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是什么？
乔恩·埃尔斯特
打开黑箱
科学哲学家通常认为解释必须依赖普遍规律(general law)。要解释一个事件就是要引述一系列初始条件并附带一条陈述——其大意是无论何时那些条件得到满足，都会引发一个那一类的事件。本章我会针对这种思想提出两条反对意见，一条温和而相对没有争议，另一条则比较激进并可供商榷。
第一条反对意见是，即使我们能够建立可以从中推导出被解释项的普遍规律(第二条反对意见否认我们总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不总是等同于解释。我们可以再次参考解释与相关关系、必然性之间的区别。人总是在出现特定的疾病症状之后死去，这个普遍规律并未解释人为什么会死。如果自杀或车祸先于这种疾病发生，基于这种疾病基本性质的普遍规律就没有解释死亡。
为了避开这些问题，我们通常主张应该用机制思想取代普遍规律思想。“机制”这个词我稍后将在特定意义上来使用，这里我先以“因果链条”这一词组指代此处我所思考的概念。我们不试图用“当C₁、C₂……C,发生，E类事件就会随之发生”这一陈述来解释事件E,而是尝试建立从原因C₁、C₂……C,到事件E之间的因果链条。这一步骤通常被称为“打开黑箱”。假如我们知道过量吸烟者得肺癌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其他人。这一事实可能要么归因于吸烟是肺癌的诱因这个事实，要么归因于容易对烟草形成依赖的人也容易得癌症这个事实(或许导致人易患肺癌的基因与那些使有些人更易对尼古丁上瘾的基因有关32联)。要建立前一种解释，我们将不得不展示一条始于过量吸烟而终于肺癌的生理学上的因果关系链条。最后的解释将会更加精细，含有更多的因果环节，从而比“吸烟导致癌症”这种黑箱式的陈述更具说服力。
或者设想有人断言高失业率会引发侵略战争，并举证说明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一种类规律的联系。问题又来了，我们如何能知道这是一种因果效应而不只是相关关系?或许造成失业的高生育率也会驱使政治领导人发起侵略战争?失败的战争至少会缩小人口规模，而胜利的战争则会为他们带来用于扩张和移民的新领土。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首先要控制生育率(以及其他可能的“第三因素”),看看这种联系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它还存在的话，那么研究者只有让我们瞧一瞧黑箱内部并告诉我们高失业率如何导致战争，我们才会满意。这是因为失业问题会促使政治领导人通过战争寻求新的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失业会造成社会不满，必须将不满引向外部敌人，从而防止国内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军火工业可以吸纳失业者；还是因为失业者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可能以战争取代外交来解决冲突的民粹主义领导人?
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一下最后这条设想(proposal)。为什么失业者会将选票投给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而不是来自既有党派的政治家?同样地，我们可以设想很多种打开这个特殊黑箱的方法。或许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天然追随者在失业时更可能出来投票，因为那时他们投票的机会成本(即其时间的价值)低于他们拥有工作时投票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是民粹主义领导人更有可能提出解决失业难题的紧急方案。还有可能是他们会出台政策惩罚那些失业者认为应该对其困境负责或从其困境中获益的人，这些人或是资本家或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少数族群。
再让我们更详细地考虑一下最后这条设想。为什么失业者想要惩罚资本家或富裕的少数人?这难道不是又一个黑箱陈述吗?将这一陈述讲清楚的一个方法是声称失业者为自身物质利益所驱使。如果国家可以没收这些精英们的财富，资金就可以用于再分配以造福失业者，也有可能是失业者为复仇欲望所驱使，这种欲望煽动失业者惩罚精英，即使他们在物质上并不会获益。如果那些失业者认为富人们无情地裁员以增加自身收益，那他们就可以利用投票箱来报复，或者失业者可能仅仅是嫉妒那些在自己失败之处取得成功的聪明的少数人而利用投票箱来削减他们的势力。
据我所知，高失业率并不导致侵略战争。以上整个推理都是假设出来的。然而我认为这肯定了一点，即解释的可信度将随着因果链条对普遍规律予以详述的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我们在普遍规律这一水平上永远都不能确信我们已控制了所有相关的“第三因素”。可能总是会有一些隐藏在背后的原因可以同时解释被解释项及其所谓的原因。如果我们增加因果链条中环节的数量，就会减少这种危险。
然而，这种危险并不能被完全消除。详细说明因果链条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普遍规律，只是从高度抽象的普遍规律转向不那么抽象的规律。例如，我们可能会将普遍规律——“高失业率导致战争”——替换为相对不那么抽象的规律——“民粹主义领导人更易发动战争”和“失业者会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领导人”。相应地，后一条规律又可能被替换为“失业者嫉妒富裕的少数人”与“那些嫉妒富裕的少数人的人会投票给民粹主义领导人”这两个陈述的结合。与其他任何规律一样，这些规律最终可能只是相关关系。如果嫉妒少数人和失业都是同一个原因的共同结果，那么更易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赢得选举将不是因为失业，而是由一个与失业有因果联系的因素引起的。而在这个更细微的层面上，需要加以控制的因素更少了。我们越专注地聚焦于这个因果性的故事，就越易于确保自己不是在处理单纯的相关关系。
(非常)普遍的规律解释还因为其过于模糊而无法令人满意。即使给我们一个关于失业和侵略战争之间的普遍联系的无懈可击的案例和一个一切可能的“第三因素”都已得到控制的可信论据，我们也还是想知道失业是如何导致战争的。我们可能相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却对其不满意。正如我在之前章节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解释与广义相对论出现之前的引力定律解释处在同样的地位。超距作用是如此神秘以至于许多人拒绝相信它可能是终极答案。由于规律允许人们准确预测到小数点后很多位，怀疑者们不得不承认事情“好像”真的发生了，尽管他们不会接受存在着一种可以“发挥作用但却并不存在”的力量。
机制
读者很可能会说，以上推理中所谓普遍规律的例子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点我同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缺乏可信性可能是因为我编造例子的想象力有限，但我认为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社会科学中得到很好确认的普遍规律本来就寥寥无几。“需求定律”——当价格上涨时，消费者购买量减少——得到了很好的经验支持，但要作为规律来运用，它就显得相当薄弱。例如，引力定律不仅告诉我们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会随着它们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它还告诉我们吸引力减少了多少(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像引力定律这样的规律在社会科学中是没有的。
需求定律和恩格尔定律(根据此定律，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那一小部分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减少)都是我们所谓的弱规律(weak law)。弱规律允许我们根据自变量的任意变化(上升或下降)预测出因变量变化(上升或下降)的方向(direction)或迹象。然而，它们却不能让我们预测出因变量变化的幅度(magnitude)。尽管这些规律很薄弱，但它们还是有些内容的，因为它们使我们筛出了因變量可能值的一个整体范围。不过，这两个规律不能使我们在这个筛出的范围内挑出那个会发生的值。
需求定律不仅弱，而且还很不符合解释的目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这一定律符合若干关于消费者如何行为的假定。要解释为什么在商品變得更贵时消费者会买得更少，我们必须采用并检验一个关于个体消费者对价格變化如何反应的具体假定。关键词是“个体”。在社会科学里，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最终锚定于针对个体行为的假设上。这种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是这一整本书的前提。它意味着心理学或许还有生物学在解释社会现象上一定具有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我对生物学尚有疑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在原理上无法胜任解释人类行为的工作，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对于要做好这项工作来说它还太不成熟。
要解释个体行为，我们通常不得不依赖我称为机制的这种东西。大致来说，机制是指在通常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的或是帶有不确定结果的、经常发生且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机制使我们能够解释，而非预测。例如，一直有这样一种争论，有孩子因为酗酒环境而成为酒鬼，也有孩子因为同样的环境而远离酒精。这两种反应体现出两条机制：效仿父母和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无法提前确定酒鬼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但如果他最终成了一个禁酒主义者或是一个酒鬼，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知道为什么。
我并不主张此处有某种客观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在起作用；事实上，“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在量子力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主张，我们经常能够用展示某种行为是一个普遍因果模式的一个实例来解释该行为，即使我们不能解释这种模式为什么发生。因循守旧机制(例如，效仿父母)和反因循守旧机制(反其道而行之)都是很普遍的。如果我们能指出一对酒鬼父母的孩子的行为是前一个或后一个机制的一个实例，我们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对该行为的解释。有人也许会反对说只要我们没有指出这个孩子为什么成为(例如)一个酒鬼而非一个禁酒主义者，我们就什么也没有解释出来。我的确同意，一个指出为什么发生的是此结果而非彼结果的解释应该更胜一筹，并且我不否认我们有时或许也能做到这一点。但将个体实例归入一个更一般的因果模式下也是提供一个解释。知道孩子變成酒鬼是因循守旧所致，就消除了结果的一些不透明性，尽管只要我们还没有解释孩子为什么受因循守日影响，这种不透明性就还是会有一些存在。
我说过，机制是“一个经常发生且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谚语中的民间智慧已经确认了许多这样的模式。用我所偏爱的定义来说，“一则谚语经过很多代流传下来，它以短句的形式总结了一般原则或常见情况，而且当你说起它时，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知道你的意思。”再者，谚语通常陈述机制(本书所使用的意义)而非普遍规律。尤其要考虑一下谚语以“互斥对”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显著特征。一方面，有“离别情更深”,但另一方面又有“眼不见，心不念”;一方面我们也许认为禁果尝起来最甜，但另一方面我们会认为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一方面，“物以类聚”,但另一方面“异性相吸”;一方面，“有其父必有其子”,但另一方面“老子吝啬，兒子败家”;一方面，“欲速则不达”,但另一方面“优柔寡断者必有失”;一方面，“回忆不幸就是在重复不幸”,但另一方面“忆往昔之艰险，其乐无穷”。(如稍后所提到的，最后这两句諺语事实上并不是互斥的。)其他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许多成对的相反机制似乎并不是通过谚语表现出来的。例如，考虑一下所谓的“溢出—补偿”的成对效应(the spillover-compensationpair)。如果一个努力工作的人去度假，那么我们是预期他在休闲活动中保持同样兴奋的节奏呢(溢出效应),还是相反，去完全放松(补偿效应)?或者，我们是预期民主制下的公民容易接受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如果他们自己做决定的习惯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宗教领域(溢出),那么我们将预计看到薄弱的宗教信仰。如果政治领域中至高权威的缺乏导致他们在别处寻找权威(补偿),那么民主政体则颇为倾向于支持宗教。一个当代似乎依然未解决的问題是，电视中的暴力到底是刺激了现实中的暴力(溢出),还是减少了现实中的暴力(补偿)?
类似的成对机制可以适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考虑一下解释慈善捐款的问题。某个捐赠者可能主要关注的是捐赠的效益：如果其他人捐得少，那么他的捐款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他更有可能捐赠；如果其他人捐得多，他的捐款没那么重要，那么他也许就不捐了。另一个捐赠者也许更关注的是(捐赠者之间的)公平；如果其他人捐得少，那么他可能看不到应该多捐的理由；相反地，如果其他人捐得多，那么他也许会感到压力而跟风。这对机制可能适用于集体行动的情况。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一些人可能退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个运动不再有太大的影响，而其他一些人可能会加入，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不应该在他人付出代价时袖手旁观(第24章)。
甚至那些没有相反谚语与之匹配的谚语，通常也是表达机制而非规律。如果用谚语“善泳者溺”来表示溺水的倾向总是随着游泳技能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这个谚语就会很荒唐。然而，对于一些游泳者而言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他们对自己游泳技能的信心要比技能本身增长得快，这导致他们冒不必要的风险(“骄兵必败”)。让我们再考虑一句諺语(在本书中我还将多次提到):“我们容易相信自己所希望与所畏惧之事。”虽然这句谚语从字面上看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是一个有益的提醒：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厢情愿的现象，还存在一种未被很好理解的我们称为“反动机思维”(countermotivated thinking)的倾向。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谚语式说法“牧羊人太多会丢羊”以及“厨子太多会咸汤”。再次提醒，谚语的价值不在于陈述一个普遍规律，而在于提出机制。如果每个牧羊人都认为其他人一直在看着羊，那么第一条谚语可能就是真的(想一下基蒂·吉诺维斯的案例),以及如果每个厨子都认为其他人都没有向汤里放盐，那么第二条谚语可能也是对的。
在定义机制时，我还说过它们“是在通常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的或带有不确定结果的”。到目前为止，我已引述的大部分谚语机制都属于第一类。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条件会触发因循守旧或反因循守旧、一厢情愿或反一厢情愿(反动机，countermotivated)、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酸葡萄)或反适应性偏好(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知道每对机制中最多有一个会实现，但我们不能分辨出是哪一个。“最多”这一条件非常重要，因为一些人可能不受这些成对机制中的任何一个机制的影响。真正的自主意味着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反因循守旧。人们的信念可能独立于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欲望又独立于他们的机会。
在其他案例中，谚语暗示了两个对结果作用方向相反的机制同时触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在于如何确定两个机制的净效应(net effect)而非确定它们(如果有的话)中的哪一个会被触发。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需要是发明之母”和“人穷机会少”。第一句谚语坚称贫穷与强烈的创新欲望之间存在因果链，第二句谚语则指出贫穷与缺少创新机会之间的因果链。因为行为不但由欲望而且还由机会(第9章)所塑造，我们一般不能确定贫穷对创新的净影响(net impact)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让我们考虑一下之前提到的一对谚语，“回忆不幸就是在重复不幸”和与之相对的“忆往昔之艰险，其乐无穷”。第一条谚语依赖于所谓的“禀赋效应”:对糟糕经历的回忆是一种糟糕的体验。第二条谚语依赖于“对比效应”:对糟糕经历的回忆提升了当前生活的价值。一般来说，我们不能确定之前的糟糕经历对之后的福利的净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再有，我们不必局限于谚语。例如，让我们看看所谓的“暴政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yranny)中所包含的两个非谚语机制。如果暴君加重对臣民的压迫，那么可能会有两种结果发生。一方面，严厉的惩罚会威慑臣民不敢抵抗或谋反；另一方面，他的暴行越多，臣民就越恨他。像所有恃强凌弱者一样，他可能既激发恐惧也激发仇恨。如果仇恨多过恐惧，那么压迫将适得其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抵抗分子有时就利用这一机制杀死德国士兵以激起报复，这建立在“暴政效应”会盖过威慑效应的假定之上。让我们考虑一下与之有些相似的、某人在实现目标时面临障碍和妨碍的案例。这种对某人行动自由的威胁可能导致心理学家所谓的“对抗”(reactance)——一种恢复或重建自由的动力。阻碍和随之而来的对抗，这二者的影响彼此相反，而且我们一般说不出哪个更强。举个例证，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小男孩的父母不想让他玩鼓而把鼓藏起来的后果。
即使当我们知道净效应时，我们也可能无法解释它。设想我们以某种方式观察和测量到针对过去一段美好经历的禀赋效应和对比效应二者的净效应为零。这一结果可能会以两种方式出现。尽管我去年吃过的三星级法国大餐减少了后来我在较普通的法国餐馆的用餐乐趣，但这种对我用餐福利的负面影响在我想到那顿大餐的美味时恰好得到了补偿。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净效应为零的情况不仅符合禀赋效应和对比效应都很强大且势均力敌的情况，而且也完全符合二者皆为零的情况。只要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声称已经解释了这个结果。为了评定每个效应的强度，我们也许要在预期另一个效应不会发生的情况下来研究结果。如果我从希腊料理中得到的乐趣没有受到三星级法国大餐的影响——这貌似可信，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纯禀赋效应的强度。
一种相关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我们考虑第一类机制，也就是那些在“通常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的机制时出现。再次考虑一下酗酒父母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整个酗酒人口(或者一个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假定他们的子女平均的饮酒量既不多于也不少于非酒鬼的子女的饮酒量。为了简单起见，不考虑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个假定的发现。一方面，酒鬼的子女可能既非因循守旧者也非反因循守旧者，即他们的喝酒行为可能是被与非酒鬼的子女的喝酒行为相同的原因塑造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酒鬼的子女中有一半是因循守旧者而另一半是反因循守旧者，从而产生一个为零的净效应。
相似地，投票行为理论已经确定了失败者机制以及从众机制。那些受前一种机制影响的人倾向于投票给选前民意测验中落后的候选人，而那些受后一种机制影响的人则投票给领先者。如果两类选民均匀地混合在一起，可能不会出现显著的净效应，这样民意测验将会很好地预测出实际的投票情况。然而，民意测验在总体上对投票缺乏影响并不表示它不会对个体产生影响。电视中的暴力对真实生活中的暴力总体上的微弱影响可能会掩盖其对亚群体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一个中立的整体可能反映一群不受影响的同质性个体，也可能反映一群所受影响强烈但方向相反的异质性个体。而消除这种模棱两可的需要，就为我们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提供了另一个理由。要解释整体水平上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研究个体成员的行为。
分子机制
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所谓的“原子”机制——那些不能被化约为同一水平上的其他机制的基本心理反应。有人可能要问，这些心理机制将会带领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的路上走多远?答案就是我们可以用原子机制作为建造更为复杂的“分子”机制的砖瓦。我们可以再次从谚语说起。有这样两条谚语，“恐惧常常大于危险”和“恐惧加剧危险”。它们被放在一起时暗指过多的恐惧或许就为其自身的存在创造了理由。一条英国谚语说：“每个羊群皆有害群之羊。”一条法国谚语告诉我们“一只害群之羊就足以搅乱整个羊群”。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出每个羊群都将被搅乱。
考虑一下像大学科系或工人合作社这样的自治、分权的实体。下面的情境非常常见且容易理解，它足够成为一个分子机制。首先，根据概率定律，任何一个有二十个或以上成员的团体都倾向于包含至少一个喋喋不休且爱唱反调的人，即“搅局者”,词典将其定义为“破坏对手胜利的机会，然而自己又不能成为潜在赢家的人”。其次，在一个含有这种人的团体里，集体自治是非常困难的。讨论无休止地进行；先前的决定不断遭受质疑；形式主义的风气取代了不拘形式的联合共议；恩怨在彼此之间产生，等等。最终，这种团体将会乐于转向由一个较小的执行委员会来统治，甚至是一人独裁。
让我们把这些谚语先放下，考虑另一个分子机制。几百年或几千年以来，精英们一直对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民主保持着警惕，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将带来各种危险和放荡的行为。然而危险行为发生的机会本身并不会导致这些行为，还必须存在动机。民主政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公民去做民主允许其所为之事的欲望吗?托克维尔认为，要满足对民主政治所不能提供的权威的需要，民主制下的公民将会求助于宗教，宗教倾向于限制和抑制公民的欲望；他认为民主的批判者搞错了，因为他们只关注机会而忽视了欲望。尽管他陈述的这种主张好像产生了一个普遍规律，但以机制的形式来理解这种主张似乎更为可信。一种情况是，如果是溢出效应而非补偿效应在发生作用，政治权威的缺乏将会削弱而非强化宗教。另一种情况是，即便是溢出效应在发生作用，我们也不能得出任何关于净效应的结论。如果机会被大大地增加而欲望仅仅被很弱地抑制，民主的净效应就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上述行为的发生概率。
图2.1概括地表现了这两对机制。如果民主对宗教的影响被补偿效应而非溢出效应所调节，民主社会将笃信宗教。如果民主对欲望的消极作用(为宗教所调节的)强大到足以抵消民主对机会的积极作用，民主制下的公民将会表现得很温和。
机制与规律
通常，以机制进行解释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选择，但有时我们还能更进一步。一旦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在一般不为人所知的条件下被触发的”机制，我们或许还能够确定这些触发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机制将被一条规律所代替，尽管从先前界定的意义上看这通常是条很薄弱的规律。
我们的常识假定礼物将使接受者心怀感激。如果他不这样，我们会责怪他。而古典道德学家——从蒙田到拉布吕耶尔——则主张礼物倾向于使接受者心怀怨恨而非感激。看起来常识和道德学家都说对了一些事，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何时可以期待这个结果，何时可以期待另一个结果。一位古典时期的道德学家，普布里利亚斯·西拉斯(Publilius Syrus),说明了这一触发条件：一件小的礼物养一个恩人，一件大的礼物养一个敌人。以礼物的大小为触发条件，我们将这对机制转变为(某种程度上的)类规律的陈述。通过引用另一个例子，我们或许能够说明欲望与信念之间的张力(“认知失调”)何时是通过调整信念来解决的，何时是通过调整欲望来解决的。纯事实性的信念可能过于顽固而不能被轻易地调整(第7章)。一个花了75美元买一张百老汇演出票的人不可能轻易地愚弄自己，认为自己只花了40美元。然而，他通常能够找出演出的一些精彩之处并说服自己：这些精彩之处比那些不足更重要。
早前，我提到“禁果”机制和“酸葡萄”机制之间的对比。在一些案例中，我们能够预测哪一种机制将被触发。在一个实验中，一种条件下实验者要求研究对象根据四张唱片的吸引力为其排序，并告诉他们第二天能够随机获取其中一张唱片。另一种条件下，实验者要求研究对象为四张唱片排序并告诉他们第二天可以从中任选一张。第二天，为了探得再次听到某张唱片的机会将怎样影响人们对该唱片的评价，实验者告诉所有研究对象他们无法得到位列第三的唱片，并且要求他们重新为这四张唱片排序。按照对抗理论的预测，第一种条件下的研究对象贬低那个无法得到的选项的价值，表现出“酸葡萄”效应，而第二种条件下的研究对象则抬高该选项的价值，表现出“禁果”效应。(一个没有被告知要淘汰第三张唱片的控制组则没有显示出任何变化。)关键的不同在于第二组研究对象经历了一次对其选择自由的威胁而第一组没有。而这里，我要再谈一个更复杂的例子。关于“离别情更深”和“眼不见，心不念”这对谚语，实际上还存在着暗示了触发条件的第三条谚语：“小别胜新婚”。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条件：“离别减弱平淡之情但增强浓烈之爱，恰如风吹灭烛火却煽起烈焰。”
这些貌似可信的主张并非很强的规律。为了预测情感变化的过程，我们还不得不弄明白离别多久才算得上是小别(三周算吗?)和感情多强才算得上是浓烈之爱(让你彻夜难眠算吗?)。此外，我们还不得不讲清楚离别的持续时间和情感的强弱程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离别中的情感消长的。下面就让我们探究一下最后这个议题。
原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不是很擅长解释原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共同效果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假定每个原因单独地导致结果(“相加模型”)。例如，为了解释收入，人们可能假定它部分由父母的收入引起，部分由父母所受教育引起，然后使用统计方法来确定这两个原因的相对贡献。对于我讨论过的那个例子来说，这种方法或许是不够的。离别的持续时间或许并不对离别后情绪的强度产生单独的影响；它的效果可能依赖于离别前情绪的强度。图2.2展示了这一相互作用的效应。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世界——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那一部分世界——就是没有显现出很多这样的相互作用。他们声称下面这种案例是很少见的，即当自变量X处于低水平时因变量Z随着因变量Y而增长(减少),而当X处于高水平时Y的增长会引起Z的减少(增长)。图2.2中假设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个例外。他们认为我们发现最多的是当X处于低水平时，Y几乎对Z不产生影响，而当X处于高水平时，Y才对Z产生影响。例如，在解释收入时，有人可能会假定父母收入在不同的父母受教育水平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通过一个乘积交互作用项(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term)体现出来，此时Z是X、Y以及XY的函数。相比之下，这一方法无法体现当X处于更高水平时Y对Z的因果效应的逆转(reversal)。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逆转是很少见的这一主张，我们就无须太担心。
相互作用效应的存在可能取决于那种在机制中更普遍的不确定性。考虑把年龄与基本政治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作极端主义的原因。人们或许会猜测，青年组织会成为自身党派中的左翼，从而给那些青年保守党人涂上更浅的蓝色。或者，政党中的青年组织比政党本身更极端——青年保守党人是更深的蓝色，而青年社会党人是更鲜艳的粉红色。这两种猜测都看似合理，而且这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已被观察到了。或者考虑将消费前情绪和毒品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作消费后情绪的原因。人们也许会猜测，像酒精或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情绪抬升器(mood lifter)——缓解抑郁，使满足转为兴奋。但人们同时也会认为毒品是情绪倍增器(mood multiplier)——使坏情绪更坏，使好情绪更好。同样，这两种猜测都看似合理，而且这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能观察得到。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它们的第一个机制符合相加模型，而第二个机制则包含逆转效应。
在面对难以处理的数据时，增加一个交互作用项或进行“曲线拟合”(curve fitting)都不是唯一的应对方式。还有一个替代性策略，那就是“数据挖掘”(data mining)。在操作曲线拟合的过程中，人们保持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固定并仔细找出一个似乎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统计拟合的数学函数。在一个数据挖掘的操作过程中，人们保持数学函数固定(经常是一个简单的相加模型)并仔细找出与因变量形成良好拟合的自变量。假设我们用“良好拟合”(good fit)来表示一种偶然发生的概率只有5%的相关关系。在对收入这样的复杂社会现象的任何研究中，我们都能够轻易地列出一打我们能想象到的可能影响它的变量。而且，将收入概念化的不同方法也有半打之多。在这5%的概率水平上使用收入的任何一个定义，要想没有一个自变量显示出相关关系将是非常不可能的。概率定律告诉我们最不可能的巧合就是不可能的巧合从未发生。
一个学者一旦确定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函数或者一组合适的因变量或自变量，他就可以开始寻找一个因果故事来提供一种直觉以支持这些发现。而当他详细写下用来发表的那些成果时，研究顺序经常被倒置。他会说他先从一个因果理论开始，接着寻找一个貌似最为可信的方式将因果理论转化为一个正式假设，然后发现该假设为数据所确证。这是伪科学。在自然科学中，“论证的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不需要去匹配或反映“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discovery)。一个假设一旦被陈述成最终形式，它的起源就不重要了。关键的是假设后来的结果，而非它之前的源头。这是因为，除了那些最先启发学者想起该假设的观察(observation)之外，该假设还能在其他无限多的观察中得到检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人文学科中),大部分解释使用的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因为数据收集的程序通常是非标准化的，所以学者们可能无法检验那些与新数据相悖的假设。如果程序是标准化的，这些数据可能无法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例如，要在不考虑旧产品不断变化的价格和新产品的情况下解释消费模式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这种不够诚实的研究操作的确会发生。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有多普遍，只知道其分布之广足以引起思维缜密的社会科学家的担心。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在于我们没有充分理解包含多种因素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对几个原因能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一个结果有着强烈的直觉，那么当相加模型失败时我们就不需要依赖“添加一个相互作用项”这一机械的程序了。但由于我们的直觉是很弱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要寻找什么,这样一来修补模型似乎就成了唯一的替代性选择——至少当我们还抱有提供类规律解释这一雄心壮志时，情况是如此。鉴于修补的风险，也许我们反而应该给我们的野心降降温。
来源：乔恩·埃尔斯特，2019，“第2章：机制”，见《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刘骥、何淑静、熊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第30—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