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生卒年月1926年10月15日至1984年6月25日，作为当代学术大师，他以独特的作品与深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代各种时代思潮，影响之广泛，被哈贝马斯冠以“20世纪下半叶对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自1961年，福柯发表《古典时代疯狂史》以来，他一直笔耕不辍，持续地按照其独特的学术经历、人生发展、行为实践与思考脉络推进自己的学术生涯，切实履行了一名学者的认知初心与时代责任。直至其去世，他提出的各类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道德责任的起源与现代政府的基础，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等的讨论与思考从未停歇，“福柯那颗‘漂亮光头’的形象也一度被认为是政治勇气的标志，就像‘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着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管理制度抗争。”
笔者将福柯的学术生涯细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60年代初《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和《词与物》等作品的一举成名，福柯凭借其独特的学术视角与表达方法逐步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接着在遭受外界方法质疑的情况下，福柯在1969年完成《知识考古学》，详细为其自身独特的学术方法解释，此两阶段的研究也正式构建起福柯以“知识考古学”为研究方法的理论基底；在70年代，福柯任教于法兰西学院，一系列任教课程如《惩罚的社会》、《不正常的人》、《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和1975年《规训与惩罚》的作品深刻表述了福柯关于社会各领域“知识”-“权力”谱系学发展的研究；最后至80年代，未完成的《性经验史》及主体性相关的课程内容表现出福柯最终将研究聚焦于个人主体的伦理实践过程。本篇福柯系列总结的撰写脉络即是按上述福柯学术生涯的经历展开，充分认知福柯学术经历与著作表达的内容后，总结其具体而独到的学术方法。并辅以其传记作者的认知评价，从原文笔记中深刻描摹福柯的思想意志与人物形象，以期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笔者眼中的“福柯”。
一、学术人生：福柯著作表达
（一）一举成名：《疯癫史》和《词与物》
福柯生长在二战中后期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古罗马式小镇上，他的父亲保罗·福柯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他排行第二，家庭环境优渥，具有上等布尔乔亚的风格。他的父亲是一名“暴君”，曾规训与惩罚过他，并强迫他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没成功，福柯违抗父命，来到巴黎，期望着能在法国精英荟萃的高等师范学院谋一学席。经过日夜研读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文明经典后，福柯以“学生精英”的评语和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这里，他深受萨特等名家的影响，那种“他自己的主体性被彻底抹消”与“哲学工作必须透过历史研究来进行”的信念无疑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培养起来的。
六十年代初，福柯因《古典时代疯狂史》及之后缩写版的《疯癫与文明》而名声大噪。他在书中仔细追踪“疯癫”定义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四个主要时期即“中古时代末期、古典主义时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演变，得出“每一个时期社会对‘疯癫’的定义都取决于社会形态、文化模式，甚至经济结构的变动因素，而人们对疯人的处置亦因之而异”的结论。比如“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作病人关进了疯人院”，这是一种“被误导的慈善”，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人道的运用，但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更重要的是，此还关乎“疯癫与理性”的讨论，疯人们作为非理性者的存在，变成了促进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我们对自身所创造“理性文明”的肯定，竟然必须有赖于排斥那些“非理性”的人或事于社会之外，使其有别于我们，任其“随愚人船飘荡”的意向可谓令人惊撼。
1966年福柯发表《词与物》，该书迅速引起轰动，成为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该书中，福柯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都做了细致入微与富有创见的梳理和剖析，其“致力于秩序之历史，相似之历史，相同之历史与同一性之历史，探讨社会每一个时代借以思考事物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及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理性图式而被描绘的‘知识型’”。其中现代“知识型”的特征是以“人”作为研究的中心，那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人也就会被抹去，就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此观点无疑撼动了现代人类科学“表面上很牢固的知识基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书虽然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连珠，当时的法国社会竟形成以争相阅读福柯《词与物》为风尚。
（二）构建迷宫：知识考古学的解释转向
借着《疯癫史》和《词与物》的大获成功，福柯迅速成为法国知名知识分子，紧接着，具体的荣誉与诋毁可谓一同而至，因为他的书总是那样令人困惑和富有刺激性。从表面上看，《词与物》和《疯癫与文明》一样，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范例，《疯癫与文明》也许写得很散乱，但它仍是由一些经常复现的主题和意象维系在一起的，而《词与物》却相反，整体表现就是支离破碎的。福柯自称对该书也并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自己不喜欢这本书，“癫狂、死亡、性和犯罪”，才是最吸引他注意力的题目，而他仅仅是把《词与物》作为一种正规的学术训练，当然这些应被视为福柯的自谦之语。
当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评论，如老哲学家萨特宣称福柯“用幻灯取代了电影，用一连串静止的图像取代了动态的画面，这种东拼西凑的杂烩是一种精神错乱，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时，1966年秋，迁居突尼斯的福柯写出了《知识考古学》作为回应，其目的就是为他的方法做解释。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仍是带着一种嘲讽的眼光对待批评者，继续有条不紊地构建他的语言迷宫，他暗示人们，“他的史学还是遵循着一套合理的方法规则的”，他会“进行论证，提出史料证据，指出参考文献，诉诸经典性评注，解释观念和事实之间的关系，陈述解释方案等等”。但同时，福柯仍然热衷于把“虚构”引入它的史学著作，他也认为“让虚构在真实中发挥作用，让虚构的话语产生真实的效果，以及让真实话语产生或‘捏造’某种尚不存在的东西，是可能的。”这些书越难读，想读的人也就越多，这正如福柯后来所承认的，“他那些年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精心安排的‘游戏’，是对《词与物》中‘真实本身就是一种游戏’这一哲学命题的说明和体现。”
（三）战斗呐喊：左派思想下的斗士治理
福柯学术思维的转变也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学潮事件相关，“红色五月风暴”之后，让福柯深刻认识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还有可能改变法国的社会现实”。这直接影响了福柯之后的学术趋向，他所关注的问题也开始从“消除负罪感进而探索极限体验的边缘，逐渐转入公共领域”，因为福柯竟然欣喜地发现“政治，像艺术和性活动一样，也可以引起一种极限体验”。当然他也是如此实践的，1969年，福柯不再囿于“地下”，他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极左派的先知，在万森纳大学带领教授学生们进行实地的抗议活动。当时的他非常勇敢，振臂一呼，攻占大楼，与外面的警察对峙，“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的微笑，福柯看起来颇有受虐待狂的味道，但无疑那时的他更像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
1970年，福柯荣任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福柯认真履行起了作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社团义务，他努力撰写富有独创性而且学识渊博的讲稿进行一周一次的上课，课堂的内容自然是他当时研究的主要认知。另外，他也在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传声筒，力图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亲自发起“监狱信息小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作的详细过程；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最重要一本著作《规训与惩罚》的全部主题。
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标志着福柯事业的顶峰，“他以前的作品从未表现过这样的自信和控制能力，而他以后的作品也没有再显示出这样集中的和令人困窘的力量了”。这本书中，福柯继续沿用《疯癫与文明》中的时代区分，讨论了现代化前“公开的、残酷的统治”如何渐渐转变为之后“隐藏的、心理的统治”，在如此规训手段方式与样貌转变的同时，论述出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在现行“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下，惩罚权力通过整个社会产生的“真理与知识”，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了自己超常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轻易体现在对违法刑法规训惩罚的过程中，“知识可以超越表象，权力可以超越法律”，“一种新型的微观权力和一个新型的规训社会就这样兴起了”，而在如此社会，“全景敞视监狱”中那般“自我监视机制”的发挥注定将无处不在，每个人都会变成“被训良的个体”。
除了《规训与惩罚》，福柯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基本都收录在其1971-1984年法兰西学院主讲的系列课程中。在《规训与惩罚》之前，《惩罚的社会》与《不正常的人》的课程无疑是福柯探究“规训权力、知识肉体”的先导，在《惩罚的社会》中，福柯首次研究“监狱形式的司法和社会特征，从长期以来不作为刑罚而是作为惩罚的监禁如何在社会中迅速转为刑罚这一问题”深入，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引入惩罚的合理性，再论及“监狱惩罚剥夺犯人时间的本质”和“惩罚社会旨在掌控民众与非法活动的核心”。而《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则继续推进，论及“规范化权力出现、形成以及得以安置的方式，在各种规范性知识及技术的助力下，它从不只依靠一种制度，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的制度中建立起来，最终在西方社会中扩展了它的统治权”。可以说这些内容直击后作《规训与惩罚》的核心，为其具体的展开奠定了思考的先验基础，进而最终整合性地将福柯眼中这一套无所不在的现当代新型“知识权力规训身体”的权力机制揭露出来。
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福柯的研究更趋向于宏观，开始以“惩罚的传统法律程序所形成的一种规范化的知识和权力的工作”为研究起点，继续沿用“知识考古学”的论证方法，进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如聚焦国家“安全机制”，一方面从国家战争角度理解国内政治，探讨权力关系各方面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从国家内部“人口治理”谈“国家理性”，再根据“国家理性”倒推由国民掌握国家理性，进而论述“用公民社会反对国家，用人口反对国家，用国民反对国家”等一系列被利用元素。这其中福柯也详细理顺了“治理”的脉络，从15、16世纪及之前，古希腊罗马执政官到基督教牧领制度再过渡到17、18世纪国家理性的发展，即“外交和军事技术寻求欧洲的平衡与公共管理谋求国家内部国家力量的增长”，再到19世纪及之后的在“自由主义”理论背景下政治经济如何以“更少的治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来稳住“治理的合理性”。这一套“生命与人口”国家治理术的发展中，福柯“生命政治”与“保卫社会”的框架逐步完善。
（四）求知意志：终回归自我与探寻真实
在《规训与惩罚》定稿的同一天，福柯开始了下一本书《性经验史》的写作，《性经验史》也就成了福柯最后的著作，虽然这两本书论述的主题完全不同，但正如福柯自己所强调的那样，《规训与惩罚》旨在“通过一种身体的政治史来建立一种现代道德谱系学”，就在“人体进入一种外在的权力机制的同时，这个机制也在掘入人体内部，撕裂它并重构它”，这同样就在不可避免地改变人的“性体验”。这就是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所要表达的以“性经验”为权力关系运作的支点，关注性经验与这一权力机制的关系，并得出一套“生命权力谱系学”。在这套理论中，“性的压抑或解放只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这些权力会主动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时刻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回溯之前宏观治理的认知，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本附着在身体上的“性”竟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权力的核心目标，这可视为福柯权力机制对“个体身体”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这篇1976年发表原计划六卷本关于《性经验史》“生命权力谱系学”建构的著作被福柯在1984年发表的第二、三卷内容彻底转向，其第二、三卷《快感的享用》和《关注自我》等内容直接将研究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性伦理的谱系学研究”。这样的转向或许源于福柯“现实政治”的失利，“在1970年初，我（福柯）曾以为有可能把真正的、具体的、世纪的问题揭示出来，并以为接着会出现一连串政治运动来处理这一问题，从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资料中制定出另一套社会制度。但现在看来，我的看法错了，那种政治的、自发的运动，那种我曾以巨大的努力，用我的经验、我的希望来促成的运动，并没有发生”；或许源于福柯晚年对自我认知的思考，“他已经过多地纠缠于统治的技巧问题了，而现在，他感到很有必要来谈谈个体对自己肉体、灵魂、思想、行为施加某些影响的技巧，人们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改变、改造自己，这些也被称为自我技术，其目的是能于某种完美、幸福、纯洁、超自然权力等状态下行事。”
在古希腊、罗马等古典时代文献的探索下，福柯仿佛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就如同古希腊到罗马帝国的初期一样，“自我的教化”达到了顶峰，重新“解释自我、控制自我”的紧密关系直接相关于“快感享用”的反思，个人主体还能通过“精神操练”和“德性塑造”将自己构造成真正的道德主体。福柯就是在这种历史理论的追溯中，展开了其关于“个体肉体体验”与“自我交往方式”理论互构的探讨，他开始认真思索“自我是谁”？那种被称作“自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建构为我们知识的主体？”以及“我们又是如何被建构为我们行动的道德主体？”或许犬儒主义者们“说真话的勇气”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个体‘真’的展现不再仅仅是冒险的言论，这也体现‘存在本身’的一种深度，个体‘真’的生命与‘真’的话语可以被建构起一种‘反柏拉图主义’及其超越的理智世界”。
二、独辟蹊径：福柯学术方法
（一）历史的、独特的学术视角
在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之前，福柯首先是个独特的作家，“他的文字素以晦涩迂回为能事，这是他研究问题的方式，也是他表演的姿态”，但综合总结福柯的著作，其中福柯历史的、独特的学术视角无疑是读者直观的第一印象。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福柯似乎总是在刻意回避传统哲学理论的写作模式，而是惯习性地采用历史学梳理的写作方式展开自身的思考，这一点值得关注。不过好在福柯总是善于发现历史的另一面，观点也好，材料也好，并通过他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将一个个经过他思考而认知为最新颖的学术问题抛之学界。当然福柯也确实存在为加强其论证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或甚至自己创造典故，但乖僻的是，福柯所有的书中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对待历史，福柯似乎永远“有一套丰富的文献根据、可靠的引证和不乏精细的分析，但这其中也充斥着虚假的形象、明显的武断和漫无边际的普遍化倾向”。
在认知视角方面，福柯总是会刻意把他的“自我”笼罩在一层看不透的迷雾里，就想做个“隐身人”，当然这也使他“自发与建构性的、体系化的思想保持距离，从而能够尽可能地站在‘边缘’对‘中心’发动批判，这就是他所一直在采用的外部分析”。在具体的观点方面，福柯无疑是现代社会最彻底的批判者，但他往往都是用自己非常规的方式思考着一切，疯癫的语言中似乎失去了理性，而又可能充斥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直到传统理性“思维阴暗面”或现代社会“新式剥削”的认知在读者面前一览无遗时，我们往往才会细思恐极和深以为然。另外，福柯对于“极限体验”如“死亡、性欲”等主题的探索也往往让读者觉得新颖别致，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不仅只是写作，而且还真的以“施虐-受虐狂”形式的性行为探索了真正的死亡。可以说，福柯著作独特的风格与视角皆来自于福柯独特的灵魂。
（二）尼采、康德等的哲学渊源
福柯是一位尼采主义者，这一点人所共知。福柯的学术计划都是“在伟大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展开一系列“极限体验”的研究，如“疯癫史”及“性经验、性禁忌”的历史和其“权力观”等。在福柯眼中，他和尼采一样，认为“处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极端体验中心的无疑是悲剧的体验”，福柯也是旨在用被拒斥的历史体验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他的著作也就变成了关于“某种体验”根本态度的历史，这无疑走出了一条特色的研究之路。高呼“上帝之死”的尼采，认为基督教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资本化身上帝之前的宝贵时机中，个体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即“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在这种生命的本质意志中，每个个体本能的冲动与创造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促使每个个体谋求一种积极奋发的人生。虽然福柯从现代科学“知识型”解构的角度预告了“人”的死亡，但他战斗的一生无不充斥着尼采“个体生命权力意志”的力量。
福柯同样也是一位康德主义者，福柯非常重视康德的著作，他对康德提出的“启蒙问题”始终念兹在兹，“把它看作现代哲学独一无二的中心问题，并暗暗把康德的启蒙定义看作是对自己毕生事业的恰当描述”。不同的时代认知下，福柯远远超越了康德所理解的“要人们摆脱前现代社会种种羁绊来做一个现代人”的启蒙，在福柯眼中，现当代无所不在规训权力的社会中，福柯对人的启蒙是涵盖着让人们摆脱历史和社会的一切束缚来做回“人自已”的启蒙。当然，若用康德的眼光来认知，他是如何也不会想到他那个时代“启蒙”精神所造就的“现代性”在之后时代的种种弊端的，而这就是生活在“现代性”中的福柯作为当代哲学大师名誉的由来与责任的担当。
（三）“知识考古学”的认知方法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认知方法横亘于其自身所有研究之中，但因《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两部著作的出版而得到系统阐释。福柯认为，“在十六世纪人们对语言事物的瞭望是基于一种‘异中求同’的期望，宇宙万物都被看作是层层向属，互有类似的地方。但到了十九世纪，人们不再视世界为一个由独立事物所罗列而成的秩序，往昔所谓‘相似’或‘相异’的语言知识模式现也由一‘有机体’的观念所取代，所有事物间都表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在这些内在关系作最有效的运作时，世界才能充分显示其秩序。”所以福柯构建的“知识考古学”不再强调知识体系的连续性和历史性，它要通过强调每一结构断层上知识或话语的“历史先验性”来认知各个时期知识上的深层断裂。另外，“知识考古学还应与传统的历史、史料学相对立，反对史料家依赖时间坐标所敷衍的延续性、叙述性史观，而从空间坐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及物质性，即就像考古学对遗物遗址的发掘一样，层层积累、错综零碎与不断地挖掘拼凑”。
在具体的操作上，福柯借助“语言学解构人文学科语言研究的特殊功能”，如“福柯所申明的每个时期“精神”、“文明”、“意义”的流转中所包含的人为知识和历史的有限性与无常性”，辨别区分出“历史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等深层框架”的“知识型”，并通过对各个时期“知识型”的考察来认知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词”与“物”，即“话语”与“现实”之间各种关系建构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秩序”的方式。《词与物》书中，福柯就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发掘了现代早期的三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在“现代知识型”中，福柯认为“人”成了“人的科学”中“求知意志”所追求的核心，在“人”的身上包含了现代知识所有真理的关切，然而随着尼采“上帝之死”的持续发展，现代各种“激进历史主义和激进的实证主义”不仅会杀死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同样也会杀死被各种“人的科学”所塑造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观念。这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的危机和崩溃中，作为被“现代知识型”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对象的“人”被自己“知识型”中的知识杀死了，这就是《词与物》中著名的“人之死”断言。
（四）“权力谱系学”的理解表达
福柯所提出的“权力谱系学”，是一种新的权力观，用以抵制传统“主权-法律模式”的权力观，其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即权力是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能够表现出来的“占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趋向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依靠“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种种进行质疑，当然，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等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在正常的认知中，我们往往会认为资产阶级拥有权力，但这或许只是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价值，权力谱系学的分析中，权力并不能被拥有。现代社会中，“权力会根据其中转体系、连接体系、支撑点等，从深度和广度上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越是社会网中的细枝末节，就越会发现，权力并不像是某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而像某些东西经过、实现和运用的过程”。借助于知识形式的使用，现在的权力也不再会以仪式中的暴力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规范化、习惯和纪律运转，人们也将不断参与到由“知识”和“权力”组成的各种新类型的话语体系中。因为现在的各类话语往往伴随着经由“知识”规范化后的“规训权力”，这些话语也将会继续描述、分析和缔造规范，并使得这些规范后的“规训权力”更加具有时效和说服力，进而在现当代社会中“引以为常”地继续规训每一个个体，这也就是当下“知识-权力”谱系学无所不在的社会现实。
三、长夜闪辉：福柯思想意志
（一）关于学科：知识理解和理性批判
福柯指出“近代知识的起源是文艺复兴时期”，此结论的得出与19世纪人类重新认识语言的功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语言就是“人类科学”中用来描述人类与外界关系的文化本质，福柯这里表述的“知识”，是人类观察世界万物时，从其中自发归纳出的一些条理秩序的企图，是世界事物规则的“真正的知识”。但福柯还表示，“世界既非一片混沌，也不是秩序井然的，所有事物都不过是散居其内，有其自身存在而已，语言与人也不过是这些事物中的一环，没有特殊的地位，而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提倡的‘人文主义’和‘人类科学’，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而已”。所以，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运用只是暂时的为人类用来作追寻世界秩序的工具罢了，“语言实质上不具有重现其他事物本体的特殊能力，人类以为凭借语言就可无往不利的传达知识或事物的某种秩序，但其所得的结果，实在仅是语言本身秩序的变幻，因为事物本无类别秩序，一切的意义都是为人类所附加的”。
这也就是说，“并不是人构建了人文科学并向人文科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领域，而是‘知识型’的一般布局使人文科学占有一席之地，召唤它们并创立他们，由此使它把‘人’构建为他们的对象”。因而，“‘人文科学’就并不存在于任何事关‘人’的地方，而是存在于凡人们在无意识所特有的维度内对规范、规则和意指整体进行分析的任何地方，这些规范、规则和意指整体向意识透露了其形式和内容的条件。”因为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也非最恒常的问题，通过援引‘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这一相对短暂的年代学和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我们就能确信，人只是其中的一个近期构想”。而“知识也并不是长期来默无声息地在人的周围和人的隐秘处游荡的，实际上，在已影响了物之知识及其秩序的所有突变中，只有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而也许正趋于结束的突变，才让当下‘人’这个现象显露了出来”。
宣告“人死了”，就是福柯做出这一系列“去中心”的最大努力，“就像哥白尼去除了地球的中心，达尔文去除了人类的中心，尼采去除了上帝的中心，而弗洛伊德去除了意识的中心一样”。在福柯眼中，“虽然我们的时代人文科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性，但这些人文科学都从未成功说出人本身根本上是什么”。当我们分析人的语言时，我们并没有发现人的本性、本质或自由，我们发现的是无论我们愿意、意识和自由与否都在起支配作用的无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决定了我们据以在其内部讲话时的轮廓，这些结构就是固定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行为或意识中那些像驱力、本能和冲动的事物，这些都是“虚构的知识”！因而，福柯就如此表明，“人类知识史仍未被人所掌握，并不是人本身有意识地创造了自己知识的历史，而是人文科学的和知识的历史本身服从那些逃避我们的决定性条件。在此意义上，人并不持有什么，既不持有其语言，也不持有其意识，甚至也不持有知识”。这就是福柯“人之死”这一当代研究最为意味深长的论题核心，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灭亡”，而是指在现代社会如此“虚构知识型”支配下的个体，其“自然唯物角度的肉体”已经被各种“社会的、结构的、生产的、功能的”身体所取代。
福柯着重批判的现代“虚构知识型”，就是由17-18世纪以“崇尚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精神”所形成与凝结的，这也就与福柯毕生思考的“启蒙问题”、“理性批判”相对应。在福柯眼中，“启蒙精神”本来就隐含着人类对理性、民主、科学、技术的迷信与崇拜，在之后“现代性”的助力下，它们并没有真正地给人类带来解放，而是通过其自身在各个领域学科“知识型”的应用，将新式的“剥削与压迫”带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处。而现代人的矇昧却并不能将自己拯救出这些“虚构知识型”的漩涡，他们像一切“应之顺之”地生活生产，始终坚信着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构建出来的现代知识体系与结构，甚至还会充满勇气地为它们辩护。至于对“启蒙理性”或“现代性”等的反思，福柯绝不是唯一，马尔库塞详细描摹的“单向度社会”、鲍曼眼中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以及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反复批判等无不都入木三分。但就其结果来看，“现代性”终究难以超越，福柯的哲学生活最终也并没有超越创造这个现代性的“启蒙”，但至少他那套“非常规方式”的思考唤起了世界更多人对“真实社会认知”的关注，理解了所谓当下社会“虚构的知识型”，这就获得了其与现代性批判的“部分成功”。
（二）关于实践：权力知识与社会规训
“福柯一直是一个深深着迷于权力的人，而且他迷恋的权力，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性欲方面，都是极端极权主义的”，也就是说，福柯一生都是在同自己主观上的这种迷恋作斗争，这也就是“迷恋”权力的福柯自发与掌握“惩罚权力”的“监狱”产生联系的原初。因为“唯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在那里被硬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还表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他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就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在福柯看来，“监狱的环境并不在于严酷或令人窒息，而在于其本身作为权力工具和载体的物质性”，各种学科的“灵魂”技术学，包括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或精神病专家等一切知识的技术学都不能掩饰或弥补这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因为这些知识不过是之前监狱存在与运行的工具。这就是福柯所要表述的监狱的历史，这套“以知识技术为伪装的权力支配形式”就这样始终不断地在社会中运行与发展。
这样一套“规训的权力”当然不仅只体现在监狱中，借助其“知识”的力量，它早已变成了一种“学科权力”，也就是“规训权力”不仅依赖于施加身体之上的“监视”、“纪律”，而且依赖于与此相伴生的“学科”知识，进而通过这些“学科知识”，比如那所谓的“虚构的知识型”来直接运作于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支配和获取利益。当然也正是“在这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关系还可以不断鼓励知识、真理与话语的产生、生产与再生产”。“当你在公民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锁链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铁索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知识-权力”稳健的理智基点上，每一个个体都被束缚上了深深的锁链，这种联系是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甚至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规训权力的最坚固的帝国就这样不可动摇地建立在社会个体每一个人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在以后的社会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是为了继续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权力的最高功能此后就不再是杀人，而是继续一步一步地投资生命”。
可以说，全社会这套无所不在的由“知识-权力”所形成的“规训权力”是无解的，在这套权力的机制中，没有真正的获益者，谁都可能是被统治阶级，而且无论你对这些认知理解与否，现代人早已都在“现代性”的无所不包中变成了“行尸走肉”。最可怕的是，在这套权力秩序规训下的个体，其也必须接受这套权力运行的逻辑，因为这一整套抽象权力的本身，早以凭借其建构结构的稳定性，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整体人类行为生活的建构秩序，个体必须以这套方式在如此结构中生存发展。最终，失去了“创造力”与“主体性”的人们身上只会剩下无尽头的被社会分工后所面临的各种功能与责任，每个人都必须在这样的支配中生产生活，福柯他自己自然也是这样，但他就算这样，也仍如斗士一般，把这最“惨不忍睹”的现实给揭穿了，这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或许，只有理解这些，才是当下每一个个体自身应对这些“规训权力支配”的应有之策，人们至少能够“在理解中感悟”与“在理解中行动”，这就已经是每一个个体能够发挥其自身“主体性”趋向的“生命之意义”了，福柯自身最后的求索也是趋向于此。
（三）关于求索：自我审视及感受真实
福柯一直是一个孤僻怪异的少年，他会逼近所有界限之外的界限，超越痛苦和快感、真伪或善恶，在各种极限体验中，过疯狂的日子，创造艺术般的生活，这也是他所说的“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但当一切认知与发展走向尽头，福柯竟然也会从容且平淡地审视起自我，“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的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就是对知识的热情，如果这仅仅导致某种程度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回顾治学历程，福柯是幸福的，至少他的终身追求与奋斗是让他满意的，这也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只向医院医生询问“自己还剩多少时间”的从容，“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知道的东西，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晚年徜徉在古希腊罗马著作中的福柯也是幸福的，看透现代性下“规训权力”与“社会治理”核心的他终于可以将关注点回复到人类最初的“自身主体”上，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考者对人类认知、实践及发展的最后指引。通过“灵魂观察”般的“关心自己”、“禁欲苦行”般的“改变自己”与“真话直言”般的“伦理责任”，每一个个体将能与自身的“主体性”进行一定的理解与互构，在经过这些“自我治理”之后的个体或许最终可以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性”的认知中走向个人主体那“真正的真实”。“‘关心自己’是一种刺激，应该被置入人体内，放入人的生存中，它是一种行动原则，一种活动原则，一种在生存过程中不断担忧的原则”。“把主体自身存在的自明性作为通向存在的根据，这一对自己的认识会使得‘认识你自己’成为通向真理的一条根本途径，再经过诸如净化、禁欲、摒弃、目不斜视、改变生存等一整套探求、修养和体验的‘精神性’的方式，为了主体和主体的存在，最终达至真理”。
四、结束语
“在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福柯毁掉了所有未发表的内容，并在遗嘱里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发表任何他可能漏掉的东西，他似乎已经开始享受起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能享受的那种“死亡抹消”。福柯的朋友们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礼拜，福柯显露出从未有过的安详，甚至在快要去世的时候纵声狂笑。可以想像，这时他也许正盯着‘那扇开向我们这个房间的小门’，我们都深知他很快就要溜到门的另一边，变成无言的尘埃，不再说话、不再倾听、不再寻觅、不再受羁，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虚空世界无言物’，他终于不再需要什么真实了”。
这时的福柯或许也会过电式将自己一生中各类记忆蒙太奇般地闪过大脑，如在巴黎高师读书时，数次试图“自杀”以体验死亡等极限的逼近；在社会学潮动乱中，激战于示威群众与军警搏斗的街头；在学院阶梯教室中，如连珠炮般快速表达自己各类社会治理与认知抱负；抑或只是在一个人的书斋中，写下关于现代社会与理性权力批驳的思考。福柯奋斗的一生中，实现了尼采的箴言，“其在一种独特的个人冒险旅行中制定思想，以一种最富革命性而且极为认真的方式‘成为了自己’，一种最顽强而果决的自我”。
福柯系列书籍及引用笔记摘录出处
《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
《疯癫与文明》1964
《词与物》1966
《知识考古学》1969
《惩罚的社会》1972-1973
《不正常的人》1974-1975
《规训与惩罚》1975
《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
《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
《双性人巴尔班》1978
《性经验史》1976-1984
《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
《主体性与真理》1980-1981
《主体解释学》1981-1982
《说真话的勇气》1983-198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