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历史研究的中共组织史专题数据库构建探索
李磊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专题数据库基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体例、编辑格式，尝试提炼其核心数据——机构基本信息及领导人名录（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采取机构、人员双视角组织数据，建立关联模型，在完成现有文本数据化的基础上，面向历史研究需求逐渐丰富机构驻地、类别、标签、人物基本信息等，保持数据时空延展性及多维度分析潜力，以期对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尤其是中共组织史研究中组织信息、人物梳理整理方面的基础性难题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 关系型数据库； 中共组织史； 数字人文； 数据组织
0 引言
建构服务历史研究导向的专题数据库
近年来，针对红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逐渐成为相关行业的一大热点，众多以红色文献为核心的数据库上线，按照文献类型可分为综合库、图书库、报刊库等，在呈现多样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同质性强等不足。在此之外，为响应中共中央“四史”学习教育号召，许多机构单位相继根据本身的馆藏建立红色文献专题库，一般规模不大。需要指出的，虽然目前大部分红色文献专题库都基于文献的数字化实现了文献浏览与检索，已满足党史研究者的基本需求，改变了他们以往的工作方式，但是面向专业研究的更加精细化的专题数据库仍然稀缺，无法匹配在数字人文技术发展的不断激发下研究者对于相关基础设施精细化、专业化程度的更高需求。本项目即是以面向史学研究者的专题数据库如何建构为问题意识而做的尝试：对党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至四卷进行数据化，构建基于历史学专业需求、贴近实际研究需要的关系型数据库模型，借助数字人文方法实现进一步分析与利用，以充分发挥文献的价值。实际工作包括文献体例分析、数据模型设计、数据著录与呈现等环节，期待这一探索能为更符合专业研究需求的专题数据库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1 基础文献分析
1.1 文献编纂情况及体例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筹划有关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1986年正式启动。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遵循“广征、核准、精编”（后增加“严审”）的指导方针以及“统一规划，中央、省、地、县四级负责”的编纂原则，时间范围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或该地区建党开始至1982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后扩展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1）有关组织方面的文件、决议和党章等文献资料；
（2）中央及中央派出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沿革、领导人名录；
（3）地方组织机构及其沿革、领导人名录、党员分布状况。
200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般称为“中央卷”）出版，持续15年之久的中共组织史资料集中编纂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外，省、市、县等各级也根据本单位的上报材料整理出版中共组织史资料地方卷，其中县一级2700余部，地一级300余部，省一级29部，共计共3065部，总字数约15亿。该套资料编纂工作的受重视程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动用人力之多、篇幅之巨，在党史资料编纂史上是罕见的，可称为“中共组织发展的百科全书”。
总体上，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编纂遵循“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原则。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部分——“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卷，即为本研究的数据基础。每卷下再分章，原则上收录到省级党组织及其直属的下一级组织。具体每一时期收录范围见表1。
表1 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党组织收录范围（1921.7-1949.9）
基本上省一级党组织独立成章，合并一些辖区大体相同、前后相沿的组织。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党组织变化错综复杂，辖区变化较大，有的同时并存、有的前后相异、有的时分时合，针对这些特殊情况则分别独立编写，未作合并。每章下依照机构属性划块，其编纂层次为如下：
（1）总体分为党、政、军、统、群五大系统。1949年9月前的部分基本只包含党、政、军、群四种机构属性，每章下一般依次设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地方军事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分为四节。1949年10月以后党的机构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1976.10—1997.9）三卷，政权组织、解放军组织、政治协商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则以附卷形式单独列卷，自成一系。 （2）各系统内分出本级组织和下属组织。从编排顺序上看，本级组织基本是以实际沿革先后为序；下属组织以数字命名的按数字为序，以地名命名的按其成立时间先后为序，有地（特）、市组织的先地（特）后市。 （3）各级组织内分出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依据实际情况，有些可不必再分）。其中，领导机构以届次或时间先后收编；工作机构以党、政、群组织的顺序，每部分下依次为综合性部门（如书记、秘书处）、专门性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事业性部门（如机关刊物等），而军事组织则以思、政、后为序。
最终出版的成书基本依照上述原则，在中央卷“凡例”部分亦有说明，兹不赘述。其中最宝贵且最具分析价值的部分当属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名录，成书中该内容体例严整、编排清晰。以抗日战争期间晋西北地区为例，自1937年10月晋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至1941年1月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3年多时间内前后历经“晋西北工作委员会—晋西北省临时委员会—晋西北省委员会—晋西北区委员会”的变迁，这四个机构的名称、起讫时间，以及每个机构内部的部门、职位、人员、任职时间等信息均一目了然（见图1）。
图1 晋西北党组织沿革及领导人名录（1937.10—1941.1）
1.2 设计原则
严整的体例及编辑格式为内容结构化转置及之后的量化研究提供了便利。组织史资料种类繁多，篇幅巨大，即使只针对前四卷内容进行数据化尝试，依然需要事先建立较为完整的数据模型。在充分理解现有体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利用关系型数据库的方法建立数据模型，应该满足以下几个需求。
（1）完整性。需要将组织史资料中所反映的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名录完整收录，将结构化数据转置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损失尽力降到最低。
（2）系统性。不同组织之间的沿革与关联关系非常重要，能否真正将一条条机构记录统合起来而非让其只是孤立存在，决定了数据库是否能切实反映组织发展历程，从而服务于学术研究，因此必须详细考察各种关联关系，建立恰当的数据组织方式。
（3）灵活性。由于资料的缺失，部分机构的元数据信息存在阙漏，例如起讫时间、机构驻地、领导人名录及任职时间等，对此类信息一方面不能随意变更以免误导使用者，另一方面需要在合理范围内实现补全，以满足相关的筛选或可视化需求。
（4）多维性。同一主体维度上应尽量丰富，例如某一机构，对其名称、起讫时间、驻地、属性、类别、标签等信息必须尽量详细记录，以便于后期数据整理。
（5）扩展性。中央卷是目前学界使用率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中共组织数据来源，但除此之外地方卷还有3000余部，包含更为详细的县级以下的组织状况，因此必须考虑在广度（1949年10月之后的数据）与深度（县、区的数据）上保持一定扩展性。
2 关系型数据库模型建构
2.1 既有“职官”专题数据库考察
机构基本信息及领导人名录与古代“职官”信息同属一类，为小众且专业性较强的研究门类，目前学界已有一些以此类信息为核心数据的专题数据库。笔者考察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项目，重点是其数据来源、元数据及组织等，以作为本项目数据组织设计的借鉴。
表2 历史职官专题数据库代表性项目考察
我们重点对比和总结以上几个项目的元数据组织状况，得到几点重要经验：（1）需要找到便于结构化转置的主题性材料，在内容体例上具备趋同性；（2）按数据组织的维度大致分以组织机构为纲和以人物为纲两种，二者在实践中各有侧重；（3）基于数据标准化的需求，需要确定单条记录的标准，从而判断存在不同信源或对象信息发生变化时是否应该新建一条；（4）适当丰富数据连接面向，一方面将数据与来源出处相连接，另一方面将与其他数据库的例如人物、地名等基本信息相勾连，避免重复工作。
对于本研究而言，尤其具有比照意义的是上海图书馆“革命（红色）文献服务平台”下的“中共组织史”板块[]，其数据与本研究的现有数据几乎一致。该板块依据中央卷原书的章节层级等信息生成一个机构树（“机构图表”），涵盖了前四卷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层级全部严格依照原书著录，格式十分统一规整，是对原书中机构领导人名录部分的结构化转置，每个末级节点的鼠标悬停效果为该机构下领导人员列表，清晰直观；默认检索以人物为中心，“快速通过历史时期—组织机构的方式，二维定位历史人物，使用该模式检索的观感比一般检索模式更加清晰”；人物及任职数据全部纳入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库，还“以CBDB数据平台为辅助”，使得相关数据具备有较大的可扩展性，并可以被其他项目引用。总体而言，该项目已经将组织史资料中最精华的领导人名录部分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读者进行查询与浏览十分方便（见图2）。不过，如果参照前文笔者所列举的可服务于专业研究的数据库之特征，该平台的设计与全面呈现中共组织发展历程的这一重要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具体到数据组织层面，存在如下可完善之处。
图2 上海图书馆革命（红色）文献服务平台“中共组织史”版块机构图表
（1） 机构树末级节点理论上应为同一个组织层级，以实现数据的标准化，但在上图的设计中并不统一，部分末级节点在机构层级，部分末级节点延申到了部门层级（如图2，中苏区中央局这一机构下就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治保卫处三个部门）。部门是在机构之下负责执行具体事务的，在原书中二者的显著区别之一是部门不像机构那样具备独立的起讫时间（如图1），因此在数据制作也不可将二者全然一等视之。
（2） 机构的基本信息只包含机构领导人名录当中的机构名称及起讫时间，未使用原书机构沿革简介中的内容（在原书中列于组织机构领导人名录之前，一般重要或沿革复杂的机构介绍文字较多，而次要或沿革清晰几乎未变的机构介绍文字较少或不做介绍），也没有显示机构之间的关联关系。组织机构层级的可视化展示，基本是完全依照原书章节层级，无法真实反映组织机构的实际关系情况（即便原书的章节结构也隐含了机构的所属关系与属性）。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时需要明确一点，这是图书结构树而非实际的机构关系树。但实际上，原书不仅章节结构设置中已经隐含了该机构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或者机构属性（党政军统群），在机构沿革的介绍文字中同样蕴含着大量机构补充信息，例如机构类别、隶属关系、机构驻地、管辖区域、沿革状况、变化原因等，这些其实是关于组织机构本身的关键信息，并可利用其回溯、还原各种机构在历史中的真实联系，而且，只有这样的关联才能切实可为专业历史研究者所用。
（3）原书中对人物的补充说明未标注。原书组织机构领导人名录除记录领导人姓名、在职时间外，还包含一些附属补充记述或标注，常见的如：女性干部、少数民族干部、人物别名、是否到职、是否代理、是否兼任等，这其中可能也隐含重要信息，尤其是积累到一定数量时。
（4） 存在部分较为明显的数据层级错误和缺失。例如，原书中的起讫时间阙漏或不详的机构未显示。
2.2 数据结构化建构
结合前文对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文献体例、编辑格式的分析，本研究选用关系型数据库来组织核心数据——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名录，并以机构沿革和人员职务双视角（见图3）尽力实现数据整体性的统一。
注：机构组与机构的分组关系呈现一对多关联，两个机构或两个机构组之间的隶属或承继关系形成多对多关联。
图3 中共组织史资料专题库E-R模型
结合前文对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文献体例、编辑格式的分析，本研究选用关系型数据库来组织核心数据——机构沿革及领导人名录，并以机构沿革和人员职务双视角（见图3）尽力实现数据整体性的统一。
2.2.1 机构（Organization）视角的数据组织
为实现上述目标，首先需要对关键项的指称范围进行明确界定。本模型中的基本数据单位为“机构”（Organization），即每一个独立机构实体，因此每一个机构单独为一条记录，存在独立名称及起讫时间。对于原书中记载的机构分裂、合并、复建等情况，本模型均视为不同机构而另建一条记录。因此原则上原书中每一条机构信息均单列一条记录，起讫时间分多段则分为多条。
为优化数据组织，本模型将原书中的每一章作为一个“机构组”（Organization Group）。依照文本体例，机构组原则上为省委一级（实际情况较复杂），反映中央卷书中的相应章。采用机构组的方式一方面尊重原书体例设置，便于宏观上把握整体，不至于一头扎进整个机构体系树中而产生杂芜凌乱之感；另一方面尊重研究者的研究习惯，因研究者常关注特定区域的组织变迁，如此一般只需单选或组合目标机构组查询即可；此外，机构组的存在还有利于避免冗余查询，节省计算资源。
除了基于各章建起来的机构组，为方便研究，对于一些有必要合并处理的机构，也单独设立一个机构组将其归入，例如“中共中央”这个机构组就包含了从政治局到各个实际事务机构（如组织部、宣传部等）的各种机构。类似情况还有省委、政府、工会等分多届次的机构，原书中是将每一届都分别作为独立的一个机构，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到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分作了三个机构，本模型在分别著录的基础上，不仅将这三届的前后承继关系做好标记，还需要将其囊括入“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机构组中。
需要指出的是，整套组织史资料先以时间分卷，因此针对存在于不同卷中但有接续承继关系的机构组数据进行有效衔接或统合就尤显重要。如每一卷的第一编均为“中央组织机构”，则不仅要整理、标明其中跨卷机构的前后承继关系，还要将之全部统合至“中共中央”机构组下。
在本组织史资料专题库数据模型（图2）中，两个机构（组）之间可以产生如下两种关联类型： （1）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机构隶属关系中，一方为上级机构（Superior），一方为下级机构（Subordinate），后者在历史实际中从属于前者领导。查阅相关资料可以时发现（与PDF一致，但似乎有语病），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机构隶属关系的变化较为复杂：有些机构隶属关系仅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内，有的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受“双重领导”的情况。例如晋绥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在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之前，直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之后由晋绥分局统一领导，而自1943年4月起,晋绥分局开始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又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江苏省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同时又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还就近向中共中央东南局请示有关工作，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在讨论隶属关系时必须形成“多对多”的视野，加入时间段因素，综合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2）承继关系（Succession）。机构承继关系中，一方为前身机构（Predecessor），另一方为后继机构（Successor）。机构的承继以名称变换为主要形式，呈现出依照时序的线性接续联系。但是组织机构常常出现撤销、复建、合并、分裂等情况，这种变迁往往并非单线接续，如江西省委一例。1931年1月，中共中央派项英赴赣西南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处理“富田事变”时解散江西省行委，成立赣西南特区委；5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全国苏维埃特区委一律改为省委。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中共苏区中央局遂决定先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东岸苏区分别设立中共赣东、赣南和永吉泰3个特委，待条件成熟时再设江西省委。直到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划设江西省，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才成立江西省委。以上六个机构虽总体呈现前后承继关系，但是中间出现“一分为多”及“多归于一”的情况（见图4）。
图4 江西省委沿革变化图（1930年10月—1935年5月）
综上，在本模型中，机构组与其下机构呈现为“一对多”关联，不存在隶属或承继关系，只是对机构进行统合；机构（组）之间的隶属或承继关系均呈现“多对多”关联。
2.2.2 人员职务视角的数据组织
“人物”（Person）理论上应包含组织史资料中所有人物的基本信息，但实际上限于篇幅，中央卷的领导人名录仅标明姓名、在职时间及按要求需要标明的特殊情况（例如是否到任、是否代理、本名或化名、少数民族、女性等），记载十分简略，而关于这些人物的详细信息，例如籍贯、出身背景、教育程度、是否留学、入党时间、是否牺牲等信息可能需查询地方各级的自编本，因此，如欲达到理想状态，整理工作将会十分浩大，且短时间内完成过去数万党史工作者十余年之功亦不现实。
笔者于是搜集党史相关人物词典类工具书以获得数据补充。在《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词典》中找到9316名党员的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在1949年之前已经参加工作并担任领导干部，目前已进行数据转置。另计划以该词典涉及人物条目为底本数据，从《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提取、补充历届中央委员1604人的基本资料。此外，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库”已将几部主要工具书进行数据化，包括《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8174人）、《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4628人)、《中国近现代名人辞典》(2657人)等，其中也含中共党员的条目信息，都可考虑引入。
基于前述机构数据组织模型，已经可以探究机构沿革的脉络，如果要反映机构内部领导人名录，则需要将机构表与人物表进行关联，形成职务（Job title）关系（见表2）。职务联系同样是机构表与人物表的“多对多”关联（见图2）。
表3 职务表属性字段设计
注：1. “机构”与“部门”概念的区分：机构一般是独立设置，掌握某项职能，统辖一定范围区域，原书中一般是黑体字并带有起讫时间；部门是依附在机构之下负责执行具体事务，原书中一般是楷体字且不带起讫时间，附在机构之后并不独立成条。
2. 补充说明的内容（别名，未到任、临时兼任、性别、民族），暂时不做进一步地详细区分，全部依照原文填入，后期再统一处理。
以上即为核心数据的基本建构方式，接下来对部分字段做进一步说明。
（1）机构类别（Category） 组织史资料在编纂时已将所有组织机构分为党、政、军、统、群5种属性，本模型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化为20个类别（统战组织暂未纳入），作为对机构的补充性描述，具体如表3。
表4 机构类别表
注：1.机构类型（Type）共5项：{ 0:党, 1:政, 2:军, 3:统, 4:群 }。
2.本研究涉及的时间段（1921—1949年）暂未涉及统战组织，故未将该分类纳入此表格中。
（2）机构标签（Tag） 机构标签是对于机构（组）的附加标记，每个机构（组）可以有多个标签。标签可以反映机构的性质（如省委、市委、县委、特委、工委、地委、地执委、区委、区执委、支部、特支等），也可以反映机构所在的区域（如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标签与组的不同之处在于，组是实际存在的机构逻辑统合（例如：中共中央、XX局、XX根据地），标签则是针对机构本身的虚拟标记，虽带有分类的性质，但并非是历史事实统合的映射。
（3）起讫时间（Time range） 在组织史资料文本中，机构及人员任职的起讫时间一般只精确到年月。许多党早期的机构及人员任职起讫时间数据并不完整，只能精确到季度或年，甚至缺省。针对这些模糊时间的考证，暂时难以解决，笔者尝试将一些常见的模糊性时间强制转换为月份（见表4），同时将缺省的年月补全。该月份仅用于统计计算及可视化的数据计算，对外向读者展示机构信息或引用时仍使用原始文本数据。考虑到后期读者阅读与数据量化运算需求，相应的，在数据库中所有涉及起讫时间的部分采用文本型数据与日期型数据（PostgreSQL中的 range类型也可以考虑）同时存储的方式，以分别应对机构详情与可视化呈现的需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若直接使用这些人为补全的数据，可能既无法准确反映历史，又不能忠实于原文，故在统计时需特别注意。
3 建设进度及展望
3.1 构筑著录工作台
在数据著录阶段，笔者开发了“中共组织史数据在线著录系统”（见图5），工作页面分左右两部分。左侧是基于本书目录层级结构生成的目录树，方便著录员依照原书的大纲结构快速定位工作区间，可根据图书内容操作目录树节点，包括新增、编辑、删除等。末级节点全部为组织机构（如图5中的两个末级节点“陕甘省委委员会”“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为两个机构），机构内的部门不独立列在机构之下（如图5中陕甘省委委员会下的组织部、宣传部等不再列出）。右侧是在左侧机构树选中节点机构后呈现的该机构下的领导人名录信息，同样可进行增删改操作。这样即可以直观高效的方式将机构领导人名录信息著录入库。此外还制定了工作文档手册，明确著录规范，虽然目前阶段数据仅局限于中央卷前四卷，但可以为其余卷及3000余部地方卷数据的扩展进行预备。已完成的中央卷前四卷基础信息共涉及组织机构条目2.1万余条，职位信息条目8.4万余条。
表4 模糊时间月份转换建议
图5 “中共组织史数据在线著录系统”界面
3.2 关于机构沿革可视化的初步尝试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在数据库模型建构阶段即注意到中共组织沿革样态相当复杂，如单一时间点下会同时存在很多“双重领导”的情况。这些复杂的情况对数据展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展示组织机构在时序上的前后沿革与联系，还要同时显示组织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笔者基于D3.js初步设计出适用的可视化方案（见图6）。
（1）主体采用类甘特图的形式表示机构起止时间，横轴为时间，纵轴为机构序列； （2）对于机构隶属关系，采用贝塞尔曲线将上下级相连接，未来期望加入树形层级的展开或合并效果； （3）对于机构承继关系，计算承继机构纵坐标，如果只有一个承继关系，则将该系列机构至于同一行，具体展示则采用类桑基图的方案处理。
图6 机构组展示界面Demo示例（1921.8—1927.5，北京地区党组织）
3.3 未来工作展望
3.3.1 元数据的扩展与深化
目前著录的数据只是基础数据，包含机构名称及起止时间、机构领导人任期等，关于机构的关联关系等其他信息则需要人工逐一核对补充，人物基本信息更是需借助其他工具书或网站进行补充。这项工作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需要投入巨大精力，例如补充机构关联关系既要不断来回核对原书内容，保持不同章节甚至不同分册内容的衔接对应,又必须时刻保持学术专业性，如有必要则需暂停，进行简单考证。
3.3.2 可视化形式的继续探索 未来计划在现有基础上，结合元数据的补充信息深化设计，如加入机构驻地，结合地理因素可更直观地展示党组织的发展轨迹，以及不同地区的分布及差异；又如加入组织机构的属性类别信息，则可以研究中共建立的党、政、军、统、群等不同类型机构的组织特点及互动关系。可视化是专业度极强的领域，加上组织史数据本身的独特性，在该环节还需要定制开发，这更凸显出数字人文的多学科综合性质。
3.3.3 助力史学研究 本项目既然是面向学术研究的实际需求而建立，是否更够有效地应用到党史研究中是项目成败的重要评判标准，目前虽仍处于数据补充与平台搭建时期，但笔者期待未来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共组织史研究切实提供有效帮助。 （1）基于多个维度数据的有效摘选，实现针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清晰直观的数据呈现，例如特定机构的发展沿革，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组织发展状况，特定个人或群体在组织中的工作经历，特定岗位在组织中的演进及人事情况等。 （2）基于数据呈现或计算的结果，一方面帮助修订过往研究中因资料不足等原因而导致失误，补充之前忽略的机构及人事细节信息，对历史事实进行更加详细的考订，尤其是对涉及大量人事信息材料的梳理；另一方面，针对有疑问的数据进行相关考证，可以纠正在资料编纂阶段形成的谬误，或厘清之前未能确定的史实。 （3）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整个中共组织史或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体性研究，一定程度改善当前党史学界在组织研究中过分注重个案，整体性研究有所不足的情况。中共组织是一个有机体，因革命形势变化而不断演进。整体性的数据有不仅可使研究者更容易把握组织发展在时序上的整体趋势，也便于比较单一时段内各地区组织发展之异同。 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利用数据及技术进行历史研究时，还必须重视“人”的回归。即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组织史视角，尤其是机构当中人的视角回溯当时的历史情境，探知事实。因为组织机构的变迁背后几无例外都涉及人的因素，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对象还是人的活动，假如说组织的骨骼是各种组织机构，那么肌肉血液就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和各级党员，正是健壮灵活的肌肉血液保障了筋骨的强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