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李 莉
摘要：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概念测量；量表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密集式反腐已经取得重要的震慑效果，成效显著。除了不断加强反腐制度建设，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反腐行动也成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正在推进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有序化。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86.2万件。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45.2万件。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官方网站举报日均浏览量增加2倍余，网民举报数量和举报受理数量增加近1倍。这些都表明：虽然腐败治理的改革正在不断重视和加强公众的合法有序参与，但学界对于民众参与腐败治理的研究仅限于宏观统计，对于个体民众是如何看待反腐败以及参与反腐败的问题尚未深入了解，基于民众的反腐败个人感知研究尚未引起关注。近年来，在不断深入的反腐败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主题学习中，民众有序参与暗含着一条线索，即民众的反腐败中感知对于反腐败深入持久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影响着民众能否将自己从反腐败行动的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
基于此，本文尝试了解并探析促使“民众从旁观者转化为参与者”的反腐败效能感。本文中的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概念借鉴于政治效能感，并聚焦于我国反腐败的政策语境下，对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新的界定以其为构建反腐介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这对于推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腐败研究中的主观测量问题
腐败本身是具有高度隐蔽性和政治性的复杂社会现象。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公开腐败案例作为研究数据，寻找腐败“顽疾”的客观特点、发生规律和治愈办法；二是采用主观测量数据作为研究依据。目前，这两种方法都受到质疑：前者被批评存在选择偏差和描述偏差，忽略了人类社会特有的腐败行为如何被人类个体看待；后者则被批评无法区分和解释主观理解的腐败和客观实际的腐败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也有学者认为主观测量的数据依然具有解释力：一是我们必须使用主观信息去衡量主观问题，例如公众观念、感受、态度以及观点等；二是这些主观观念和倾向不应与实际的腐败程度相混淆。进一步说，学界普遍认为，主观测量可以提供更加完整腐败的评估，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也能反映民众的偏好。近年来，学界开始转向从个体视角审视腐败，即研究对腐败的主观测量，具体包括公众看待腐败的态度、认知、倾向性等。目前关于腐败主观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公众对腐败看法的研究，这个领域又细分为两个具体的路径：一是关于公众腐败感知的研究，它聚焦于公众如何理解和解释腐败；二是关于民众对腐败的态度以及反腐败倾向性的研究，即民众能否容忍腐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腐败行为。进一步的拓展研究聚焦于腐败观感的第二个层面，即民众对于反腐败绩效的主观感受，民众反腐败效能感就是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仅有一些文献检验了民众对于政府打击腐败的观感以及对于政府反腐败政治的效能评价。
随着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入，中国廉政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同步，也开始重视主观测量研究，不断增加的文献显示这个视角独特的解释力。一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人口变量对于腐败感知的影响，例如女性领导对于女性居民的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青年群体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精英群体的腐败感知差异与年龄和党派密切相关等。另一方面，还不断有更多研究聚焦于腐败感知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探讨，例如，绩效、文化和信息等三种机制显著影响公众的清廉感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财政透明等因素影响个体的腐败感知；有经历腐败行为的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相对较低，对反腐败成效的评价也更低；圈内化、权力距离对于民众腐败感知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等。
总体看来，基于民众主观感受的研究拓宽了腐败研究的领域，将腐败这种社会行为与社会中的个人充分关联起来，能够从微观视角更加生动且深入地理解腐败现象以及腐败治理，但目前关于主观测量的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关于民众微观视角的探讨依然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的状态；基于腐败主观测量的研究尚未厘清腐败感知与腐败态度、腐败感知的类型与样式、感觉感知与反腐败倾向性等多层次间的联系及差异。解释当下中国的腐败治理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反腐败态势下，亟需着眼于腐败问题研究动态的变化，构建系统性、理论性、整体性的反腐败效能感概念及测量机制，以必要的学术产出破解腐败治理的前沿性问题。
三、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的创建与测量
鼓励民众积极有序参与腐败治理，需要先调动民众的腐败感知以形成强烈的反腐败效能感。基于政治效能感探讨反腐败领域的效能感是推进中国腐败主观测量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构建反腐败效能感量表来整合目前较为分散、零乱的腐败主观测量研究，为解释当下中国的腐败治理提供理论解释框架和施政测量指引。
（一）政治效能感与反腐败效能感：概念借鉴的可能性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感知和评价，属于态度的范畴，它是民众个体在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带有自我评价性质的特殊态度。政治效能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政治效能感，即公民对于政治系统的影响；二是外部政治效能感，即政治系统对于公民的反应。具体而言，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认为自己拥有影响制度的知识和能力；外部政治效能感指的是个人认为政府对其诉求作出反应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包括对政体制度的外在效能感和对政治领导人的外在效能感。
虽然政治效能感是源自西方选举政治的概念，但它在分析民众个体的反腐败观感时具有很强的解释适用性和概念可借鉴性，故本文将对民众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放到中国反腐败的政策语境下，探讨民众对于腐败治理的看法、态度、评价及其参与意愿等问题，本文称其为“反腐败效能感”。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即指民众认为自身能够在参与权力监督及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的感知，具体包括民众对于反腐败的态度、对于反腐败成效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行为的参与。民众积极的态度和参与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开展。
（二）政治效能感与反腐败效能感的实证测量：方法的创新性
政治效能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典的政治效能感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方式，让受访者直接评价自身关于政治效能的感受。目前学界认为，政治效能感不是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应区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结构要素，即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具体到中国本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完全采用西方的经典政治效能感测量题目，例如在史天健教授主持的“1993—1994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研究”中，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条目基本保留了美国选举调查中的传统条目；二是将本土化测量题目与西方经典测量题目相结合，例如1996年“中国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的四县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条目；三是完全本土化的测量方式，例如李连江在1999年乡村选举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条目。虽然关于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将此框架用于分析腐败治理的研究却很稀少。已有文献探究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问题，但多集中于选举、社区参与、信任等方面，鲜有研究尝试探析腐败及其治理问题。
由此，本文将基于政治效能感的理论和实证框架，构建适合于中国现状且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的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化测量指标体系，从而拓展政治效能感的理论和实证应用范畴，探析中国情境下民众对于反腐败的态度以及反腐败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四、数据采集及量表构建
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土民众的真实感受、态度及观点，本文构建的反腐败效能感测量采用两阶段研究步骤；第一阶段，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民众，获取一手信息；第二阶段，基于访谈材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设计测量问卷、采集数据、构建反腐败效能感量表。
（一）第一阶段：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1.反腐败内部效能感
受访者认为，反腐败与自己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时认为自己可以参与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例如有受访者表示“我喜欢看抖音，里面也能知道很多国家大事，反腐败政策也知道”（访谈对象202107GL001）；“现在都是用手机看消息，头条看得最多，里面有啥事都知道”（访谈对象202107GL007）；“我家孩子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有时回来也跟我说一下最近都有啥政策，反腐败、扶贫都有”（访谈对象202110HZ005）；“我们有时会去村委会转转，遇到干部也给我们说说”（访谈对象202107GL002）。
当询问受访者是否能监督村干部时，他们也表示“村里的账务会定期公布，贴在村委会外面的墙上，我们有空也会去看看”（访谈对象202107GL003）；“现在也有上门来宣传用手机查扶贫款的，我们也能查村干部的，有啥问题都会去找干部问”（访谈对象202110HZ004 ）；“我自己没有太多文化，但是我有事会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帮我查查，他们年轻人也能帮我弄明白”（访谈对象202110HZ005 ）；“现在都有投诉电话，村里都贴着广告，谁要有啥事也能打”（访谈对象202107GL006）。
上述访谈材料既表明受访者对于反腐败政策有比较多元的知晓途径，也表明受访者较为关心这一国家政策。与此同时，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借助多种手段来询问和监督村干部，尤其是在农村信息网络普及的条件下，可以借助通过子女便利进行有关问题的查询和投诉。基于此，结合前文对于内部效能感的定义，本文认为，反腐败内部效能感是指民众基于对反腐败相关政策的知晓、了解与理解，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反腐败参与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感知。访谈内容表明民众的反腐败内部效能感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政策了解与知晓；二是能够进一步对相关政策予以理解；三是通过各种手段咨询、投诉和监督干部，维护自身利益。
2.反腐败外部效能感
受访者普遍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感知。例如，当研究者询问关于党的反腐败工作时，受访者回答是“党和国家做得好着呢”（访谈对象202107GL001）；“抓贪官对着呢”（访谈对象202107GL002）。继续追问对于反腐败工作是否满意时，受访者的回答是“我觉得有效果”（访谈对象202107GL003）；“风气变好了”（访谈对象202107GL004）。对于身边的反腐败工作，受访者的评价是“我们这里也好着呢”（访谈对象202107GL005）；“我们本地也抓了贪官”（访谈对象202107GL006）；“反腐败对老百姓是好的”（访谈对象202107GL007）。在访谈期间，很多受访者主动谈及反腐败工作开展后的具体表现，比如“大吃大喝的少了”（访谈对象202107GL008）；“红白事大操大办的基本没有了”（访谈对象202107GL009）；“干部都开自己的车来村里”（访谈对象202107GL010）。
分析访谈资料可知，受访者对于反腐败的态度是较为鲜明的。按照前文对于反腐败效能感的界定，反腐败的外部效能感主要指的是民众对于反腐败政策、反腐败机构等腐败治理相关方面的评价。受访者的反腐败外部效能感又可以细分为政策层级和政策内容两个维度。就政策层级而言，包括对中央反腐败政策成效的评价和对地方反腐败政策成效的评价；就政策内容而言，分为对反腐败整体性政策的效果评价和具体政策的效果评价。
根据上述质性研究中受访者对反腐败效能的感知材料，基于编码后提炼出的要点,本研究又进行第二阶段的量化研究。
(二) 第二阶段:问卷调查
基于质性访谈研究,根据访谈内容编码和分析提炼的要点（见表1），设计调查问卷进行数据采集及分析。
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选取G省L县和H省Z县所有村庄的名单，参照当地政府部门依据村居分布以及经济、民生发展等情况进行的好、中、差等三类划分，利用分层抽样法随机抽取34个村，再随机抽取村庄中的村民进行访问式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过程采用匿名自愿填写方式,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28份。
根据数据统计结果，研究样本中村民561人，占总人数的89.3%；村干部67人，占总人数的10.7%。村民是研究中的主要调查对象。就性别而言，样本中男性345人，占总人数的54.9%；女性278人，占总人数的44.3%。男性人口数量稍多于女性人口数量，性别比略高于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总体比例相对合理。就年龄而言，样本人口的年龄集中在40-60岁，达到总人数的55%。就政治面貌而言，样本以普通群众为主要群体，普通群众有382人，占总人数的60.8%；中共党员有214人，占总人数的34.1%。就受教育程度而言，集中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两个群体，其中：初中毕业有230人，占总人数的36.6%；高中毕业有178人，占总人数的28.3%。样本整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五、反腐败效能感的测量：量表构建
根据上述访谈数据以及编码后获得的要素,构建我国农村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的基本框架，框架包括反腐败内在效能感、反腐败外在效能感两个主要维度。根据受访民众的访谈要点，在反腐败内在效能感框架上又归纳提炼了有能力知晓和有能力参与两个层面；在反腐败外在效能感框架上提炼了反腐败整体政策成效评价、官员廉洁评价和地方具体反腐败政策评价等三个层面。最终获得了反腐败效能感分析框架，编制了调查问卷，以此构建出基于农村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量表。
首先，628份有效问卷包含的农村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要点（见表1）构成了最基本的量表。在可信度检验过程中，反腐败外在效能感方面的四个负向问题影响了其他问题的可信度检验，未通过验证，不符合统计要求。虽然在通常的量表构建中会设置反向题目作为检验性题目以实现避免自我报告，本文在构建量表框架时也设计了例如“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力”“政府官员并不关心像我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等负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分析结果不佳，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化上有显著差别，负向表达与受访者的文化认知和表达习惯间存在不对应性，难以反映受访者的真实感受，因此本文不予采用（题目520、521、522、523）。删除四个负向问题后，其余要点构成的量表都依次通过可信度检验,符合统计要求。
其次，为了客观反映这些要点对于民众主观感知的影响,又将其进行因子分析。虽然反腐败效能感的概念框架借鉴于西方政治效能感的划分，但前期访谈获取的要点不局限于原有概念框架，还增加了基于中国本土特征的新维度，因此这一研究仍然具有探索性质。因子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首先进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和KMO检验分析说明适合因子分析。随后通过主成分法和Varimax Rotation方法获取结构，最终萃取四个因子。按照Kaiser's标准 (eigenvalues大于１)，表明前文中质性研究获得的数据与验证结果相符。
最后，综合考量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结果，对初步模型进行调整。其一，调整关注因子载荷较低的项目，同时结合前文理论框架和概念，删除语义重复且载荷低的两个项目（514i.我有时会通过打监督电话来核实农业补贴是否按规定发放；514h.我有时会通过询问村干部来核实低保发放标准是否统一）。其二，根据每个变量只在一个潜在维度上负荷的原则，剔除与多个维度高相关的题项。调整后的量表剩余21道题目，分布于五个维度，各题项的因子载荷都符合统计要求（见下页表2）。由此，本文获得关于农村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五个子量表。这五个子量表对应了政治效能感框架中的反腐败内在效能感和反腐败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而且每个维度下的具体测量内容与西方量表有所差异。在前期的访谈中发现，与西方在测量外在政治效能感时强调的个人发言权等有所不同，中国民众更加重视对反腐败的看法、态度、评价及其参与意愿等。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反腐败效能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反腐败效能感成为了较为宽泛且维度丰富的概念。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民众的反腐败外在效能感包括民众对于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对于反腐败工作成效评价、对于官员清廉感知和具体反腐败活动的评价、对于反腐败行为的参与等四个方面。具体到反腐败外在效能感的测量上，分别有三个子量表，即民众对反腐败宏观政策的评价量表、民众对反腐败具体政策（“中央八项规定”）的评价量表和民众对官员廉洁的评价量表。
（一）民众的反腐败内在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涵盖了六个测量问题，分别是“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了解反腐败政策”“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到反腐败活动中”“我觉得自己有能力理解‘码上监督’平台/巡察”“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当地反腐败活动”“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村里的村务监督事务”“我觉得自己有能力监督村干部”。这六个测量问题既包含西方政治效能感测量中的核心问题，即对于个人自我能力感知的测量，符合效能感作为个体心理感知的内涵定义，又基于中国本土民众的现实状况，实际丰富了反腐败效能感的外延，例如对于自我能力的心理感知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既包括政策了解和理解层面，也包括具体的实践参与层面。由于本文以农民为测量对象，也反映出中国农民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如村务监督等更加熟悉，因而采用这些问题进行测量的真实性更高。根据描述统计数据显示，这六道题目的均值都在3.15以上（见表1），显示出村民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较为肯定。
（二）民众对反腐败宏观政策的评价量表
该量表包含两道测量问题，分别是“对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对本市反腐败工作满意度”。反腐败的整体性评价是通过测量民众的满意度来完成的。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反腐败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这些顶层设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较为抽象，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深刻理解政策的具体内容，但会有总体性的感知。从描述统计数据可知，这两道题目的均值都达到3.40以上，其中，民众“对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高达3.72（见表1），相对于“对本市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略高。这也反映出民众对于党和国家的整体性印象优于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清廉感知的差序格局现象。
（三）民众对反腐败具体政策（“中央八项规定”）的评价量表
该量表包含四道测量题目，分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款旅游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款吃喝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公车私用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办事收受财务少了”。这些题目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政策评价。“中央八项规定”是基于改进党的作风而提出的，相比较惩治贪官的“硬手段”，其更倾向于是一种构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软手段”，但“中央八项规定”内容恰恰都是普通民众生活中最能观察到和感受到的方面。因此，这一量表既来源于前期访谈的要点提炼，也体现了当下反腐败的动态特征，民众对于“中央八项规定”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反腐败的成效，因此它也是民众反腐败外部效能感重要的测量指标。
（四）民众对官员廉洁的评价量表
该量表包括三道测量问题，分别是“村‘一把手’廉洁”“乡镇干部廉洁”“地方政府官员廉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最熟悉的是代表党和政府从事具体公务的官员。由于腐败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隐蔽性，虽然普通民众并不能真正掌握足够的判定信息，但在日常的接触中，民众能够感知到官员尤其是身边的基层官员的行为。因此，这一量表实际是通过对官员的廉洁评价来反映民众对反腐败的成效评价。并且基于中国本土特点，加入了对村“一把手”、乡镇干部的测量以及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概括性评价，更能体现测量的层次性。
（五）民众反腐败参与意愿的量表
该量表包括六道测量题目，分别是“如果所在的村有干部涉及违规发放补贴款，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找媒体曝光、上网举报/投诉、向乡镇信访部门反映、通过‘码上监督’反映问题、公开抱怨（批评）、向乡镇纪委写信反映”。这实际是对民众反腐败倾向或意愿的测量。这一维度的提炼基于政治效能感概念所强调的心理预期作用与朝着政治目标努力倾向的内涵界定。根据描述统计数据可知，这六道问题的均值都介于2-3之间（见表1），反映出民众对于使用这些手段的意愿并不非常强烈。民众虽然存在一定的倾向，但这种倾向能否发展为真正的参与行为并不能确定，这与现实中民众个体参与反腐败的现状基本一致，即举报者通常存在害怕信息泄露致使打击报复的心理。这一维度测量了民众对于反腐败参与的意愿和倾向性，虽然距离现实行为尚有一定距离，但也是考察民众腐败感知和效能感的重要维度。
六、结 论
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概念测量的本土化问题，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对于民众主观感知的测量需要承认并重视本地政治文化情境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试图在政治效能感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构建符合中国现状的测量指标体系，科学评估中国民众的反腐败政治效能感，系统探析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与反腐败参与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
首先，政治效能感作为西方政治学概念，在引入中国解释本土问题时需要不断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情境相匹配。作为一种重要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或者“政治功效意识”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先后有坎贝尔的“感觉说”、阿尔蒙德的“能力说”、伊斯顿的“形成说”等。总体而言，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关于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感知和评价，它属于态度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自我认知态度。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翻译工作和规范研究，但现有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创新上都存在不足。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引进西方理论，未能展开本土化研究，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政治效能感概念、构成要素和成因的系统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仍然采取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本土化的测量体系及解释理论。因此，本文基于政治效能感探索富于中国特色且反映当下现实政治状况的反腐败效能感测量，不仅是满足西方概念本土化的需要，还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探索新概念和新实证工具的积极尝试。
其次，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的探讨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本文构建的基于中国本土反腐败实践的效能感量表，有与西方政治效能感一致的要素，例如，个体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政府政策效用的外部效能感。这一量表还构建了与西方不同的测量维度，例如，对于反腐败具体政策（“中央八项规定”）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这些差异反映了当代中国反腐败政策语境下民众的认知、态度与感受，对于系统而科学地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政治效能感是一个态度变量，但由于其具有心理预期的作用，便具有朝着政治目标努力的倾向，成为推动个体产生政治行为的动机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政治效能感高的个体，往往对自己参与到政治以及相应的政治系统中具有较高的预期，这种预期将成为一种推动力，使得个体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从而会自觉地关注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而那些政治效能感低的个体，由于对自己参与到政治以及政治系统中无任何心理预期，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行为冲动。显然，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只有深入探究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了解民众参与腐败治理的意愿，才能为群众参与反腐败提供深入而科学的政策咨询与建议。因此，本文基于对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系统研究，对于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意义。
为方便编辑，文中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文献来源：李莉.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J].理论探讨,2024(02):4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