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化转型、反腐败和找关系办事

范梓腾、马亮

由复旦大学的范梓腾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马亮合著的研究论文在公共管理国际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线上发表。该文基于零点调查公司采集的全国大城市居民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探讨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办事找关系。

长久以来，民众在获取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办事找关系”的倾向。似乎熟人介绍能够为人们获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提供一份额外的物质和心理保障。实际上，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公共服务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找关系办事”背后的成因是多元的，既有个体和文化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影响。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反腐败这两种“同中有异”的正式制度建设角度切入分析，探究人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找关系。

在理论层面，基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潜在替代关系，论文提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弱化了人们“找关系办事”的需求。反腐败则通过严厉的监督调查，对可能滥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办事人员形成震慑效应，从而减少“办事找关系”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些理论预期得到了本文经验数据分析的基本支撑，我们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较好，反腐败效果感知较为明显的地区，居民在获取公共服务中的“找关系”倾向会更弱。比较而言，基于案件数量的腐败调查力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然而，需要更深入考察的是正式制度对“办事找关系”的抑制效应，在拥有不同关系资本的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例如，局内人（insiders）和局外人（outsiders）是否存在不同？论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

（一）弱化效应（mitigating effect）

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局内人拥有更丰富的关系资本，在知道谁（know-who）和怎么办（know-how）上具有信息优势。因此，和局外人相比，局内人更可能受益于“办事找关系”。这意味着，当面对正式制度改善时，局内人不太可能愿意轻易放弃“找关系”，存在抵制情绪。

（二）强化效应（reinforcing effect）

中国“关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点在于强调“关系”在长时段内的义务互惠性。换言之，请托人需要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偿还“人情债”。而这种基于关系互惠所带来的“人情负担”，同样可能令人在“找关系”决策上进退两难。尤其对于局内人，“找关系”往往意味着未来需要“替人办事”作为回报，从而带来“找关系”在现期收益和未来成本之间的权衡取舍。因此，对于局内人而言，正式制度建设对“找关系”的抑制效应可能更加明显。

论文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在马亮的《网上办事不求人：政府数字化转型与社会关系重塑》一文中做了介绍。虽然数据是十年前的，但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却超越时空限制，依然对当下和未来具有现实启示。

本文进一步发展了理论模型，将相关讨论放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展开，重点结合“找关系”背后的“人情负担”，分析二者互动的群体异质性效应。论文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强化效应的存在，而没有支持弱化效应。越是有关系的人，在面对正式制度改善时，“找关系”的转变情况愈加明显。这似乎说明了关系成本的重要性，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私人关系，因为这是有代价的。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邓穗欣教授在《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中国要走向规则主导型社会并推动公共治理转型，如此才能改变“人情社会”的底层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办事不求人”成为近年我国各地政府尤其是政务服务和数据治理机构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一个政策标识。

本研究说明，虽然“找关系”可能为请托人带来特殊关照，但其背后的“人情债”同样不容忽视。而这恰恰可以成为完善正式制度的切口。技术革新和制度变革可以加速推动公共治理转型，减轻人们与政府打交道的行政负担，特别是人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