲击后数据有利于充分展示处理效应。匈牙利的民粹主义冲击发生于2010年，这意味着冲击前拥有20年数据、冲击后拥有9年数据，能够满足合成控制法的基本要求。第三，存在合适的控制单元。1990—2019年，既不存在(广义)民粹主义执政党也不存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国家构成了12个控制单元。

本文将受到干预的实验组排除在捐赠池外，以隔离其影响。使用嵌套方法寻找最优合成控制组，预测变量包括基准回归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通过安慰剂检验验证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结果差异是否真的由干预造成，并通过基于留一法的稳健性检验排除控制单元选择对处理效应的干扰。图4展示了匈牙利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实验组的民主质量受到民粹主义掌权干预，合成控制组则按照原始路径变化。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的结果差异发现，青民盟及欧尔班掌权的处理效应是显著的：截至2019年，匈牙利的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相较于反事实分别下降约0.3、0.5和0.4，腐败程度相较于反事实上升约0.4，这几乎是基准回归结果的5—10倍。在民粹主义统治下，匈牙利的民主质量远低于反事实。另外，民粹主义掌权并未表现出与匈牙利的政治参与或再分配显著关联，其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则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笔者还利用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掌权构造自然实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识别民粹主义掌权影响的另一个挑战源于处理效应异质性。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如严格函数形式假设和严格外生性假设，前者要求处理效应恒定不变，后者要求不存在时变混杂因素。任一假设不满足都可能导致偏误。通过引入固定效应反事实估计量放宽这些假设，能够避免负权重和获得无偏估计。

民粹主义掌权的处理状态存在反转，其影响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年份上具有差异。某国可能在某年经历从民粹主义上台到民粹主义下台(或相反)的变化，这种处理切换及其引发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需要使用特定统计方法。固定效应反事实估计量允许不同个体间和不同时间段内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适用于面板数据的一般化处理模式。图5报告了基于固定效应反事实估计量的动态处理效应，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置信区间设为90%。结果表明，在民粹主义掌权之前，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不存在明显差异；在民粹主义掌权后，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遭到削弱，腐败程度不断加剧，民主质量受到的侵蚀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得到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分别是-0.050、-0.083、-0.080和0.065，它们与基准回归结果相近。

（五）机制分析

下文将检验民粹主义掌权的影响机制，重点关注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个人特质三方面的影响异质性。

前文结果表明，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负相关。本文首先根据“政体5”项目生成民主巩固的二元变量。如果政体评分取值为10，则将民主巩固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随后将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巩固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中Panel A所示。交互项系数表示，民主巩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的负面效应。随着民主政体实现巩固，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的负向影响减少0.085，对问责制的负向影响减少0.103，对法治的负向影响减少0.127，对腐败的正向影响减少0.114。用民主持续时间这一连续变量替换民主巩固得到了大致类似的结果，如表5中Panel B所示。每当民主持续时间增加1%，民粹主义掌权对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分别减少0.017、0.012和0.016。由此可见，民主持续时间在调节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上起到了缓和作用。一个国家民主越巩固、持续时间越长，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的负向影响越小。这意味着长期民主实践增强了制度韧性，巩固的民主制度能够约束民粹主义掌权者滥用职权。

本文进一步区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以检验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掌权影响的调节作用。表6展示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分析。不难发现，左翼民粹主义掌权者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影响迥异：右翼民粹主义执政党、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者对民主质量的负向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系数符号完全相反，左翼民粹主义执政党会显著正向影响民主质量，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亦是如此，尽管显著性水平稍低。总体来看，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正面效应突出，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的负向影响显著，这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掌权比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危害更大。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包容性和排他性的差别不能简单映射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差异，意识形态隔阂在欧洲国家内部同样广泛而深刻。右翼民粹主义的排他性人民概念与左翼民粹主义截然不同，左翼民粹主义的亲政府立场以及温和化倾向抑制了其对民主质量的侵蚀。

除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外，领导人个人特质也可能调节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本文借助民主多样性项目中的魅力型领导人指标，构造其与民粹主义掌权的交互项。魅力型领导人测量了领导人被描述为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程度(如英勇果敢、道德高尚、虔诚或明智)。调整后的预测值如图6所示。在民粹主义掌权且个人魅力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随着魅力型权威的不断强化，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的预测值逐渐减小，而腐败程度的预测值逐渐增大。这意味着过度集权和专断可能加剧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民粹主义掌权与魅力型领导人相互强化，二者共同作用于民主质量的侵蚀。

六、结论

民粹主义就像一个萦绕欧美大陆的幽灵，被无数次宣告死亡又卷土重来且挥之不去。在民粹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今天，民粹主义掌权是否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成为学术辩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民粹主义的治理绩效乏善可陈，民粹主义当局以人民的名义侵蚀大众控制。其中，民粹主义领导人比民粹主义执政党发挥作用的时间更短、程度更深，但二者都削弱了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加剧了政治腐败。民粹主义掌权者也对政治竞争的公平性施加了一定压力，尽管结果并不稳健。然而，民粹主义掌权未能改善经济不平等状况，也无法激发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倒退”的潜在风险有关，但也只有当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获得执政机会时才能实践其纲领。相反，当他们仍然作为反对派而存在时，负面效应几乎为零。此外，意识形态取向可能比共同的民粹特征更加重要。尽管民粹主义掌权者凭借魅力型权威破坏多元性，巩固的民主制度却构成了一道保卫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防火墙”。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既有研究大都侧重考察民粹主义的煽动性话语如何影响政党体制以及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本文则聚焦于民粹主义掌权的短期和中长期宏观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关系、理解世界范围内“民主倒退”的原因。第二，本文在统一框架下对政府中的民粹主义者和议会中的民粹主义者进行定量分析，呈现出民粹主义反对派的包容性承诺与民粹主义掌权者的排他性后果并存的复杂图景。民粹主义未必导致“民主倒退”，“威胁论”只对掌权的民粹主义适用，这有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相互冲突的观点，为恰当评估民粹主义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提供启示。第三，本文关注结构性因素之外的能动作用，区分了民粹主义掌权者的两个子类型，并通过比较民粹主义执政党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差异化影响推进了对民粹主义复杂性的深入理解。第四，本文考察了民粹主义掌权的异质性后果，展示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个人特质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回答为何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存在差异。基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分析支持了包容左翼与排他右翼的经典理论，政治制度的调节作用体现了深化民主实践的重要性，个人特质的调节作用能够对话魅力型权威文献。第五，本文在民粹主义的再分配效应方面提供了来自欧洲的相关证据，有助于梳理既有研究中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进一步探讨民主的再分配理论留下空间。经济不平等驱动民粹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掌权却无法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再次表明关于民粹主义后果的研究相对独立于民粹主义起源研究。第六，本文利用自然实验设计来构建反事实观测，使估计民粹主义掌权的因果效应成为可能。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民粹主义掌权在宏观上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始终绕不开内生性问题。尽管本文通过滞后变量、引入反事实框架以及控制民粹主义起源相关因素缓解了内生性偏差，但在厘清民粹主义掌权的因果效应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如借助实验设计识别净效应或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来获得无偏估计。不仅如此，研究层次的下沉有利于更好地排除各种混杂因素干扰。当前欧美各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区域一级的数据，它们是检验既有理论乃至建构新理论的有力工具。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外，未来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探索民粹主义掌权影响自由民主的微观机制，将国家层面的权力更迭与个体层面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变化嫁接起来。另外，通过拓宽研究视角，比较欧洲和拉美地区民粹主义掌权的不同模式及其不同后果也将为该领域贡献新的知识。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民粹主义掌权者带来的迥异于民粹主义反对派的影响。当且仅当民粹主义掌权时，才会建立一种挑战民主的政治秩序。民粹主义反对派试图修正不民主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掌权者则有能力将非自由民主付诸实践。选举突破为民粹主义者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赋予其贯彻政治纲领的合法授权。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一旦进入政府，便致力于开展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拆除正式的民主机构以及宽容、妥协等非正式民主规范。他们试图绕过中介组织与大众直接沟通，同时不断攻击制约其权力的官僚系统，以证明自己不会蜕变为新的建制派。例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电视台的常客，特朗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向建制派精英宣战。

民粹主义掌权者通过同意来建立统治，但他们向来不满足于多数地位，而是寻求长期执政。国家主义使命使其渴望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中，选举胜利意味着人民得到代表。民粹主义的胜利不仅是多数人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民粹主义当局不是以暂时的胜利者身份掌权，而是以真正的胜利者身份掌权，其使命是让“被遗忘的”和“真正的”国家回归。掌权的民粹主义往往沦为极端多数主义，而极端化的代议制民主将为非民主解决方案留下空间。自诩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比政党政府更加精英化，他们躲在民意的外衣下享受不受争议的特权。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北方联盟和英国独立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层长期保持稳定并非偶然。随着民粹主义从反对派变为掌权者，其嵌入政府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同步增加。在探讨民粹主义纷繁复杂的后果时，有必要将民粹主义者的执政地位纳入考量，而不是以抽象的“民粹主义”词句遮蔽概念内部的多重指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勾勒出这一重大现象背后的因果链条。

与理性选择主义的预测相反，掌权的民粹主义不会天然趋于制度化。民粹主义掌权构成了民主解固的重要形式，成为“民主倒退”的晴雨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粹主义掌权者侵蚀了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这不意味着它反对民主本身。相反，民粹主义接受了多数主义原则，关心谁统治甚于如何统治。换言之，民粹主义是对不民主自由主义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回应。民粹主义植根于代议制民主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即多数人的统治与少数人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的理想与制约人民主权的政治安排。民粹主义的乌托邦试图寻求二者的平衡，却在不知不觉间退化为部落主义。如果作为多数的人民不可能真正统治，那么民粹主义就将永远如影随形。民粹主义掌权反映了民主深处的阴暗面，也刻画出这个时代的冲撞与迷离。理解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对于理解世界政治变迁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