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中的“开放包容”特质
侯松涛
【摘要】政治生态建设视域下,“开放包容”包括具有兼容性的组织成长力、具有开放性的环境顺应力和具有包容性的自我修复力三个方面特质。开放包容特质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百余年历程中的实践演进,体现为在曲折中接续成长、梯级递进的轨迹,并越来越触及政治生态建设的本质要求。开放包容的实践演进蕴含着以制度建设保障开放包容的稳定性、以系统观念保障开放包容的科学性、以观念涵养保障开放包容的主体自觉性等经验启示。
【关键词】政治生态;开放包容;实践演进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深化背景下提出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命题。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重视和政治生态建设问题之于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由是,政治生态建设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聚点。诸多学者的研究涉及对政治生态特征的理解,如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开放性等。开放包容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特质,也是我们党能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其实践演进的经验启示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生态建设视域下“开放包容”的基本内涵
就内涵而言,开放与包容是互为依存的同一特质的双重表现形式。开放性成就包容度,包容度标示开放性。开放包容是某一行为主体对异己性客体宽容接纳甚至化而为己的行为取向和观念准则。从历史文化层面而言,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的本能性基因。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互相开放包容、长期融合互通的结果。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就是一部开放包容特质的生成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久弥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是各民族在千年共同奋斗中缔造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开放包容作为中华文明的本能性基因,将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锚定文化价值定向。于此文化价值定向之下,政治生态的开放包容所在,将在吸纳兼容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成就集成各种文化精华元素的政党文化生命力。从理论渊源层面而言,开放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品格,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纳融合多种理论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理论来源,既有德国古典哲学,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创设的理论同样持开 放包容的态度。在1843年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恩格斯也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汲取人类文 明成果精华而成就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伟大理论。开放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品格,将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把舵理论价值定向。于此理论价值定向之下,政治生态的开放包容旨在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成就对接时代需求的政党理论生长力。由此可见,开放包容对于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政治生态是“存在于一定社会政治环境之中的党员干部之间以及党员干部与各级党组织之间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发展态势”,是由风气、作风、氛围、气候、环境等关键词组合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体现。在政治生态建设视域下, 遵从政治生态的本质特征廓清开放包容的基本内涵,能为考量不同时期的相关实践提供参考,亦是开展相关研究需要首先明确的概念范畴。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具有兼容性的组织成长力
政党是具有自己特定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组织,由一定的阶级所领导并代表本阶级的利益。故此,任何政党在理论上都天然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塑造政党独特风格和鲜明气质的同时,也可能对于政党的发展壮大限制较多。因此,具有兼容性的组织成长力是政党发展的支撑动力,更是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因为对政党发展而言,如何摒弃不利于组织成长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关门主义等偏向,在坚守自己原则底线的前提下,培育兼收并蓄的政治生态观念,涵养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气质,锻造海纳百川的政治生态格局,成就具有兼容性的组织成长力,是政党突破局限不断发展焕新的重要路径。纵观近代中国,于各类政党兴亡间,能够突破如上政党发展瓶颈者寥寥无几。于此方面有所作为者,确实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由最初一个仅50余名党员的政党,成长为今日拥有近亿党员规模的执政大党,并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其以具有兼容性的组织成长力发展壮大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
（二）具有开放性的环境顺应力
从学理上来看,政治生态分析框架的形成是相关研究领域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结果。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推进中,部分学者以开放包容之态,不拘于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形成政治学和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的交流互鉴。借鉴生态学的研究理路,学界尝试将其分析框架应用于政治现象或政治生活的观察,形成具有创新性意义的跨学科或者说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在这一研究理路中,政治生活被视为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相似的政治生态系统,从而形成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我们一直把政治生活看成是一个环境中的行为系统,这一系统对于环境及系统内部所产生的影响是开放的”。政治生活是“作为开放和具有适应性系统的政治生活”,其“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 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由这一逻辑出发,政党政治生态的开放包容特征体现为具有开放性的环境顺应力。这种环境顺应力意味着,政党的政治实践是基于客观环境的现实状态不断作出顺应性调适,形成政党实践与客观环境的良性生态互动,使政治实践契合客观需要,并基于此形成有效的政党生长力。
（三）具有包容性的自我修复力
良戴维·伊斯顿认为:“系统的持续是与作为一种开放、自控而且目标确定的政治系统自我改造的能力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政党政治生态的持续性运作而言,这种“政治系统自我改造能力”具化为具有包容性的政党的自我修复力。这种自我修复力意味着,政治生态在系统运作过程中,通过系统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实现对各类能量的有效吸纳和兼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即是如此。对待各类已有理论成果,马克思以批判扬弃的方式吸收各类理论的有益成分并将其内化。如他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就是典型例证: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批判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创设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唯物辩证法。这种自我修复力还意味着,政治生态系统具有以较强的容错功能为保障的自我纠错能力。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下,政党政治生态系统内部对于犯错误的政党成员实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系统外部,则对批评声音具有包容度,敢于在坦然直面自身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修正。这样党外对党内、下级对上级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形成党内党外民主宽松的政治生态氛围,以政治实践的透明度和有效监督力形成对政党生命力的保障。政治生态建设视域下开放包容基本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呼应、互为支撑的逻辑整体,共同在政党政治生态系统联动中直观反映其运行状态,是政治生态建设开放包容特质的直接体现。以上述三个方面为基础,对于政治生态建设实践开放包容特质历史演进脉络的具象化观察及经验总结有所助益。
二、“开放包容”在中国共产党
政治生态建设中的实践演进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其政治生态不断完善的建设实践史,也是其历史演进脉络不断清晰的理论成长史。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融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余年历程,也是开放包容特质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历史演进中不断凸显的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曲折探索和初步奠基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党的自身建设就成为我们党极为重视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开放包容度,成为影响党的自身建设及革命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基于中国国情和国民革命的需要,我们党提出建立一条民主主义阵线和通过国共合作扩大组织的思想,并开始“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向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但由于 “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加之共产国际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组织的成长遭遇严重挫折,党的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 万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党的六大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强调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排斥知识分子干部,党组织成长受到影响,党内政治生态也遭到破坏。直至 1935年遵义会议,对这些偏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为形成党内健康政治生态指明了方向。
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历练中不断走向成熟。面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对于组织成长,认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同其作坚决的斗争;对于党员发展,明确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要“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为抗战时期实现党的组织迅速成长奠定了基础。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开始确立,民主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氛围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从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革命曲折,到逐渐形成具有相对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氛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特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曲折探索中初步形成。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续探索和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政治生态建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开放包容特质。例如,针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等问题,强调要“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倾向;针对党执政后可能存在的脱离群众问题和严肃批评狭隘的宗派主义等倾向,提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针对 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要求“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党内民主生活问题,提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 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等;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强调不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办法,而是应该贯彻执行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方针,对其要“全面的、历史的、本质的考察和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1962年,党总结概括了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健全的党内生活制度,包括“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也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开放包容实践中开始萌生制度意识的标志。上述政策和举措体现了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特质在组织成长力、环境顺应力和自我改造力方面的交叉关联。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传统恢复和制度化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生态建设方面进行了全新尝试,其中就涵盖了诸多开放包容方面的内容,尤其体现在政治生态的修复方面,如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重申“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开始呈现明显的制度化、规范化走向,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 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新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制度化开启的标志,也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规范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其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接受党和群众的监 督,不准搞特权”“坚持党性,根绝派性”等准则内容是我们党以制度规定综合提升组织成长力、环境顺应力和自我修复力的实践尝试,是政治生态建设开放包容特质的直接体现。
此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取向不断拓展。如在组织成长力方面,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六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为组织成长提供制度化保障。这一时期,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政治生态建设呈现出的开放包容特质, 与政治生态建设日渐明晰的制度化、规范化趋向相伴共生,政治生态在制度化建设中体现开放包容特质的同时,具有开放包容性的政治生态建设也逐渐有了制度性保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拓展和新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与时俱进,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特质有了更为典型的体现。其一,在继承党的优秀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基础上,以开放性视野形成对新时代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现实问题的关切,作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论断。其二,在承继新时期党的建设制度化取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原则,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着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框架之内党的建设的总体规划。党内法规建设开始全面布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内法规体系”的概念,党内法规体系建设首次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起点的党建制度创新和制度体系构建, 是中国共产党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格局、敢于直面自身问题、敢于进行自我革命、主动提升自我修 复力的典型体现。与此同时,相应的党建制度化建设,也为开放包容的效用落实提供了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化保障。其三,在汇聚党的建设百余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政治生态”的创新性理论命题。党的二十大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开放性党建新思路。党的组织成长力、环境顺应力和自我改造力的提升形成具有制度化保障的系统联动关系。与此同时,遵从政治生态的本质特征,更加强调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作用。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由此,在重视制度化保障的同时,着力涵养与开放性党建思路相呼应的观念,成为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特点。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百余年历程,也是其党建思路日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曲折探索和初步奠基,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继续探索和进一步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传统恢复和制度化提升,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拓展和新特点,开放包容在政治生态建设历史演进中的实践,体现为在曲折中接续成长、梯级递进的轨迹,并越来越深入触及政治生态建设的本质要求。在不断稳定的制度保障和逐渐成熟的观念涵养之下,开放包容日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稳定性特质。
三、开放包容特质蕴含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表明,政治生态的开放包容是中国共产党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格局成就新时代执政大党气质风格的重要原因。开放包容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一种特质体现,虽然不似政策策略或者制度建设一般有直接规定,但却同样有章可循。其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同样可以提炼为具有现实资鉴意义的经验启示。
（一）以制度建设保障开放包容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稳定性
“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因为政治制度在塑造个人行为动机和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要求制度内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制度能够以其天然具有的约束力成就相关政治行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即是例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道路的曲折前进过程中,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特质,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助力。但由于当时党对政治生态建设中开放包容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也带来了实践中的相对不稳定性。以党组织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为例,抗战开始后,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顺应当时的客观情况,积极向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将具备条件的吸收入党,但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彼此分割的现实形势下,实际上,“具有排外主义倾向的盲目山头主义”直到延安整风时期还是需要重点克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某些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倾向。针对这一情况,党基于建设需要提出了在知识分子中大胆吸收党员的政策,并在1956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首次将知识分子纳入劳动人民的范畴,同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这一政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经历了曲折。1962年前后,党中央再次提出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但此后不久这一政策又出现反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生态建设实践虽然较之之前,开放包容性更大,但尚没有制度建设作为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政治生态建设的党建新命题,而且在制度建党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即在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同步共进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将党的建设全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框架。这既是新时代党建制度化的新举措,也是建党百余年来的经验总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近亿党员的执政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程孕育了其开放包容特质,而开放包容的实践又凝结为其大党格局和气度。在制度保障之下,在组织成长力、环境顺应力和自我修复力的稳步提升中,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将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稳定动力。
（二）以系统观念保障开放包容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科学性
从学理上来说,政治生态概念的生成是系统论的产物,而开放包容性是系统分析概念框架的题中之义。开放包容的科学性关涉政治生态建设的技术面相,而系统观念则是政治生态建设中开放包容实践的方法论保障。在系统观念中,其方法论实践要求将党内政治生态视为一个开放的而非孤立封闭的生态系统,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伴随时空条件的不断变化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此形成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运行机理。
党的建设实践体现着系统观念。例如,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摒弃封闭性,侧重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环境顺应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党的自身建设就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关切程度紧密相关。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确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克服政党天然的封闭性、顺应政党生存的特殊环境的产物。系统观念下的开放包容性,要求一个政党能够以开放姿态兼收并蓄,如我们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成为当时克服教条主义的科学方法,并延续至今:系统观念下的开放包容性,要求一个政党在自我修复力方面能够以包容胸怀直面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我们党曾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特定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基于系统观念,政治生态的开放包客性也是政治生态内部系统运作的实践要求。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要求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处理内部系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以自我纠偏保障政治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这通常体现为如何看待和处理党内斗争问题。经验地看,如果能够以“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党内斗争问题,党内生态系统就会较快完成自我修复,从而形成民主包容的健康氛围:相反,党的肌体自我修复力就可能弱化,党内政治生态就可能受到破坏,组织成长、环境顺应方面也可能随之出现问题。在政治生态建设中,以系统观念保障开放包容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科学性,是已经被党的历史所证明的重要经验。
（三）以观念涵养保障开放包容在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中的主体自觉性
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行为自觉性的无形的文化力量,观念对政治生态良性运行有着重要影响。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总是与相关认识的深化及相应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只有确立正确的政治生态观念,才有政治生态建设过程及方法运用。在政治生态建设中,涵养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观念,使其内化于心的柔性力量与制度刚性力量互补相辅,能够更好成就政治主体提升组织成长力、环境顺应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自觉性。
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党内风气、政治局面、党内政治文化,甚至包括政治生态本身,都是可以被容括于观念涵养之中的概念。在党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开放包容的观念涵养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任务;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的党建目标;1939年还提出过“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实际上已经开始触 及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观念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样强调观念涵养的重要性,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等。这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对观念涵养重要性和实践方式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以观念涵养保障开放包容主体自觉性这一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宏阔格局,突破政党天然的封闭性、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来源。党的百余年历史经验表明,在党的建设思路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政治生态建设的开放包容性也日渐成熟并内化为政治生态建设观念,为党的建设提供稳定的持久性动力。
为方便编辑，文中图表、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文献来源:侯松涛.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中的“开放包容”特质[J/OL].求索,202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