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176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郭施宏ａ，ｂ
（北京工业大学ａ．文法学部；ｂ．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北京 １００１２４）
摘 要：既有研究多关注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但鲜有研究关注反腐败对环境综合效益的影响。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１７６国的面板数据，从更一般的层面检验了反腐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反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联合作用，并通过多套反腐败数据和国家类型区分对结果进行交叉验证。结果表明：第一，反腐败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环境质量，在经济较发达的ＯＥＣＤ国家，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且稳健；第二，反腐败成效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益的改善呈现边际递减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环境治理；环境社会学
一、 问题的提出
一国的腐败看似是治理的失败，并未直接对自然环境造成直接影响，但许多研究表明，政府腐败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它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降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平衡的破坏，生态承载力的降低，各类环境污染等。由此可见，腐败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但是，既有研究多聚焦腐败对某类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对环境综合效益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此外，既有研究多从腐败的角度探究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而相对忽视反腐败的角度。尽管近年来国内的部分研究讨论了中国的反腐败行动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但从国际层面探究更一般性的规律的研究有待跟进。
因此，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究和验证，即反腐败能否提高环境质量？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特色在于：第一，运用体现多维度环境质量的环境综合效益指数，综合考察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第二，运用跨国面板数据，从更一般的层面检验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OECD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非OECD国家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设计如下：通过文献综述理解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路径，以及反腐败的作用机制；选取适当的反腐败与环境质量指标，构建跨国面板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与稳健性检验，并对结果进行解释与讨论。
二、腐败对环境质量影响路径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回答腐败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以及腐败是如何影响环境质量等问题。腐败往往通过多种中介变量形成多条路径作用于生态环境。这些路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腐败通过政策环境、经济增长、私人利益进而影响环境质量。政策环境、经济增长、私人利益这三个中介变量彼此又存在交织关系。
第一，政策环境路径。腐败会对一国的政治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环境。许多研究证明腐败会损害环境法律执行的有效性和环境监管的严格程度，这导致了过度的资源开采和肆意的排污行为被纵容。［９－１２］有证据表明，高腐败程度会导致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的低效，并对环境的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１３］Ｃｏｌｅ等指出，如果腐败程度足够高，将导致环境政策不那么严格，从而形成一个“污染天堂”。［１４］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等指出，腐败通过环境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影响了资金流，证明了环境政策和腐败在决定美国ＦＤＩ的空间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５］他们在后来进一步证实了腐败对能源政策也有这样的影响，即腐败程度越高，政府的能源政策越宽松。［１６］另外，腐败还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腐败越严重，国家政治越不稳定；而政治稳定性进一步影响环境法规执行，政治越不稳定，环境法规执行的严格性越低。［１７］一些文献还强调了腐败导致制度安排上的低效率，而环境保护受到了制度低效率的牵累。［１８－２０］第二，经济增长路径。腐败已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中被证明对一国的国内外投资、贸易模式、国外援助、财政政策，特别是ＧＤＰ增长都有负面影响。［２１－２５］在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学者们多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倒Ｕ型曲线（ＥＫＣ）假说。例如，Ｗｅｌｓｃｈ验证了ＥＫＣ假说，指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倒Ｕ型的曲线关系，而且腐败影响了ＥＫＣ的转折点，在低收入水平国家，污染尤为明显。［２６］另外，腐败通过国内外投资影响环境效益也是经济环境中的重要影响路径。［２７］一些跨国企业的环境标准本来没有达到本国的标准，但会通过行贿来获得准入东道国的资格，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门槛就会被隐性降低，这导致更多不清洁的外国企业直接投资进入。［２８－３０］第三，私人利益路径。行贿和受贿是腐败的重要形式，这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开采、分配、管理的不公。腐败也会促使有害环境的政策和实践得以进行，以及导致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延期执行。通过贪污和贿赂，腐败可以将用于环保项目的资金转移到私人部门。［３１］有学者指出，贪污和贿赂使得将分配给环境项目的资金转移到私人部门。［３２］Ｄｅｓａｉ提供了１０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表明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腐败是环境质量恶化的罪魁祸首。例如，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足以确保官员们限制起草和执行环境法案。［３３］Ｓｕｎｄｓｔｒöｍ通过对南非小规模渔民的深入访谈，调查了腐败与公共资源监管之间的关系。行贿和受贿降低了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这一行为也破坏了公共资源管理的有效性。［３４］
实际上，许多研究显示，腐败并不是通过单一路径作用于环境质量。腐败可以左右私人利益，影响政策环境，从而损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政策环境和经济增长变量也会相互交织在一起。［３５］相似地，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政策环境、经济增长和私人利益路径上。首先，清廉的政治环境让环境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管的环节变得严格，环境污染和违法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和纠正。而且，清廉国家稳定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环境政策的执行。其次，反腐败有利于ＥＫＣ转折点前移，即更清廉的国家能提前进入经济增长而污染下降的阶段。而且，反腐败会提升一国的投资环境，提高污染型企业进入本国的门槛，从而降低当地的环境污染。再次，反腐败也打击了个人或部门的寻租行为，行贿和受贿将受到抑制，资源滥用和环境破坏活动将被有效制止，从而提升了一国的环境质量。综上，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认为，一国的反腐败成效越高，该国的环境质量越高。
三、 计量模型构建
(一) 模型构建
1. 被解释变量：环境绩效指数
不同于多数研究中将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综合反映国家的环境质量水平。因此，本文选择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联合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来表征环境质量epi。该指数从国际协议、国际标准、科学共识的角度建立绝对的目标，并以此为参考点，利用“目标渐进法”衡量某一国家的环境绩效。［３６］
具体来说，环境绩效指数由环境健康（ＥＨ）和生态系统活力（ＥＶ）两部分组成，前者反映了环境压力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者衡量了生态系统健康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水平。依据２０１４年公布的环境绩效指数评价标准，研究组从健康影响、空气质量、水与环境卫生、水资源、农业、林业、渔业、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气候与能源９个政策领域共２０个具体评价指标对环境绩效指数进行测算。环境绩效指数比当前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污染物排放指标更为全面，特别是它可以捕捉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实际影响。目前，环境绩效指数获得了较高的全球认同度。
2. 解释变量：反腐败成效
目前，全球有多个机构对国家的腐败和反腐败成效进行了测度，较有影响力的反腐败指数包括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ＧＩ）、透明国际组织（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ＣＰＩ）等。本文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了三套反映国家反腐败成效的数据。 本文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分别采用了三套反映国家反腐败成效的数据：
第一，清廉指数cpi。清廉指数实为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PI），它关注的是公共部门的腐败问题，其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职以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用于编制该指数的调查主要涉及一些与滥用公共权力的问题，比如公共部门官员在公共采购方面的受贿行为。这一指数的信息来源并不区分行政腐败和政治腐败，其得分主要由商业人士、风险分析人士和普通民众对腐败程度的看法测算获得。腐败感知指数的数值介于0-100，腐败感知指数数值越大，表明一国的清廉程度越高。
第二，反腐败指数cce。反腐败指数cce实为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的一部分。全球治理指数由6个维度组成，其中的一个维度是腐败控制，即本文中的反腐败指数cce。反腐败指数cce衡量的是公共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为私人利益所行使的程度。指数数值越高，说明一国腐败控制的效果越好。
第三，反腐败指数coc。反腐败指数coc综合了世界银行发布的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 RLI）和腐败控制程度。其中，法治指数反映了政府机构严格遵守法律的程度。反腐败指数coc数值介于0-1，数值越大，表明一国的腐败控制水平越高。
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择了人均GDP、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首先，人均GDP（pgdp）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大量文献支撑了这一点，但人均GDP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形式如何，在模型构建部分将继续深化讨论。其次，城市化率（urban）是一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反映了人口结构对环境效益的影响程度。但城市化水平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城市化推动了对住房、交通、工业等发展，引起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对环境质量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可能会提高社会环境意识，促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更有效的利用和治理。最后，产业结构（industry）采用了一国工业生产增加值占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行表征，工业化程度也被很多研究证实与环境污染有重要关系。
4. 回归模型
在构建二者关系的回归模型之前，有必要对核心变量的内涵和数理性质再做讨论，以保证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一方面，清廉指数和反腐败指数预计与环境绩效指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人均GDP是模型中重要的控制变量，人均GDP与环境绩效指数的关系值得深究。既有研究多基于EKC假说，认为人均GDP和污染排放物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或其它曲线关系。但环境绩效指数不同于单项的污染物指标，其综合了污染排放指标、管理水平指标、治理能力指标等，因此，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再适用EKC理论假说，它们之间更多可能表现为线性关系，并很有可能是存在边际效应的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用散点图对被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进一步观察。
图1分别显示了清廉指数cpi、反腐败指数cce、反腐败指数coc、人均GDP与环境绩效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如理论分析所述，散点图显示，反腐败成效与环境绩效指数之间可能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另外，大多数样本点集中在人均GDP低于2万美元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人均GDP与环境绩效指数之间表现出线性关系；在这个区域外，二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从散点图看，二者关系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模式，而不是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在模型构建中未加入人均GDP的二次项，而是加入人均GDP与核心变量的交互项，以呈现其边际效应的规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epi为环境绩效指数，ci为反腐败指数的集合，具体包括cpi、cce、coc；pgdp为人均GDP；ci_pgdp为反腐败相关指数与人均GDP的交互项，衡量了反腐败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如何随着人均GDP的不同而变化；urban为城市化率；industry为产业结构；ε为随机扰动项。
(二) 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是由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全球１７６个国家组成的面板数据，总共观察值为２２８８个，但由于部分数据的缺失，实证过程所用的观察值低于完整值。环境绩效指数来自耶鲁大学环境法与政策中心网站，由于该中心每两年（偶数年）公布一次报告，同时在２０１２年公布了２００２年起连续的年度数据，因此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中缺少２０１３年数据，另外２０１２年少数国家存在缺值，本文采取的办法是：保持２０１２年缺值并将２０１３年的环境绩效指数赋予与２０１４年同样的数值①；变量数据来自透明国际组织网站、世界银行网站。
表1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全样本中，环境绩效指数epi的平均值为49.879，并呈现出较大差异，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4.510和88.790。三项反映反腐败成效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41.215、-0.079和0.461。其中，清廉指数cpi的差异较大，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8和97，标准差达到21.031。其中，如图1所示，样本点的人均GDP差异较大，介于80.441美元至116559.7美元之间，而绝大部分样本点集中于2万美元以下。
四、 实证分析
基于计量模型构建，本文将稳健性检验设计融入实证检验过程，具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三套反腐败相关的核心变量指标，分别进行三组反腐败对环境绩效指数影响的面板回归估计；其次，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再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适当的效应模型；最后，分别对全样本、OECD国家样本和非OECD国家样本进行估计，并对结果进行解释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区分ＯＥＣＤ国家和非ＯＥＣＤ国家样本的目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加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ＯＥＣＤ国家和非ＯＥＣＤ国家分别代表了经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样本，其结果可以反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反腐败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异质性。②
(一) 清廉指数cp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2报告了清廉指数cpi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ｆｅ１、ｆｅ１１、ｆｅ１０分别给出了固定效应估计下全样本、ＯＥＣＤ样本和非ＯＥＣＤ样本的结果；模型ｒｅ１、ｒｅ１１、ｒｅ１０分别给出了随机效应估计下全样本、ＯＥＣＤ样本和非ＯＥＣＤ样本的结果。根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全样本和非ＯＥＣＤ样本下的估计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ＯＥＣＤ样本下模型无法在５％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③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果。第一，清廉指数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一国的清廉程度越高，该国的环境质量越好。在各组样本中，这种关系均能在1%或5%水平上显著。第二，人均GDP对环境质量并没有呈现显著且稳健的结果，而在其与清廉指数的交互项上，交互项显著为负，并在全样本和非OECD国家样本下显著，说明一国的清廉程度对环境质量的边际影响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这也意味着对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反腐败对提高环境质量的效用相对较弱。第三，从全球范围看，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非OECD国家，而在OECD国家不存在这种效应，出现了城市化水平与环境绩效的负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基本不显著。
(二) 反腐败指数cce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3报告了反腐败指数cce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该组估计结果与估计结果（一）相似，不同的是反腐败指数cce虽然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国的反腐程度或腐败控制程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好，但这种正向关系仅在经济较发达的OECD国家显著。另外，反腐败指数cce与人均GDP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反腐败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边际影响而减弱。这同样说明反腐败对于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环境质量提升效果更明显。
(三) 反腐败指数coc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4报告了反腐败指数coc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指数coc与环境质量在各组样本下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均GDP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度均不确定，也不稳健。反腐败指数coc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整体上也呈现负向关系，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OECD国家，该负向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与以上结果相似，反腐败对于一国环境质量的提升，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综上所述，一国的反腐败成效对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统计结果在经济较发达的ＯＥＣＤ国家样本下具有较稳健的显著性，而在经济欠发达的非ＯＥＣＤ国家样本下显著性并不稳健。估计结果基本证实了研究假设，即反腐败能够提高环境质量。此外，反腐败成效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存在联合作用，这种作用具体体现为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边际影响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弱，这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扩大反腐败对环境质量提升的效用，同时也意味着反腐败对处于较低经济水平阶段的国家的环境治理效果更佳。最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度不确定且不稳健。
五、 结论与讨论
相较既有研究，本文基于跨国样本，从更一般的层面检验了反腐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反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联合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反腐败成效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反腐败有助于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在经济较发达的OECD国家，反腐败对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且稳健；第二，反腐败成效和经济增长联合作用于环境质量，反腐败成效随着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呈现边际递减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
另外，两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OECD国家显著且稳健，而在非OECD国家并不如此稳健？反腐败成效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上的差别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从国家属性上看，根据耶鲁大学评价的环境绩效指数内容，环境质量深受一国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质量并不是简单的排污行为等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其还涉及了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能力、健康管理等内容。而OECD国家反映了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此同时，OECD国家被认为会有更高的环境治理意识以及更强的能力进行资源环境管理。因此，在OECD国家，在生态环境管理能够获得较高保障的基础上，国家反腐败成效对其环境政策执行和环境管理就产生了更为关键的影响；相反，在非OECD国家，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深受经济技术水平的制约，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相比弱化很多。另一方面，从数据属性上看，非OECD样本比OECD样本的国家间异质性更高，这可能影响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二，经济增长为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不稳定，结果也不稳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看，二者的关系均不是简单的线性或者二次曲线关系，尤其是环境绩效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标，里面包含了各类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的可能，因此，基于不同样本、不同变量、不同时期下的回归结果很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探究了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作用，得出了较为稳健且有益的结论，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非ＯＥＣＤ国家，反腐败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并不稳健，除了结果分析给出的解释外，非ＯＥＣＤ国家多元性的特征可能更加突出，这需要进一步通过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观察对其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进行研究，并给出更为可靠的解释。本研究对中国情景研究的启示在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反腐败斗争和环保督察制度的持续推进，关注和研究生态腐败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意涵。在中国的反腐败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更加关注中国的环境综合效益，不能仅限于污染物排放，而应把生态健康影响、生态管理能力、生态设施条件等纳入考虑范围；第二，更加关注中国反腐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路径，明晰反腐败影响环境质量的核心变量和作用机制；第三，更加关注对腐败形势的判断，厘清“腐败存量”与“腐败流量”的区别，辨析“腐败情况”和“反腐绩效”的作用，说好中国反腐败故事。
【注释】
①由于耶鲁大学环境法与政策中心两年公布一次报告，所以可以认为２０１３年的环境绩效指数与２０１４年的指数近似。在实证过程中，本文剔除了２０１３年的数据，实证结果与当前结果基本一致。
②在本文涉及的样本中，ＯＥＣＤ国家年人均ＧＤＰ为３５７６０.８３美元，而非ＯＥＣＤ国家年人均ＧＤＰ为５７２６.５８美元。
③在ＯＥＣＤ样本下，无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根据更严格５％的标准选择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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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罗海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