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深处的政治学

汪仕凯

“历史政治学”是在中国政治学家寻求创建本土化政治学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立足中国历史重新理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研究路径而提出来的，基本主旨就是要从中国历史中提炼问题意识、寻找解释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进而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对于历史政治学来说，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极为重要。所谓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中共党史是当代中国国家形成史的核心内容。中共党史是历史政治学的根基所在，不以中共党史研究为支持，就难以形成历史政治学，而历史政治学能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只有实现历史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的结合，从历史深处探寻中国政治原理，才能将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整体判断呈现出来，进而在成就历史政治学的同时推进中共党史研究。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形成本土化的政治学。

一、历史政治学是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

晚清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挑战下，进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中国在成为西方商品和资本输出地的同时，也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和思想，试图通过改弦易辙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系统化的学科建制的政治学流传到中国并获得发展。虽然政治学的发展谈不上繁荣，然而时至今日，政治学仍然是从西方来的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流行于中国政治学界的概念、话语、理论，主要是由美国政治学提供的。

中国政治学的现状同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有着密切关系，政治学以国家为中心范畴，国家的兴衰基本上决定了政治学的发展程度，繁荣发展的世界大国都需要建构自身的政治学，并且努力向外推广、输出蕴藏着本国价值和经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一部分政治学家认识到，从西方传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由于“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以其为基础构建的中国政治学理论“缺乏应有的解释力”。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因为中国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是因为主流的政治学无法为西方国家遭遇到的国家治理危机提供有效解释，于是中国政治学开始发生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的舶来品无法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更无法充分理解古代中国国家和政治，那么中国政治学就必须形成学科自觉和自主，推动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学。

当中国政治学界开始探索本土化的政治学时，历史是当然的基础。因为就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基本关系而言，政治始终是贯穿在历史中的主线索，而历史为政治提供了记录，政治只有从历史出发才能得到完整理解。所以，以中国历史为基础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学，是具有本土自觉意识的政治学家的必然选择。有学者就认为：“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政治学，不能不有历史意识，不能不采取历史进路。政治学的‘数据’只能出自历史：政治学只能思考人的政治实践，而任何可作为思考对象的政治实践必定已是历史。历史进路内在于政治学中，只要承认人的政治行为的历史性，承认政治体的历史连续性，承认政治的路径依赖，承认过去的政治与今日的政治之内在相关性，就必定肯定历史政治学的正当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自西周开始形成了大一统国家这一至关重要的政治传统，中共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创造性地延续了大一统国家，建立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取得了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因此，创建本土化政治学就必须以中国历史为根基，其形态是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就是在中国政治学家寻求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学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立足中国历史重新理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研究路径而提出来的，虽然历史政治学还处在发育过程中，但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即要从中国历史中提炼问题意识和寻找解释要素，以此为基础发展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进而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如果要下一个定义，那么笔者认为历史政治学是“以中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创造为问题意识的根源、以作为政治文明沉淀物的深层结构充当主要的研究对象、以结构的发展与变迁作为形成因果解释的逻辑起点”的研究路径。作为本土化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最为根本的特质就在于从事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或者说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历史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中移植来的。问题意识的差异是历史政治学不同于主流政治学的根本所在，由于这种差别，历史政治学将会形成不同的分析框架、解释逻辑和理论取向。具体来看，历史政治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历史政治学是政治学而非政治史。它是本土化政治学，故而必须立足中国历史形成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进而能够为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提供理论解释，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没有这样根本性命题的政治学理论，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其实，正是由于主流政治学根源于西方国家经验而提炼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无法正确解释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甚至以“病理学”的思路歪曲中国政治，因而必须从中国历史出发创建本土化政治学。

其次，历史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故而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集中体现为历史政治学必须形成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它所创造的政治学理论，既要能够为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提供正当性解释，又要具有为世界政治提供新解释的能力。因为中国不仅是历史的中国，同样是世界的中国，当代中国是在继承历史传统和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定型的，所以历史政治学必须将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中蕴含的一般性内容发掘出来并形成理论，同西方国家创造的主流政治学进行解释力竞争，这是世界大国所需要的政治学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

最后，历史政治学从“结构”出发提出分析框架和形成因果解释，这就意味着结构将在历史政治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历史政治学既承认结构在政治变迁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又强调只能从政治史中识别结构。其实，“历史的变迁就是结构的变迁”，但是要从历史中识别结构和解释结构变迁则需要一种“想象力”。此处所谓的“想象力”，就是立足历史（具体）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在研究中就特别善于使用“想象力”，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然后在“抽象中再现具体” 的分析能力。从历史尤其是政治史中发现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从结构出发重新理解和解释政治史，是历史政治学的要义，因此历史政治学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主张。

二、历史政治学要以中共党史为根基

中国历史是历史政治学的基础，只有走向历史的深处，才能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发现稳定的深层结构，从而从结构出发构建解释中国政治的理论。但是，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目的是要为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提供理论解释，这就意味着作为历史政治学基础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和三千年的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史，而且是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对于历史政治学来说，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更为重要，因为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不仅是中国文明史的延续，而且是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史在现代世界中的创造性延续，所以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才是支撑历史政治学的关键。

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就是中共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因而基本上能够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就是中共党史，至少可以说，中共党史是当代中国国家形成史的核心内容。中共党史诚然是以中共的活动为主线的，但是绝不能将中共党史简单理解成作为中共各级组织的活动的历史记录，更不能将中共党史简单理解成领导集团的行动总结。准确地讲，中共党史是中共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开创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虽然中共党史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命名，但是蕴藏在党的名义背后的更丰富内容则是由广大群众凝聚而成的人民寻求自由和发展的持续性行动。历史学家近年来从事的“新革命史”研究，实际上体现出发掘中共党史名义背后更丰富内容的学术努力。

中共党史本质上是中共领导人民寻求自由和发展的历史。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以中国广大民众作为动力的，人民是中共党史的主体。人是贯穿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但是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不是根据抽象人性界定的个人，而是由社会关系界定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由人产生，反过来又以结构的形式塑造人以及人的活动，“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的人产生社会关系，并且在社会关系的约束下推动历史发展，但是现实的人是以集体形式参与历史活动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当然现实的人结成的集体形式也是要以社会关系为凭借的。

对于马克思而言，现实的人凭借社会关系结成的主要集体形式是阶级和国家，而国家无非就是阶级统治的政治组织。列宁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发现了深刻的内容，这就是在现代世界从阶级到国家必须通过政党，政党其实充当了阶级与国家之间的枢纽。共产党就是在阶级和国家之间充当枢纽的先锋队，她依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奉行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意识形态，通过“组织的物质统一”巩固“思想一致”，同样借助“思想一致”强化“组织的物质统一”，从而成为具有高度内聚性的集体。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要以自身为中心，借助阶级划分、社会动员、政治整合等机制，将广大民众团结在自身周围，进而形成更为强大的政治实体，这就是人民。共产党以及由共产党凝聚而成的人民，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人凭借社会关系所结成的最为重要的集体形式，因此在当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现实的人的历史就是共产党以及人民的政治行动的历史。要言之，中共党史就是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开展政治行动的历史。

共产党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创造性的历史过程。毕竟，中国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社会结构是非常落后的，农民阶级是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绝对规模优势的集团，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也不够强大。共产党要将这样的民众凝聚成为人民，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创建军队进行武装割据，走群众路线，建立统一战线并努力扩大同盟阵营。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对一系列的政治创造进行了系统化整合，也就是根据目标确定手段、注重目标的兼容性、发挥手段的合力、强化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系统化整合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共产党的政治创造效能，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强大的政治能力，进而使得共产党能够在落后的社会结构中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力量即人民。

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目的，以人民为主体力量创造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共产党是在现代世界中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因此社会革命必须跟随现代世界的政治潮流，也就是要创建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共产党是在具有三千多年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创造现代政治的，因此必须继承古代王朝国家终结之后的遗产即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创建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共产党是以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创造现代政治的，因此必须贯彻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的价值，必须保障人民是现代政治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要创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论之，人民民主政治和现代的、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最根本的成果。它是中共领导人民在继承中国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伟大政治创造，因此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不仅可以基本上等同于中共党史，而且内在地包含了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三千年中国政治传统以及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线索。

历史政治学不能简单地主张要以中国历史为基础，而是要以当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史或者说中共党史为基础。以当代中国国家为原点，历史政治学要努力发现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以创造性延续的方式进入当代中国国家中的深层结构，然后以这种深层结构进一步解释中共党史。由此可见，历史政治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共党史作为背景来对待的，而是将中共党史作为它“所想理解的东西的内在的一部分”。中共党史其实就是历史政治学的根基，如果不以中共党史为根基，不能对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形成清晰的认知，不能对中共的阶级动员、政治整合、治国理政等形成准确的把握，不能对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形成完整的理解，那么就不可能对当代中国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体系形成深刻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可能发展历史政治学。

三、历史政治学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学科意识

历史政治学要以中共党史为根基，发展能够为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提供解释的理论，也就是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而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也将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政治学的学科意识，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实现新发展。如果说从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发现结构，从结构出发建构理论，然后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是历史政治学的要义所在，那么推动历史政治学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和学科资源，就是发展历史政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政治与历史存在着很大的同一性，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政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往的政治，在很多学者中是共识。虽然历史学的发展早已将其研究主题拓展到政治领域之外，但是就中共党史而言，历史与政治仍然是高度同一的。中共党史是中共凝聚人民创造中国现代政治和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政治毫无疑问是中共党史的核心内容，中共党史是广义政治学科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共党史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着很紧密的亲缘关系。但是，目前中共党史研究尚缺乏政治学学科意识，主要原因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主流政治学包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一些学者修辞的“普世的科学”。在主流政治学无法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学科意识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主张从更宽泛的视野寻找资源，借重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扩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然而，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的融合发展诚然会推进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也会遮蔽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学属性，故而存在妨碍中共党史研究准确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根本问题的隐患。

历史政治学以中共党史为根基，以创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为基本取向，因此历史政治学就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意识。所谓学科意识就是指一个学科的问题意识和核心议题，中共党史要具有政治学学科意识，就是指中共党史研究中贯穿着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核心议题。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就是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何在。进而论之，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根基具体是什么？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同西方现代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有何不同？又有哪些一致性？植根于这种问题意识，历史政治学的核心议题则包括中国现代政治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特性、中共领导的文明根基等。不难发现，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核心议题能够有效地改变中共党史与政治学之间的疏离状态，重新确立中共党史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

中共党史是以中共领导人民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创造现代政治为主线的，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只能从中共党史中发现。虽然，正当性集中体现为一系列抽象的原则、价值和目标，但是抽象得以完成的基础则在于具体的活动和过程。中共党史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塑造活动与形成过程。在历史政治学看来，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中国人民寻求自由和发展的基础上，它的一般性在于中国人民寻求自由和发展的过程较好地吸收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创建了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它的特殊性在于中国人民在寻求自由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延续了多民族国家，保全了文明古国，使其整体转型到了现代世界。概而论之，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在于，它们是中国人民自身创造的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实现自由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中国人民寻求自由和发展的活动就是中国现代政治。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观之，中国现代政治当然具有现代政治的一般性，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的组织框架同样是主权独立的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国家以法律形式保障民众享有基于公民身份的一系列权利，特别是民众能够以制度化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同时，中国现代政治具有特殊性，集中体现为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中国广大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而成的政治实体，并且这个政治实体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政治力量的人民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充分说明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治国理政中具有优先性。从中国现代政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来审视中共党史，不仅能够为中共党史的丰富性留足空间，而且能够抓住中共党史的主线索。

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共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创建的。在历史政治学看来，当代中国国家是古代中国国家的继承者，当然古代中国国家在社会革命中实现了变革，所以继承就是一种创造性延续。而创造性延续的集大成者，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特性。具体言之，社会主义国家延续了政治大一统，但这是一种新的能够同现代国家相契合的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其实就是一种结构，它是“在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是贯穿在古代中国国家和当代中国国家之中对政治发挥规定作用的深层结构。历史政治学就是要以这种“活”的、继续在当代中国国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构出发建立解释逻辑。中共党史所记录的时间，其实就是政治大一统实现创造性延续的时间，因此当中共党史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特性时，就内在地将时间延伸到政治大一统的三千年范围里，由此获得了更长、更深的历史意识。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延续是由中共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中共的领导构成了新政治大一统的中心，或者说，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中共创造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新政治大一统。由于政治大一统是从西周开始形成的政治文明传统，因此中共对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延续，实际上也从根本上实现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创造性延续。从历史政治学来分析，中共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决定的，而且是建立在悠久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文明根基之上的，也就是由中国政治文明从古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决定的。如果从中共领导的文明根基出发理解中共党史，那么中共党史的中国政治文明的底色将得到进一步彰显，研究者将获得关于中共领导地位形成过程的新认识。

四、从历史深处探寻中国政治原理

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目的是创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而本土化政治学理论必须围绕着怎样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正当性进行，这就意味着本土化政治学理论要对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提供整体判断，从而为本土化政治学理论提供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实现历史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的结合，从历史深处探寻中国政治原理，才能将关于当代中国国家和政治的整体判断呈现出来。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当下主张历史政治学与中共党史的相遇和交融，不仅是因为历史政治学要以中共党史为根基或者中共党史要借重历史政治学提升学科意识，而且是因为中国政治原理只能在这种相遇和交融中得到发现。

根据笔者的研究积累，同时结合中国政治学界推进本土化研究的努力，中国政治的三个基础原理，均能够在历史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的结合中发现出来。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政治大一统原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根基的，而人民是以发达的中共组织体系和民主集中制为支撑的，也就是说，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或者说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是人民整体的中轴。人民整体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多民族共同体，在国家领域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所以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将多民族共同体、人民、社会主义国家贯穿在一起，这种政治状态就是现代政治大一统。

二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有机统一原理。中国现代政治既是人民追求自由和发展的产物，也是人民追求自由和发展的保障，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构成要素。虽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的成熟并不是同时实现的，但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都有机统一在人民民主之中，或者说人民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整体。集中而论，党的领导凝聚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并通过各种方式行使国家权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为党的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将党的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下。这就是人民民主的要义，也就是有机统一政治原理。

三是国家治理的政治体制能力原理。其实，人民整体的凝聚、现代大一统的构建以及有机统一政治的塑造都是中共领导的政治过程的产物，而政治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其产物的持续巩固，都有赖于政治体制发挥出足够的效能。政治体制的效能是政治体制能力的体现，政治体制能力越强，政治体制就越能发挥出高效能；政治体制能力是政治制度的执行能力，它通过持续塑造和深入巩固人民整体，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政治体制能力是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锻造出来的领导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转化为政治体制能力。政治体制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和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将发展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作为基本内容。

以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路径，走到中共党史的深处，发现中国政治原理，是中国政治学的共同任务，更是致力于创建本土化政治学的中国政治学家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集中体现。以中共党史为根基、借重历史政治学的分析路径抽象而成的中国政治原理，同样会成就中共党史研究：一方面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另一方面牢固地确定中共党史在本土化政治学中的基础地位。历史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的结合，成果是可期的，空间是广阔的，前景是清晰的，只要有志于此的学者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终将成就本土化政治学。

文献来源：汪仕凯.走向历史深处的政治学[J].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0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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