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6期
作者：倪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超（通讯作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需要从世界现代化理论谱系发展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宏阔视角出发，提炼和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治理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继了世界现代化模式中的能动要素，更注重对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大要素之间关系的理顺和重塑，构建了战略引领与协调分工的党政关系、宏观规划与合理赋权的政经关系、培育扶持与合作治理的政社关系以及秩序稳定和互惠合作的经社关系，形成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资本中心逻辑的价值超越，使得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崭新叙事。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中国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既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和道路，也是一个国家不断具备现代性元素的状态和结果。以工业经济、公民参与、民主法治和文明理性等为表征的现代性元素是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遵循着同一路径，现代化更不意味着西方化。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辛探索，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由现代化的“赶超者”向“贡献者”的历史性巨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化叠加”的时代课题。历史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工业文明并非文明进程的终结，也并非所有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众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双化叠加”的全球风险环境。然而，以工业文明为理论背景、以自由市场、多元社会结构为标准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无法应对生态环境、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等后现代理念和实践对国家转型带来的巨大挑战。不同于西方静态的现代化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向前看的现代化，是一种不断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过程，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追求和理念向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正在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
毫无疑问，作为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根本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其内在的深层逻辑和蕴含的理论模式需要得到提炼和总结。那么，如何在现代化理论图谱中探寻其应有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在治理逻辑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需要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高度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宏阔视角出发，提炼和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创新理论；另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发展实践和理论范式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注解，亟待超越西方理论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2］
本文将以基于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为首要原则，不回避西方主流理论和话语，积极发展与之对话和辩论的交互理性，通过对现代化实践模式和理论范式的回顾和反思，构建基于历史经验和治理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揭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格局和治理逻辑，使得中国道路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叙事。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素承继
现代化理论肇始之初是以西方社会形态为标准进行抽象和定义的。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言，作为资产阶级与王权交易和斗争的媒介，以货币经济为表现的资本力量构成了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在国王与资产阶级长期讨价还价中，在资源汲取和社会利益维护的张力中，以保护公民权和资本利益为目的的现代国家逐渐形成，［3］呈现为一种对内构建保护资产阶级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秩序和法律体系，对外通过国家兼并和殖民战争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追逐的军事化现代化道路。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现代化往往被理解为一个资本形成的过程，市场、社会和政府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三大作用要素。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先发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动力，也是指导和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唯一价值标准和制度模式。［4］
（一）市场经济+民间社会的英美模式
这一模式是从西欧发育然后向北美传播并得到完善的现代化模式，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先发现代化”模式，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分野基础上开展的立宪民主政治和国家建构。在英美模式中，强调市场的先发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民间社会动用自己在封建专制母腹中日趋壮大的组织力量对国家进行重建。资本市场和社会自组织是英美模式下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和基础，［5］呈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然演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为指导，在经济上强调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反对国家干预，推崇有限政府等。很显然，重视自由市场和民间社会的英美模式是一种古典的现代化模式，这种围绕资本构建的古典模式难以面对后现代文明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英国布莱尔政府为代表，抛弃了小政府的传统做法，开启政府与市场合作的“第三条道路”。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尊崇英美模式的现代化国家仍然面临着产业发展不平衡、新型产业国际竞争困境、国内改革的间断性和政府社会职能的严重失衡等问题。
（二）威权政府+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
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对英美模式进行了一定拓展，更加注重发挥政府作用，组建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官队伍，采取明智、审慎的产业政策，通过行政指导等方式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该模式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立场的威权主义，在经济上实行政府主导下市场增进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了较大成效。然而，东亚模式往往是在较小规模经济体中出现的，是否适合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并未得到检验。同时，在后现代文明视角下，东亚模式实质上并未突破以资本为导向的英美模式，其靓丽的经济发展成绩单并未改变背后一个基本事实：东亚模式在经济追赶阶段比较有效，而国家一旦完成了追赶任务，需要进行创新引领，则效力衰减。［6］这说明以英美为模板的赶超型发展无法在后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引领、进步和演化。
（三）全能政党+总体社会的苏东模式
长期以来，以资本为动力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垄断了世界各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思路和话语权，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等同于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似乎成为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7］作为摆脱西方道路的一种尝试，苏东模式将政党带入现代化进程中，将市场、社会和政府三大要素扩展成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大要素。在苏东模式中，政党被置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心。由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进行统合和管控，通过全能政党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总体性社会。实践证明，苏东模式有利于后发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但其僵化的体制机制无法适应动态发展的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中逐渐丧失了竞争力。苏东模式的挫折并非源于将政党引入现代化的问题，而是试图以政党逻辑取代甚至消解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扭曲了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未真正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
（四）动态均衡的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由传统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的现代化政体转变，也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价值观念的全面变革，更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中对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要素之间关系的全面再造。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发展的内生演化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现代化理论话语中的另起炉灶，而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西方、理解传统以及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进行自我认知和理论构建的过程。一些西方的或传统的因素被打破和扬弃，另一些西方的或传统的因素却被更新再造，不断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得以存续、发展并作用于现代国家转型。
在世界现代化谱系中，中国既广泛吸取了各国现代化的优点，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创新超越。作为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承继，中国式现代化接纳了四大作用要素，重视发挥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作为对世界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注意理顺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创新性再造和区别性组合，探索形成了政党引领下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8］相对于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要素的静态分析，“关系”提供了一个探索制度演变和制度间联结形成的动态视角，［9］从四要素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塑造切入，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嵌入方式进行调适和重塑，使由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四要素所构成的治理结构得以灵活运作。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重塑
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就是集中权威和资源建构一个强大国家的过程。对于西欧而言，在原有的帝国体系解体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竞争，新兴的资本力量和民间社会组织起来推动了民族国家重建。对于中国而言，面对西方现代化力量和殖民体系全球扩张带来的挑战，传统封建帝制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非但无法支撑国家对全社会的整合，甚至无法继续维系大一统形态下的“国家保全”。在西方现代化思潮的影响和国家内在转型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动员方式摆脱社会低组织化状态的约束，通过将政党融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互嵌，实现国家资源整合和人民高度动员的现代国家建设，再造了一个能够适应现代国家整体转型需要的民主共和体制。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和治理制度，依托于这种政党统合的组织结构，实现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和社会的再组织化，通过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中的领导地位，以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驱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进而推动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虽然中国共产党向内整合提升与向外主导影响［10］的中国式现代化基本逻辑并未改变，即在一个能够推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中央集权政治权威领导、动员和激励下，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和发展，但不同于苏东模式中政党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全面替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结构性嵌入的方式重新调整了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11］对党政关系、政经关系、政社关系和经社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塑。
具体而言，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有的直接的、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治理方式，通过党政合署办公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党政交叉任职制度、党组制度等将政党内嵌于国家政治体制中，以落实党对人大、政协、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的领导。在政企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有的以国家政治权威为驱动的资源配给原则，通过放权让利改革和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激励设计，以有规划的合理赋权驾驭资本和激发市场竞争活力等方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政社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有的对社会的压倒性统治地位和支配方式，从政党对社会的统治转变为统合，不再单纯依靠大规模群众动员等方式实现社会资源整合，而是培育和引导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将基层党组织内嵌于社会组织中，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化。在经社关系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多样化的利益关系与竞争格局催生了新型利益共同体，涌现出大量在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民间社会组织。这些新型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并在国家不便延伸的领域替代政府的若干功能，实现了多元合作与治理。［12］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公共权力的开放性提出诉求，推动了公民监督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等政治权利的成长。同时，开放包容的社会具有多样性，容忍不同、尊重差异、宽容失败的氛围也为自主创业和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转型升级。
（一）党政关系：战略引领与协调分工
在西方国家，作为议会民主制的产物，政党在资本推动下成为竞争性选举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政体不同，它并非靠选票“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运作”国家的资格，而是靠革命“缔造”了国家。［13］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而非竞争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运行治权，使党的主张能够始终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领导，在组织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深刻塑造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体系，构建了集中统一的党政结构和治理机制，进而实现了政党意志、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作为一种党领导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党政关系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地位，对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通过党政合署办公制度、党政交叉任职制度、领导小组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等构建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强化党对政府、人大、政协等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组建设的全覆盖以及各级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实现同体互嵌，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渗透于政府治理活动中，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管干部原则保障了党政“一把手”的政治合法性。党管干部原则有利于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总路线转变为国家纲领，并在发展规划、项目预算、政策方案和重大任务落实过程中，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的战略性安排，通过基层党组织（如基层委员会、总支部、支部）和党员，把党的意志、政策方针、价值准则渗透到政务活动之中。［14］
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小组为代表的议事协调机构从顶层设计上实现了党对国家发展和重大战略的领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制度化推进，大大强化了党对政府相关工作的领导、统筹、规划和协调。这种战略领导而非直接指令的党政关系，有效保障了党的科学决策和系统规划的实现，有利于从顶层防范化解各种改革风险。［15］
（二）政经关系：宏观规划与合理赋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是改革开放，通过开放国内外市场和建立市场规则，主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然而，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导类型，也不是苏东国家对市场的严密管控甚至取代，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主导型市场。驾驭资本和合理赋权历来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需要重点把握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16］政府始终在中国市场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政府通过有规划的合理赋权来驾驭资本和激发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国家规划是中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轴，政府通过规划驱动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规划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设计、灵活性试验、维护市场机制理念等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建立了超越市场逻辑的宏观战略规划制度。用中长期战略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并非中国特例，但对中国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并非是单纯适应市场调节的调控，而是主导市场调节的调控。［18］不同于苏东模式中政府对经济的指令性安排，中国政府扮演着一种引导创变的引路人角色，不仅通过宏观战略管理引导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同时承担着落实国家经济政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一方面，各级政府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向市场主体释放信号，引导企业围绕规划开展布局。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还承担着各种宏观经济管理职责，如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政府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等。可以说，围绕规划开展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战略管理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逻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不断调适前行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其次，中国政府建立了地方政企互动的竞争激励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将强激励引入到地方政府行为中，竞争性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同于苏东模式的U型政府结构，中国M型的政府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19］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而地方政府则在本辖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中具有较大的能动性。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有赖于市场调节或者政府调控，也取决于辖区内的政企合作，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直接投资能力，激发了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最大化而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以来，地方经济增长成为官员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诱发地方政府间展开晋升锦标赛。［20］这种制度设计极大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当地经济的激励程度。因此，在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中，地方政府由被动的计划经济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企业家，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生产要素特征，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战略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条件，在土地出让、税收优惠、行政审批、政策创新等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引导和促进企业个体发展、民营资本投资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融合。
再次，中国政府遵循宏观主导-微观调适的灵活性试验和渐进改革路径。这种渐进改革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面对脆弱的制度环境，中国没有选择苏东模式转型时的彻底私有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等休克疗法，而是在试验主义思路下以灵活的方式推动改革，通过新增的经济成分赢得了改变市场大环境的时间。诚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是按照一个理想模式和预定时间进行的，各级政府通过增量改革的思路，充分灵活运用转轨时期脆弱的制度，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后再带动制度的演进与进步。同时，这种灵活应变的改革思路并不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发展，而是一种“有指挥的即兴发挥”。［21］在经济改革中，中国以让权为主轴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以改善微观经济效率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和市场；与此同时，仍保留了政府定价权等权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宏观价值目标。［22］在中国，资本的力量始终服膺于国家的意志。资本货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现代化国家市场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资本能够背离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
最后，中国政府在政经关系中形成了市场机制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代言的政府定位，也不同于东亚模式中发展型政府1.0时期的威权主义直接干预的角色，更不同于苏东模式中指令式计划经济的主导者角色，中国政府行为始终围绕市场秩序的有效建立、市场渠道的积极疏通和市场失灵的及时修补。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也由发展型政府逐步向市场维护者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理论进行时代创新，同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3］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按照市场规律、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在政府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为市场主体提供基本规则制度保障，在尊重经济规律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保障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科学性和宏观调控有效性。
（三）政社关系：培育扶持与合作治理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力量全面渗透的社会。［24］在西方历史进程中，市场经济与民间社会是国家转型的内在动力，民族国家的成长基本上是一个内生渐进演化的过程。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薄弱的资本积累和“一盘散沙”的组织化程度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起步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如何构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资源整合机制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聚合能力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种弱国家-弱社会状态下的历史变革中，革命锻造的新国家对有效政府的建构存在强烈需求。继之而来，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重建中，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持续进行着良性互构和互动。
首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25］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依靠血缘、家庭、情感等纽带无法适应发展需要，逐步被以组织网络为支撑的社会有机体所取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整合主要是依托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和城市的单位制进行政治化组织和整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解体的背景下，传统的社团如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以及各类新型的社会团体急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团体37.47万个。［26］为了降低社会社团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政府采取了以扶植培育和分类控制的方式，通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等确立了双重管理体制、分级管理原则、非竞争性原则等，对社团进行管理。［27］
其次，以党建带动基层治理，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党团渗透和组织嵌入来管理社会组织，成为政社关系的鲜明特点。党和国家努力引导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农村和社区建设，通过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中，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化。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建设的政社逻辑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政党对社会自上而下的高度动员能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政社关系的制度性调整也由汲取演变为输入，政社关系由社会整合逻辑走向社会治理逻辑。
最后，不同于欧美模式中社会-政府的对立关系，中国的民间社会对现代国家有强烈的依赖。中国的基层群众自治不是作为异质甚至对抗的力量，而是作为派生和合作的力量参与公共治理。［28］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壮大，大量在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民间型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责任和义务，在政府让渡的空间中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包括协调民众与政府关系、参与公共物品供给、行业自律、推动公益事业等。在乡村社会，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乡贤理事会、公益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事务中。社会力量的成长逐渐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原有的权力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更深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议程之中。
（四）经社关系：秩序稳定与互惠合作
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是在市场经济的资本利益获取和社会自身利益维护两者之间的张力中完成的。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立基于市场经济，表现出极强的资本依附性和利益集团化特点。资本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壮大，推动了社会个体意识的产生，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呈现出一种对国家的制衡。然而，市场机制无情地隔断人们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纽带，西方国家中社会-经济关系的资本依附性决定了其很难主动应对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以利益集团为特征的社会团体也因为资本逐利性特征而不断对国家权力开展渗透。
不同于西方式自然演化的经社关系，中国社会的成长与发育是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催生下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体现。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能够有效控制市场经济和资本对医疗、教育、国防等公共事业的蚕食和冲击。同时，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公民权利体系的发展，适应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始终保持在可控的秩序范围中。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间关系呈现出一种互惠合作和秩序稳定的特点。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组织成长和公民权利的成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多样化的利益关系与竞争格局催生了众多新型利益共同体。例如，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大量民间性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政党引领下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与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基层治理等领域实现了多元良性合作。作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交往主体间互动的纽带，市场经济背后的开放性、契约性和法治性精神催生了中国社会领域自由、平等、共赢文化的成熟，直接带动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的发展，促进了公民的监督权、表达权、知情权和参与权等政治权利的成长。
同时，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是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的天然伙伴。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参与精神的社会确保了市场秩序的稳定，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和经济政策，激发了社会参与市场发展的创新精神，有助于保障经济繁荣、健康和稳定发展，也为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和创新生态等基础。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超越
从三要素到四要素，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继了世界现代化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和成功经验，同时通过政党嵌入方式的再造，对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四要素之间关系进行系统性重塑，超越了固有的世界现代化治理结构。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主导并不断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进行调适，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新实践，进行区别性组合，形成了一种政党引领下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其中，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社会多元参与、和谐有序，从而实现了理想的善治状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超越
1.有力政党。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中，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和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开辟道路，［29］这个强大的政治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枢纽作用，通过顶层设计、高位推动、革命动员，引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展现出杰出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群众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2.有为政府。民间社会、立宪主义及其主张的有限政府是西方历史经验的产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因现代化的全方位推进而出现的紧张和危机。［30］有限政府中的“有限”本质上是对市场和资本逻辑的臣服。不同于有限政府的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主要是一种发展型政府的角色，推行亲商重商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重塑战略中心型组织的角色，主动进行战略规划，有力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审慎开展宏观调控，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敏捷回应社会诉求，坚持公平分配，在国际环境巨变的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
3.有效市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31］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中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型经济，资源均衡配置，要素有效流动，体制机制完善，创新创业活跃，极大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32］
4.有序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积极参与，和谐有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品质。近年来，中国大力建设开放性、包容性社会，各社会阶层秉承实用理性、善于学习、机动灵活，呈现出开放包容、有序参与、共治共享、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超越
长期以来，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先行者由于在世界现代化版图中具有时空优势，往往将自身的价值、制度和行为模式视为人类现代化的终极甚至唯一版本，以此为后来者树立标杆。在这种既定国际关系格局下，后发国家似乎只有仿照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实践证明，简单植入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没有能够有效指导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反而出现亨廷顿所谓的“第二次回潮”［33］和艾森斯塔特所谓的“现代化的中断”［34］等问题。与此同时，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也遭遇到合法性危机。一方面，面对当今英美发达国家资本无序发展、民众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对立、经济区域失衡、民主暴力输出和国内民粹主义泛滥等乱象，以政治行动的资本有限逻辑为动力的西方式现代化理论陷于其封闭的内生性，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政策应对时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后现代理论由原来的“见物不见人”转向“见人也见物”，提供了一种对现代化更为全面的理解。无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还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均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取代工业化时期单一的外部指标成为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社会发展的终结，社会的发展就是对传统的不断替代和革新。［35］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谱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国家既有的价值、制度与组织系统全面地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其成功秘诀在于不仅承继了世界现代化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和成熟经验，同时通过政党嵌入方式的再造，对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四要素之间关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形成了一种政党引领下具有结构化灵活性的韧性治理模式，由此开启了一个精彩的后来者现代化赶超故事。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系统、制度安排等方面不断创新，在破除西方现代化迷信后，探索兼容性更好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和超越。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对以资本为动力的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超越，选择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境界。［36］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服从于资本逻辑。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发展导致了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很高，却形成了“富而不公”现象，维护的是资本市场及其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非民众的利益，呈现为一种非均衡的、人与自然不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坚持人民中心，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种通过国家力量超越资本力量、实现资源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在政治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跳出西式选举民主的桎梏，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敏捷回应的责任型政府，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资源配置和公平分配等方面的职能，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在党建引领下构建了开放包容、有序参与和共治共享的环境，每个人都能从包容式发展中拥有获得感和实现全面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启动现代化进程，就需要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权威，动员整合各种资源、建立秩序、形成认同、维持体制的统一。［37］现代化的苏东模式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西方道路的一种尝试，但苏东模式并没有理顺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四者之间的关系，未能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低谷，其科学性与时代性亟需新的发展样本予以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扩大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相对于现代西方政党只是充当部分民众与政治团体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只具有代表功能和表达功能而言，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使命型政党与使命型政治相结合的“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共荣而奋斗。［38］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运行过程中，作为使命型政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各种治理主体，凝聚共识，完成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同于对苏东国家僵化模式的复刻，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共享理念和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内在的激励-平衡-调适机制，在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系统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极大地包容和鼓励放权让利、分权搞活、分工协作等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诉求。［39］通过要素承继、关系重塑和价值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局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焕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勃勃生机和巨大活力。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国际秩序增量改革思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人类的命运是共通的，各个国家均有必要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家的有效治理不仅能够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规律提供新的经验和路径，也是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能力和软实力的根本来源。中国一直倡导和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代表的并不是政治范畴，并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向他国的简单移植和输入，而是一种全新的治理范畴。在治理范畴下，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治理经验、治理理念和治理智慧充满了人类大同的共同关怀，所指向的是超越资本逻辑和强权逻辑的、可期且可行的新型世界秩序。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首先立足于本国国情做好本国的事情，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促进内部发展与世界发展有机协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国家依附性结构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40］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韧性治理模式和结构化灵活性的优势，在国际交往秩序中发挥新的增量效应，倒逼和引领现有国际秩序改革，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