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案例研究的迷思: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
凌争
摘要：既有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章大多基于科研逻辑展开，主要介绍案例研究的前沿方法，或通过深刻的学术讨论来提供新知，但对于案例研究基础知识和底层逻辑缺乏关注和阐释。换言之，既有研究忽视了为那些对案例研究充满热情却缺乏学习机会的群体提供“相应的知识”，无形中阻碍了初学者掌握和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不利于案例研究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文章尝试在抽象与提炼的基础上为前述群体学习科研逻辑的案例研究“搭桥”。文章论述了案例研究与规范研究、量化研究之间的共通与互补，阐述了研究者尽早学习运用案例研究的必要性，并从案例研究的方法、田野、调研与写作入手，归纳了研究者在不同阶段需要警醒的迷思，并提出实施案例研究应该具备的两种视角和两种能力。文章提倡通过实地调研与阅读科研逻辑的案例研究文献来掌握案例研究方法，进而完成高质量的案例研究; 同时，文章倡导为了追求共同的学术研究目标，研究者应摒弃研究方法的“门户之见”: 研究者在形而下的层面接近甚至寻得真相，在形而上的层面接近甚至发现真理。
关键词：案例研究；内部人视角；外部人视角；逻辑推理能力；想象力
案例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有关案例研究方法的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尝试围绕“国外案例研究的前沿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通过“对话经典”与“探讨专业名词”为学界贡献知识：“对话经典”来阐释案例研究的权威文献；“探讨专业名词”以介绍案例研究的前沿。这些文章精彩、深刻，但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科研逻辑，即尝试为国内学界贡献新知，面向的读者是具备案例研究方法知识的群体。但对于那些对案例研究充满热情却尚未具备一定知识储备的群体来说稍显艰深，不同的研究所面向的受众不尽相同，因此，符合这些专业能力稍有欠缺或者刚刚接触案例研究的学生水平的文章也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以入门与启发为目标，在抽象与提炼的基础上尝试为这些读者与前述基于科研逻辑的案例研究成果“搭桥”。本文的目标是，读者通过本文对案例研究基础知识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并能够较好理解前述前沿案例研究。在进入正题之前，一个有关研究方法的困惑有必要回应：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许多研究者的重要疑惑。一方面，研究者可能不知如何在三种研究方法之间抉择；另一方面，从事规范研究、量化研究的研究者可能担心不能实现方法的转向。本文的第一部分尝试说明：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在抽象层面共通且互补。
一、规范、量化、质性（案例）研究与知识增长
对无限未知世界的探索贯穿着人类有限的生命时光。学术研究的内核始终围绕无限未知世界的两个维度：规律性与复杂性。鉴于此，学术研究的目标可谓是一致的：研究者在形而下的层面接近甚至寻得真相，在形而上的层面接近甚至发现真理。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通过解释世界与理解世界为人类贡献新知。
学术研究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规范研究是人类与广袤世界接触的伟大尝试。在人类所知与所及有限的情况下，规范研究尝试回应世界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运转。规范研究通过演绎法认知世界，即研究者在若干假设的前提下，基于对世界形而下层面的认知思考世界在形而上层面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最终推导出结论。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在受制于有限认知的前提下探索世界运行规则的重要研究工具，历代先贤（特别是哲学家）贡献了诸多灼见。规范研究的过程即是思辨的过程，其基于有限的经验素材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引导人类向“善”而生。这种对“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理解伴随知识的累进沉淀为人类共享的知识———常识。然而，规范研究存在两处不足：一方面，应然的思辨存在“不及之处”，即真实世界存在应然解释难以回应的内容；另一方面，应然思辨不意味着绝对真理，即生产应然思辨的研究者本身也难以脱离彼时的历史和个体情境。这表现为规范研究认知世界的两种定式：一方面，研究者“取材”的定式，即研究者对形而下世界的“碎片化”取材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另一方面，研究者“检材”的定式，即研究者基于前述碎片化取材对于世界进行形而上的演绎可能导致与现实产生偏离。必须承认，规范研究在人类发展的大多数阶段为人类知识的累进立下汗马功劳。上述所谓的不足并非规范研究以及研究者的不足，而是人类文明早期的结构性特征。规范研究提炼、传递、拓展了人类知识，至今仍为人类发展的基础性、原则性问题提供灼见。
规范研究存在“取材”与“检材”的不足，经验研究尝试对此作出改进。经验研究检验与讨论规范研究在实然世界的“对与错”，并与规范研究共同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特别是规范研究者基于有限理性“难以抵达之地”。可以说，经验研究尝试将人类思考从应然的象牙塔之中“搬离”。
经验研究中的量化研究与规范研究“神似”：量化研究寻求实然世界的普遍性知识，规范研究寻求应然世界的普遍性知识。两种研究都致力于对无限未知世界作出“合理简化”，进而帮助人类“执简驭繁”。因此，量化研究以演绎法为主，即研究者基于既有理论在形而上层面对形而下的经验素材进行理论假设的演绎，并通过大样本检验前述演绎的理论假设。然而，大样本意味着研究者在有限的研究生涯中难以对每个样本深入地调研。因此，量化研究本身是研究者限于实然世界调研的“遗憾”，借助统计学原理对无限未知世界的合理想象（即理论假设），这个检验的过程被部分量化研究者戏称为“数星星”。量化研究彰显了研究者在“有限生命时光”与“无限未知世界”之间难以消弭的结构性困境下对星辰大海的追求——对普遍性知识（规律性）的进一步探索。然而，量化研究本身存在三个方面的疑惑：第一，真实世界的发现是否比理论演绎更适合支持量化研究追求普适性知识的理论假设？第二，量化研究提炼的普适性知识是否一定准确？第三，这些简化世界的普适性知识能否串联世界？上述三个疑惑可归结为量化研究指导现实的两个难点：第一，量化研究的普遍性知识是否准确？第二，如果准确，简化的普遍性知识如何指导真实世界的实践？因此，这两个难点要求研究者在面对真实世界时“找回复杂性”。
质性研究是理解世界复杂性的主要研究工具，案例研究则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案例研究能够回应上述量化研究的三个疑惑：第一，案例研究能够为量化研究提炼研究假设并提供依据；第二，案例研究能够对量化研究提炼的普适性知识（在量化研究的边界内）证伪；第三，案例研究对于“机制”的提炼有助于研究者通过量化研究提炼普适性知识串联世界。不同于量化研究，案例研究强调研究者对于田野的深度浸润，即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收集经验素材，不断接近真相。案例研究的过程可视为“解剖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即通过在形而下层面深入挖掘一个案例并最终在形而上层面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形而上层面的复杂性可以进一步提炼为普遍性知识的理论假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复杂性背后也具有一般性，即某个特定案例的复杂性可能存在于其他案例。这种一般性的存在源于人类情感与知识的共享性：复杂性的背后是人类共享的价值判断与相似的知识储备。虽然案例研究不生产普遍性与规律性知识，但高水平的案例研究者拥有“触类旁通”的能力，他们的个人知识与阅历通过反思田野中的所见所闻能够“无限延展”，通过一个案例捕捉不同案例中的相似性。因此，案例研究“入门易、提高难”：所谓“入门易”是指研究者都可以进入田野作调研；“提高难”是指不同的研究者通过调研获取的研究素材以及通过案例提炼的知识各不相同。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在动态的田野中如何迅速、准确地获取研究素材难以标准化。换言之，还不存在一本“武功秘籍”能指引研究者在转瞬即逝的田野中汲取研究素材，研究者在同一田野调研的结果也可能存在很大的“方差”。鉴于此，案例研究也被认为是一门“师傅带徒弟”的手艺，徒弟需要在师傅的点拨下逐渐形成对于案例研究的“完整训练”。
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在有限的研究生涯中应掌握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工具。这些研究工具助力研究者在应然或实然层面不断推进人类知识的极限：规范研究主要通过演绎法寻求应然层面的规律，量化研究主要通过演绎法寻求实然层面的规律，案例研究在实然层面兼用演绎与归纳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同时，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规范研究生产的知识为量化研究与案例研究提供了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与形而上抽象的启发；量化研究检验与拓展规范研究的知识，并对案例研究的发现（理论假设）上升为普遍性知识提供大样本检验；案例研究为人类的知识提供“复杂性”，该“复杂性”不仅检验量化研究的普遍性知识，而且为量化研究以及规范研究提炼新的普遍性知识提供启发。鉴于此，研究者的知识增长类似“辩证上升的过程”，该过程强调三种研究同等重要，研究者的知识累进不应拘泥于一种研究，而应是不断且反复从三种研究中汲取知识。
然而，研究者汲取与生产知识存在一条暗线，即知识增长伴随个人阅历的累积。实际上，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都要求研究者“充分”理解真实世界。这种“充分”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产物。研究者的日常工作就是“读万卷书”，即通过研究文本实现知识累进。“行万里路”才能为研究者带来更好的边际收益。换言之，研究者通过案例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有助于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不仅通过田野理解与检验书本知识，还通过田野找到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最终为知识的累进提供必要的“阅历”。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在研究生涯初期通过案例研究提出了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设并找到了理论假设串联现实世界的机制，然后通过定量研究不断修正自己提出的理论假设，使其接近普遍性知识，并在过程中深化具备普遍性知识潜力的理论假设串联现实世界的机制。在该过程中，研究者也在不断阅读规范研究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最终，研究者能够围绕研究议题撰写规范研究的文章，以专家的名义为该研究领域作专业的判断，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未来研究的方向与指点。这可能是令所有研究者羡慕的研究生涯——不断修正自己的研究发现，使其被更多研究者承认。这种承认意味着研究者对人类知识增长作出贡献。总之，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质性研究能够为规范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演绎“深刻”提供基础，即在理解世界复杂性基础上的演绎。
对案例研究充满热情却缺乏学习机会的读者而言，理顺逻辑只是第一步，解答他们关于案例研究的迷思至关重要。本文的第二部分尝试回应上述问题。
二、案例研究：迷思与困局
案例研究的迷思伴随案例研究的全过程。在方法上，研究者为何选择案例研究？选择案例研究后，研究者寻找的“田野”是什么？确定田野后，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调研”是什么？调研结束后，研究者如何写作？这些贯穿方法、田野、调研、写作四个环节的疑惑既可能使研究者犹豫是否选择案例研究，还可能使研究者对案例研究产生偏颇的认识。鉴于此，本部分基于案例研究的方法、田野、调研、写作四个环节分别论述。
第一，方法的迷思。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特别是单案例研究）的最大疑惑主要围绕“（单）案例能否作出好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可能遭遇（单）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提问；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遭遇（单）案例是否能够支撑研究的提问。如前所述，案例研究追求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维度：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因此，案例研究追求的是典型性，而非代表性。典型性是通过个别样本体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性，代表性是全面反映母体样本的特性。简言之，典型性不要求（也很难达到）案例反映全体样本。案例研究的典型性侧重于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即通过解剖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对麻雀的生理构造有普遍性的认识。以基层政府研究为例，对某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细节的“深描”以及执行政策逻辑的挖掘，旨在说明各地基层政府执行政策可能存在类似行动逻辑。这种通过“深描”的生动论证有助于研究者通过阅读案例（特别是捕捉生动的细节而感同身受）理解研究对象（基层政府）——这是其他研究难以企及的。
案例的选择分为“正常案例”与“异常案例”。“正常案例”是指与理论预期相符的案例，“异常案例”是指与理论预期不相符的案例。以“政治锦标赛”为例，“政治锦标赛”意味着官员会关注有利于其政治生涯发展的工作，如经济发展。“正常案例”尝试解释“政治锦标赛”下官员追求政治生涯工作的复杂性，比如何以克服招商引资过程的难题、何以率领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赶超。“正常案例”为“政治锦标赛”所代表的规律性知识串联世界提供可能——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官员要发展经济，但如何发展经济的经验亟待挖掘。这些经验甚至比规律性知识更具现实意义。“异常案例”尝试解释“政治锦标赛”下官员的反常行为，即官员从事与其政治生涯关联性弱的工作，如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这类“异常案例”旨在回应既有理论难解释的问题，从而推动该领域知识的增长。总之，“正常案例”与“异常案例”在理论上都能作出很好的研究。
值得说明的是，“单案例”的研究可能并不存在，而是隐含着参照系。一般而言，“正常案例”所挖掘与提炼的复杂性具备一般性特征，这是研究者参照与“正常案例”类似的多数其他案例的结果。“异常案例”的挖掘与提炼的复杂性知识则在于与“正常案例”相对比，“正常案例”多被当作既定的知识而不赘述。可以说，所谓的“单案例”一直存在参照系。此外，“单案例”研究能够通过时间线的延展将案例切割成多个案例。理论上，因果关系在时间线凸显，而“单案例”研究最可能控制住其他因素，仅反映该案例在时间线上某些因素的变化。因此，“单案例”某种程度上是理想的比较案例。总之，“单案例”是隐性的多案例比较，“单案例”不仅分析案例本身，还兼顾对参照系的（隐性）选择。
第二，田野的迷思。这主要聚焦于两类被误解的“田野”：“导师的田野”与“自己的田野”。对于“导师的田野”，迷思意味着“导师的田野是我的田野”。一般而言，年轻的研究者围绕导师的课题参与田野调查，座谈会、实地参观、茶余饭后的交谈令年轻的研究者受益匪浅。这可能造成年轻的研究者产生关于田野的假想，即仅靠他们自己也可以在“导师的田野”汲取有效的实证素材。但事实上，如果导师离场，田野中的调研对象很可能不会为年轻的研究者提供导师在场时的素材。换言之，导师才是其田野的灵魂，而“导师的田野”不一定是“自己的田野”。
对于“自己的田野”，迷思意味着“正在经历的田野是真的田野”。年轻的研究者也可能寻找自己的田野，研究者通过课题申请、社会实践等前往某地调研，调研地基于研究者单位的公函（如介绍信）为研究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实践岗位、座谈会、实地参观甚至食宿安排一应俱全。这些服务虽然友善，却不一定是真正的田野。一个暑期实践中常见的情景：学生被安排在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上班期间参与若干“非重要”的工作，下班后参与当地的热情招待。在此期间，学生们参与了座谈会与实地考察，研究对象对学生的问题认真回应。学生们收获满满，以为通过暑期实践耕耘了自己的田野。然而，多数年轻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换言之，这些美好的体验难以帮助研究者深入理解地方政府，这些实践并非真的田野。
第三，调研的迷思。这主要聚焦于一个问题：案例研究的调研是否门槛低、易上手？案例研究的调研是研究者进入田野寻找研究素材的过程。研究素材可分为主观素材（如访谈信息）和客观素材（如留存的文物、文本、音频、视频）。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通过参与座谈会、实地考察、发放问卷等调研形式获得前述的主观与客观素材。甚至有研究者将研究问题告知调研对象，请对方直接将研究素材整理发送给研究者，进一步强化了对案例研究“门槛低、易上手”的偏见。事实上，案例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对“情境”的捕捉也极为重要。调研的本质是研究者通过各种感官和同理心捕捉研究素材的过程。例如，访谈对象谈及某些话题可能真情流露，老道的研究者便会抓住时机，尝试询问访谈对象的“心里话”，甚至会压缩其他调研时间以抓住机会深入挖掘。另一个例子是，研究者的考察可能是调研对象的“精心布置”，研究者能否在考察过程中辨别“真假”非常重要——这影响对实地考察的价值判断。因此，“情境”所蕴含的研究素材可能比前述常规渠道获得的研究素材更重要，研究者要尽可能捕捉调研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者对调研获取的研究素材要保持警惕。有时调研对象限于各种原因不会轻易告知真相。一位善意的调研对象曾告知笔者，调研对象可能存在三类素材：提供给上级的调研素材、提供给第三方（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调研素材、提供给同行的调研素材。一般而言，给上级单位的素材最完善，给同行的素材有可能更真实，第三方就陷入了调研对象“少用心”“少说真话”的尴尬境地。第三方本身对调研对象缺乏了解，不仅加剧了前述困境，还会将自己置于“海量的研究素材与稀缺的有效信息”的陷阱之中。真正关键的信息在调研中可能被一笔带过，因此研究者要具备老练的调研技巧和对关键信息的判断力，这些能力均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积累与研究。因此，即使调研中获得丰富研究素材，一字不差地记录访谈内容，仍然可能错过真正有效的信息。
第四，写作的迷思。这主要聚焦于案例研究的论文如何撰写。不同于量化研究相对标准化的写作“套路”，案例研究的写作强调对实证素材的运用，这造成研究者对案例研究存在“简单粗暴”的偏见：案例研究的写作就是堆砌素材。部分研究者（主要是初学者）因此陷入“调研的迷思”，即向调研对象索要其精心准备的调研材料。这些材料过于精美，以至于部分研究者（主要是初学者）在写作过程中产生对于调研文本的依赖，案例研究的写作便成为了对调研素材的堆砌。实际上，调研素材写作与案例研究写作遵循不同的逻辑：调研对象提供的文本往往遵循“写材料”的逻辑，即调研对象在短时间内向上级提供相对可行的文本，“写材料”限于篇幅要求“重观点、轻论证”；案例研究撰写遵循社会科学的学术逻辑，即研究者在充足时间内完成经得起推敲的文本，即“重观点、重论证”。“写材料”侧重回应“怎么办”，即上级希望下级在短时间内对某一问题提供行动方案。“写论文”侧重回应“为什么”，即审稿人希望看到研究者对某一问题因果关系或机制的严格论证。由于调研素材的写作逻辑不同于学术研究的写作逻辑，这些素材并不能直接“移植”到学术研究中。
强调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不意味着案例研究是基于材料的描述性研究。调研素材既是碎片化的，又可能是有偏的。那么，如何将碎片化的有偏素材纠偏、理清、剖析并有所提炼，进而形成高品质的案例研究？下文将从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出发，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三、案例研究：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
（一） 形而下的“内部人”视角与形而上的“外部人”视角
案例研究旨在从形而下层面通过田野调研接近甚至寻得真相，从形而上层面通过抽象接近甚至发现真理。这要求研究者兼具形而下的“内部人”视角与形而上的“外部人”视角。
所谓形而下的“内部人”视角，是指研究者在形而下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能够以局内人的逻辑理解田野发生的一切。换言之，研究者成为“田野中的一员”。这意味着研究者要真正进入与理解田野的“情境”（民俗、文化、制度等），有学者将此称为“日常生活的逻辑”。以县域政府运作为例，县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情境”嵌入在行政逻辑与晋升逻辑中，影响了各部门一把手的行为，形塑了官员的行为，这些不同的县域“情境”构成理解县域政府多样运作的“日常生活的逻辑”。缺乏“日常生活的逻辑”，对官员行为的剖析就是“隔靴搔痒”——局外人看着头头是道，局内人一眼看出破绽。“内部人”视角意味着研究者成为“自己人”。如上文所述，研究者前往某部门实习几个月并不意味着成为“自己人”。这背后是“职场”的沟通规则——人不会轻易对其他人吐露心声。因此，被“信任”是研究者成为“自己人”的标志。“信任”不仅意味着研究者能更深入地参与田野的事务，还意味着研究者与田野的个体更交心的沟通。在此，老道的研究者会尽可能地尝试与田野和田野中的个人建立超越调研本身的联系。
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业界的实践逻辑（田野）先于学界的学理逻辑，这是“隔行如隔山”的常识。鉴于此，建立“内部人”视角能够让研究者更加接近真实的实践逻辑（接近甚至寻得真相），进而更能提炼深刻的学理逻辑（接近甚至发现真理）。这使得对于“细节”的捕捉与论述极为关键。一种观点指出，“沉溺于细节可能导致案例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文并不反对该观点，但必须指出沉溺田野与细节，被实践逻辑“牵着鼻子走”，可能是每个案例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这意味着研究者更有可能接近“内部人”视角。相比之下，缺乏“沉溺”田野与细节的机会则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失去接近甚至寻得真相的可能。
所谓形而上的“外部人”视角，是指研究者实现身份的转变，从田野的“自己人”回到学术身份，客观对待田野调研，并基于形而上的维度将田野调研提炼为知识。对“外部人”视角的强调源于实践逻辑对研究者的“俘获”：由于实践逻辑先于学理逻辑，沉溺于田野与细节可能导致案例研究成为实践逻辑的“搬运工”。换言之，“外部人”视角意味着研究者从“内部人”视角的“当局者迷”转为“旁观者清”。以课堂学生在某基层政府的调研为例，该学生承担基层几乎所有使用电脑的工作，焦虑于没有时间发现研究问题。此时，身边的同事指出，“涉及技术治理的委托——代理任务由临时工完成”这一问题就值得关注，该学生豁然开朗，这恰是因为“身在此山中”，所以“看山只是山”。因此，以“外部人”的视角思考经验现象有助于研究者摆脱田野与细节的“俘获”。
形而上意味着对经验现象的提炼要抽象化。即使某个反常的经验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应止步于此，而要进一步理解经验层面的反常现象在抽象（理论）层面意味着什么。就上述例子而言，“涉及技术治理的委托—代理任务由临时工完成”是比学生自我“遭遇”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该问题仍可进一步抽象为“治理术与行政能力”的研究问题；如果将技术治理理解为中央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工具，那么该问题还可被提炼为“央地关系”视域下的研究问题。由此观之，形而上的研究问题与研究者的理论积淀密切相关：研究者的理论积淀越深厚，越可能从经验现象中提炼出抽象（理论）层面的研究问题。理论扎实的研究者更可能寻找到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的沟壑，也就是案例研究可以予以拓展的人类知识边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痴迷于形而上的提炼可能导致研究者陷入“自负的深刻”（熊易寒，2017），即研究者的提炼发人深省，却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撑。换言之，研究者的形而上提炼“跑偏了”。因此，“外部人”视角的“提炼”必须经得起“内部人”视角的“诘问”，即提炼的知识必须经得起案例的检验。
上述两种视角为研究者在形而下与形而上层面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参照。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还必须具备两种能力。
（二） 逻辑推理能力与想象力
案例研究者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想象力，这两项能力贯穿案例研究形而下的田野调查以及形而上的抽象提炼过程之中。
逻辑推理能力是指研究者基于有限的研究素材，在短时间内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案例研究就像侦探破案：案例研究在形而下层面接近甚至发现真相，如同侦探寻找凶手。真相不会摆在研究者面前，死者也不会告知侦探谁是凶手。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寻找素材与证据的过程如同侦探在案发现场寻找线索与证据的过程。逻辑推理能力在此发挥重要作用：第一，判断寻得的线索是真线索还是凶手伪造的线索；第二，根据已有发现，推理接下来要寻找的线索，尝试拼出作案过程并作出对嫌疑人的判断；第三，寻找关键性的证据，确认嫌疑人是凶手。案例研究者通过逻辑推理能力接近或寻得真相即是如此：第一，判断田野调查的素材是有用还是无用；第二，根据既有发现，判断接下来还需要寻找的素材，尝试对研究问题作判断；第三，寻找关键性证据，确认研究者的判断。这个过程的难点在于第二步，即如何通过既有发现寻求接下来所需的素材。这个过程就是逻辑推理能力的核心，即识别因果关系。案例研究的经验素材是现实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原因产生。因此，根据既有的研究素材，研究者既可以将其当作结果去反推其原因，也可以将其当作原因去推断其结果。
找到真实的因果难，找到已经发生的（特别是年代久远，以及持续时间长的）事件的因果更难，这些事件留存的客观材料以及当事人既难寻得，又已模糊甚至矛盾。研究者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挖掘，才有可能接近甚至寻得真相。这源于逻辑推理的规律：真实的因果经得起长时间和多维度的检验，而假的因果一定会在长时间和多维度的检验中无法自洽。简言之，逻辑推理的假设有很多，但真实的逻辑只有一个。而研究者的逻辑判断力来源于研究者对常识的积累——常识越多，判断力越强。对研究者而言，常识的积累源于两方面：文献积累（读万卷书）与阅历积累（行万里路）。
在研究中，不符合逻辑（常识）的推理被删减，符合逻辑（常识）的推理要去寻找证据证明。因此，案例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推理与寻找证据支持的过程：事情发展的推理不符合逻辑（被剔除）→事情发展的推理符合逻辑→找证据证明→找到证据后需要进一步推理→剔除不符合逻辑的推理，保留符合逻辑的推理→找证据证明→找到证据后需要进一步推理。总之，逻辑推理能力是研究者对于事件发展（前因后果）是否符合逻辑（常识）的推断，推断是否成立依赖研究者的常识积累，而推断是否存在则依赖田野调研的素材。
形而下的田野调查时常出现这样的困局：实证素材散落在田野，而研究者既有的实证素材则具有价值低、碎片化、相互矛盾等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各个阶段，实证素材的缺失与相互矛盾导致研究者进行逻辑推理缺乏充分依据。研究者如何破局？这需要与逻辑推理能力同等重要的能力：想象力。
想象力是研究者在研究素材缺失时对形而下田野调查以及形而上抽象提炼的合理想象。研究者在形而下的田野调查中时常遭遇实证素材不足以及相互矛盾的困局：前者意味着难以构建相对完整的逻辑推理，甚至无法走出逻辑推理的第一步；后者意味着构建的逻辑推理可能需要检验，甚至重构。如果说逻辑推理能力是基于常识通过证据检验的推理，那么想象力就是基于证据不足的“大胆假设”。想象力是逻辑推理能力“式微”的重要补充，它为逻辑推理提供起点的引导以及证据链断链时的“人为勾连”。总之，想象力是研究者在形而下田野调查中建构的而非实证检验的推理。在研究成本高以及信息匮乏的年代，想象力是研究者探索世界的必要武器：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行动受限、信息受限的情况下对世界以及人类的行为作出合理的想象并形成了严谨且逻辑自洽的演绎。当代历史学思路的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国别研究）也保留了想象力的痕迹：研究者难以踏遍并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信息，但能够通过想象力勾连各国，并通过逻辑推理和实证素材进一步证明。在当代（研究成本降低、信息充分），作为证据缺失时“人为勾连”的想象力意味着“试错”，即研究者将想象力诉诸形而下素材的检验，如果检验不通过，研究者可以重新构建证据缺失的“勾连”。
想象力在形而上的抽象提炼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关注一个问题：研究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研究问题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的终极问题，亦是决定研究高度的问题——决定了研究对于人类知识的累进有多大贡献。在学术研究中，想象力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既有理论的框架。一方面，想象力应将现实与重大理论问题勾连起来。以海关的检验检疫模式变迁为例，该研究的经验现象就是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物品的卫生排查。然而，该现象可以回到不同的理论，该现象背后可以是管理模式变迁的问题，也可以是组织变革的问题。然而，更具高度的则是将该现象看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本质”不同的理解源于研究者对经验现象的想象——理论对话的高度决定了研究的高度。另一方面，想象力有助于研究者摆脱重大理论问题中经典解释的束缚，实现对理论的拓展。理论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凝聚众多研究者对相关研究的思考。但这不意味着理论对现实的一切问题充满解释力。如前所述，好的研究是对既有理论的拓展、证伪甚至重构。这需要研究者在形而上层面通过想象力，构建不同于既有理论的解释：研究者的抽象提炼不应首先诉诸既有理论，而应发挥想象力，建构符合形而下田野调查的解释，进而找到新解释与既有理论之间的张力并实现理论对话。
总之，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是案例研究者必备的两项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是线性思维，即通过原因推理结果或通过结果反推原因，然后通过证据证明。想象力是发散思维，一方面是在形而下层面跳出线性的逻辑，为缺失的证据链条提供暂时的合理建构，然后通过证据证明；另一方面是在形而上层面提升理论高度，通过构建新解释拓展既有理论。
四、总结与探讨
本文以学术研究与人类知识增长这一永恒的命题开篇，指出任何学术研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研究者在形而下的层面接近甚至寻得真相，在形而上的层面接近甚至发现真理。规范研究、量化研究、质性（案例）研究都是实现该目标的研究工具，三者之间存在共通与互补。鉴于此，本文希望研究者不要有研究方法的“门户之见”：三种方法目标一致、各具特色，应当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首先，本文论述了案例研究对于规范研究、量化研究的意义，有助于两类读者“解放思想”：一类是擅长后两种研究的读者，他们可能认为转向案例研究很难，本文通过论述三种研究的共通与互补，强调要客观看待转型难题；另一类则是正处于学术研究“盲人摸象”阶段的年轻读者，他们对探索新知充满热情，却又“无从下手”。本文简述了三种研究方法的优劣，推荐年轻读者从案例研究开始，这有助于他们未来向其他研究转型。其次，本文介绍了案例研究的四点迷思：方法的迷思、田野的迷思、调研的迷思、写作的迷思。这些迷思旨在说明案例研究的“高门槛”，破除对案例研究“缺乏研究意义，就是选个地方开会、调研，写作就是堆砌材料”等的偏见。这些观点可能植根于熟悉案例研究方法学者的内心。正因如此，案例研究无趣、理论与案例的“两张皮”、缺少理论的想象力等困扰一直伴随着案例研究在国内学界的发展。此外，本文指出，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有助于破除案例研究的困扰。在形而下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要具备“内部人”视角，真正理解调研对象的逻辑。在形而上的抽象提炼过程中，研究者要从“内部人”视角切换为“外部人”视角，避免沉溺于田野与细节。逻辑推理能力与想象力则是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要具备的“破案”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不仅强调线性推演中因果关系的环环相扣，也要求每个推理都要获得证据的支持。想象力强调发散思维，既为缺失的证据链条提供合理建构，也有助于提升研究高度。某种程度上，基于科研逻辑的案例研究本质上是建立在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上的。如果没有这两种能力，研究方法的运用就如无根之木。
一种声音认为，案例研究也可以探究规律性知识，通过选取“控制变量”进行比较案例研究，从而发现形而上的规律。本文并不否认关于案例研究的这种声音，学界为此也作出了不少努力，对案例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阅读其他著作深入理解案例研究，本文的参考文献及其所引的文献可作为参考。本文意在强调案例研究中“理解世界复杂性”的重要意义。以比较案例研究为例，每组比较案例都是单个案例的组合。如果能站在“理解世界复杂性”的层次，通过前述的两种视角与两种能力挖掘每个案例，相信在理论上也能得到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
为方便编辑，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文献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