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数字异化：迈向数字社会主义——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思想的批判性考察

孙昊鹏

提要：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数字异化现象已成为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福克斯借助“数字异化矩阵”，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提出数字社会主义将更为平等、民主和包容。在他看来，实现数字社会主义需发展批判性理论和批判性教育，依靠数字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社会运动。这些观点虽有一定的抽象思辨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倾向，但也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辩证性和现实性的特点。中国学者应致力于扩大数字中国的影响力，参与到国外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去。

关键词：福克斯；数字异化；数字社会主义；数字中国

全球数字化转型带来重大历史变化和机遇。当前，国内学者围绕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展开了大量探讨，这对于把握资本主义最新变化和理解新劳动形态具有积极意义。其中，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体系受到较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关于其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仍不够充分。本文从福克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出发，阐述其数字社会主义构想及运动策略，随后展开批判性分析，以期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数字异化：福克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批判

“数字异化”（digital alienation）概念在1997年就已经出现。布莱恩·纳尔逊（Brian Nelson）在《未来学家警告并反对数字异化》一文的标题中使用了“数字异化”这一概念，并在文中援引多位未来学家的观点，讨论了数字技术引发的挤占自由时间、破坏社会关系和加剧不平等的问题。数字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并没有消除异化，而是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福克斯以马克思异化理论为基础，结合霍耐特的物化理论建构了富有特色的“数字异化矩阵”（matrix of digital alienation），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批判。

“数字异化矩阵”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在福克斯的理论体系中，异化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上，异化指的是“工人不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过程和条件。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结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异化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此外，福克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论述出发，辅以黑格尔主体—客体辩证法进行重释，将异化解读为劳动主体自身的异化、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工具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并借此分析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不难看出，福克斯关于狭义异化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分析的影响。

福克斯同样在广义上使用异化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异化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即人类不控制塑造他们日常生活的结构、关系和系统。”在福克斯看来，异化广泛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之中，其共通之处是人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受到不对称权力的支配，这导致人无法在社会现实中展现自身的潜能。也就是说，异化会阻碍人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制约人的全面发展。毋庸置疑，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同样也受到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影响。故而，“数字异化矩阵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经济领域”，将政治和文化领域也纳入其中，纵向上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

在批判地重构霍耐特物化理论的基础上，“数字异化矩阵”横向上补充了“主观异化”维度。霍耐特首先指认物化是对承认的遗忘，然后区分了三种形式的物化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世界、人与自身。从这三个角度看，霍耐特区分的物化具有主观、客观和主体间三种形式，对应于此：“异化存在于主观、社会结构和交往的过程。”在福克斯看来，物化与异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物化是异化的过程，异化是物化的结果，异化不仅存在于社会客观现实和主体间交往之中，还表现为人的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所谓的“主观异化”指的是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处于异化状态，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反抗。总之，福克斯在“数字异化矩阵”中，以经济、政治和文化为纵轴，以主观、客观和主体间交往为横轴，区分了九个维度的异化。根据“数字异化矩阵”的概括，数字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分别引发了不同的数字异化现象。

首先，经济领域中，数字资本主义带来数字劳动剥削和ICT产业链破坏生态环境的数字异化现象。第一，数字劳动剥削。福克斯将ICT产业链上的各种形式的劳动都称为数字劳动。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上进行“无偿数字劳动”的用户，刚果矿工（采集生产ICT硬件设备所需的矿石）、组装ICT设备的流水线工人、设计软件的程序员和提供产品售后服务的人员，都是进行数字劳动、遭受ICT工业或是数字资本剥削的数字工人。第二，ICT产业链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开采制造ICT设备所需的矿石会破坏生态环境。制造ICT设备需要数十种金属元素：钴、锂、铝、镁、镍、钽等。开采含有这些金属的矿石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另一方面，电子垃圾污染环境。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和技术逻辑作用下，资本家为更多地销售ICT产品从而攫取利润，借助软件更新和广告宣传等手段，加速ICT产品的更新换代，在达到使用寿命前就使其“计划报废”。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电子垃圾，阻碍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间的物质变换，污染土壤和水源，损害人的健康，其结果是“数字技术对自然和人造成破坏性影响”。

其次，政治领域中，数字异化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霸权作用下的独裁与支配，右翼利用数字技术操纵民意，其结果是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彻底破坏。第一，数字资本主义借助“监控-工业复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实行独裁统治和政治支配。“棱镜门”和“五眼联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与互联网平台组成“监控-工业复合体”的体现。数据的收集、存储及其使用目的无一不取决于政治利益。它们以国家安全、预防恐怖袭击、避免犯罪、促进个性化服务等为借口的数据收集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对公民进行监视和政治统治。第二，右翼利用数字技术操纵选举和煽动舆论。福克斯表示：“政治形式的数字异化意味着右翼威权主义运动通过使用数字监控、有针对性的广告和虚假信息（假新闻）来赢得选举和投票。”比如，代表右翼利益的特朗普就多次利用推特（Twitter）进行政治煽动，引发冲击国会大厦等事件。“监控-工业复合体”和被右翼挟持的数字技术破坏了自由和民主，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许诺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最后，文化领域中，数字异化导致文化丧失多样统一性和部分群体遭受污名化与边缘化的现象。一方面，文化丧失多样统一性。“文化帝国主义导致无多样性的统一，而文化碎片化导致无统一性的多样。”在20世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曾批判过文化工业对文化的破坏，福克斯沿袭了他们的观点，并表示在数字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文化领域中的数字异化同样愈演愈烈：算法推荐技术使得碎片化的信息更具传播力，加剧“信息茧房”效应，消解人的系统思维和批判意识，使人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断借助数字技术推行文化帝国主义，致使文化多样性遭到威胁。另一方面，部分群体遭受污名化和边缘化。例如，1990年以来，英国社会因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愈发不平等，此背景下英国“脱欧”派政客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利用社交媒体将社会问题的责任推卸到移民、难民和欧盟等外部因素上，转移民众对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阶级矛盾的关注，以掩盖资本主义的痼疾。移民和难民则被污名化和边缘化，并因此受到排挤。

“数字异化矩阵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揭示客观数字异化并不会自发导致主观数字异化。”在福克斯看来，相对于核污染、肉体暴力等形式的威胁，数字异化的危害更为间接和隐蔽，这是由于“逆商品拜物教”（inverse commodity fetishism）使人无法感到“主观异化”。“逆商品拜物教”存在于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之中：用户可以免费地使用脸书（Facebook）和推特的服务，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往，仿佛置身于未被商品形式中介的社会性之中，也就无法意识到背后隐藏的数字劳动剥削和个人数据商品化。“在逆商品拜物教中，社会关系掩盖了商品形式。异化具有了社会自由属性和‘非异化’的愉悦体验。”故而，虽然数字资本主义威胁民主和自由，引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危机，却能给人营造“非异化”的假象，使人服从于统治而不是进行反抗和斗争。

概言之，福克斯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和霍耐特物化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富有特色的“数字异化矩阵”，揭示异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而社交媒体上的自由交往只是蒙蔽人的幻象。

二、解放图景：福克斯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构想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异化现象及其潜在危机，福克斯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寻求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探寻数字资本主义中具有数字社会主义潜力的元素，继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分别勾勒出数字社会主义的解放图景，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依托数字技术建立平等、民主和包容的数字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首先，福克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一方面，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共同控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中剥削和不平等现象根源于私有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福克斯表示，对数字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必须“共同控制生产ICT设备所需的矿产资源，并且确保数字技术与环境的相容性，实现数字技术、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将被降至最低，而发展自身个性和能力的自由时间将得到延长。福克斯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一个科技足够发达、具有高水平生产力的社会中，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福克斯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寻找数字社会主义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味否定资本主义那样，福克斯也表示，数字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和剥削的程度、使人受到更深层次支配的同时，为人的解放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在福克斯看来，数字资本主义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和劳动社会化，带来了新的合作形式——平台化的劳动，这具有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共产主义的潜力。“然而，这种形式和技术总是处于阶级关系下，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剥削与支配的工具，并且潜在的公共产品也总是从属于商品形式、阶级关系和资本。”与此同时，“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平台，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和公民社会互联网平台以非资本主义原则运行，否定了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逻辑”。这两种平台展现出超越数字资本主义、通达数字社会主义的潜力。在福克斯看来，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由公共服务组织运营，受到民主管理，提供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实现公共范围内的民主交往、教育和参与；而公民社会互联网平台是公民共同所有、合作运营的自组织平台，由共同体成员和用户管理，支持用户自我表达和参与。概言之，诞生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这两种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数字社会主义的前景。

最后，对应于数字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三重数字异化现象，福克斯描绘了数字社会主义的解放图景。第一，经济领域将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控制”（collectively owned and controlled）。每个人都会获得接入网络所需的硬件设备，“共同控制”数字技术的设计和开发，实现ICT的绿色化发展，进而“利用数字技术促进财富涌流，从而为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第二，政治领域将实现“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借助数字技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自由而民主地进行交往。第三，文化领域将实现“多样的统一”（unity of diversity）。资本主义文化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导致原子式个人的残酷竞争和消费欲望过度膨胀。数字社会主义之中，“各类人和组织的兴趣、身份、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都被承认和尊重；在共同体内部，存在多元的身份、世界观、兴趣和生活方式”。故而，数字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域具有多元包容的特征，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教育资源，使得所有人而不是特定阶级都能从中受益。

质言之，福克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和数字资本主义现实出发，揭示当今数字技术的潜力尚未充分展现，并预言数字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都将变得更为平等、民主和包容，从而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三、实践方案：福克斯的数字社会主义运动策略

人类社会将继续处于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数字异化状态之下，还是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解放图景？在福克斯看来，这取决于数字工人能否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到数字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以批判性理论解构“非异化”假象，开展批判性教育，并进行反抗数字资本主义垄断和剥削的罢工。

首先，数字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数字工人。“数字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于数字工人的阶级斗争。”在福克斯理论体系中，“数字工人”涵盖ICT产业链上的矿工、流水线工人、程序员、售后服务人员以及社交媒体用户。这些人的工作场所千差万别，劳动薪资也各不相同，有的还进行着无偿劳动，但却有一个共性——对数字媒体的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他们都遭受数字资本的剥削、支配和统治，处于数字异化状态之中。然而，在意识形态和“逆商品拜物教”的蒙蔽之下，数字工人可能无法感受到“主观异化”，而是心甘情愿地顺从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规则和权力结构。福克斯认为，“唯有客观异化和主观异化同时存在，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契机”。

故而，数字社会主义需要以批判性理论解构“非异化”假象。为推翻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和支配，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一种解构意识形态和“逆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性理论。在福克斯看来，马克思主义为洞察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秘密和拨开社会关系的迷雾提供了方法和工具。“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它为我们批判地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进而与其展开斗争提供了重要智力工具”，这对于数字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资本主义与阶级的分析框架非常重要”，对于理解异化、拜物教、意识形态和劳资矛盾十分有效。在福克斯看来，依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一方面可以展望美好的数字社会，另一方面能够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异化展开批判”。因此，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性理论解构意识形态和“逆商品拜物教”。唯物辩证法和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种辩证地分析脸书等社交媒体的视角，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以批判的方法考察社交媒体对用户的承诺，从而指认潜藏在社交媒体社会性外衣之下的资本利益、商品交换过程和隐秘监控形式。这将帮助数字工人摆脱意识形态的蒙蔽，透过“逆商品拜物教”营造的“非异化”的表象，透视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反对数字异化，增强阶级斗争的力量”，推进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使得所有人从数字技术中获益”。

其次，批判性教育对于数字社会主义而言不可或缺。一方面，反对数字资本主义和克服数字异化需要批判性教育。在福克斯看来，由于数字资本主义的“触角”全面渗透进了教育领域的各个环节，功利主义原则破坏了教育的批判属性。这导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使人丧失了反思和超越现状的能力，沦为数字资本增殖的工具。与之相对，批判性教育将帮助人辩证地看待数字资本主义，揭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赋予人批判地理解和挑战数字异化的能力”。在福克斯看来，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具有丰富的教育因素，例如，19世纪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tokin）的《面包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Bread）和当代瑞士作家P.M的《土豆和电脑》（Kartoffeln und Computer）等著作。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愿景，揭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未来社会的特征”，“为激进乐观主义、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赋予希望，进而促进数字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实现所有人的“参与式民主”也是必需的。无论是接入互联网和利用数字技术，还是参与决策的讨论，都以具备一定的知识条件和批判性思维为前提。因此，数字社会主义社会要使所有成员“通过教育获得数字技能，从而参与到共同体的民主讨论中”。

最后，数字工人要联合起来打破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垄断，将数字技术用于反抗数字资本主义的运动。福克斯明确提出：“破解数字异化，只有通过旨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互联网的社会斗争才能实现。”换言之，实现数字社会主义，必须靠现实的社会运动扬弃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合理社会关系、规则和制度。为此，福克斯提出了以下策略。第一，替代性地设计、塑造和使用数字媒体与数字技术。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数字媒体，最早都诞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也是由资本驱动的。因此，它们都被塑造成最符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模样。数字社会主义社会要重新设计、塑造和使用数字媒体和数字技术，使其“遵循人的需要的原则”。在扬弃了原先的理念和逻辑之后，这些“替代性数字媒体”还将成为反抗数字资本主义的理想平台和工具。第二，全世界数字工人联合起来。当今时代，数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24小时不间断地剥削世界各国的数字工人，肆无忌惮地延长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念兹在兹地利用算法提高劳动强度，从而加速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并进行增殖。为了实现数字社会主义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扬弃，福克斯呼吁：“所有国家的数字工人联合起来，组建国际数字劳动工会，形成一场全球政治运动。”第三，数字工人进行罢工。正如机器大工业时代，产业工人通过罢工的方式反抗资本家的过度剥削，为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善争取权利那样，数字工人同样也要通过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罢工需要增加新的数字维度，才能使斗争有效。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阶级斗争和罢工应该利用数字平台作为组织、动员和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罢工也应该在网上进行，通过扰乱数字平台上的价值生产，增强反对数字资本的力量。”根据福克斯的设想，数字工人的罢工将扰乱互联网巨头的运营策略，迫使其进行数据共享化和平台公共化的改革。

总之，福克斯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不会自动灭亡，数字异化也不会自发消失，只有通过批判性理论和批判性教育解构意识形态和“逆商品拜物教”，才能激发数字工人的斗争意识，使其联合起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想愿景变为现实。

四、批判与启示：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之于数字中国

数字资本主义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算法和平台监控全面入侵生活世界，引发人们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忧虑。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困境的理论回应，虽然其中包含一些主观成分，并且夸大了数字工人的革命潜力，但也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发展动态，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启示作用。

首先，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抽象思辨色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以往的现代德国哲学家们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曾批判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人：“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这段批判同样适用于福克斯。在分析“什么是数字劳动”时，福克斯曾依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工作和劳动这些范畴进行考察，由此界定出“数字劳动”的内涵。然而，近年来其概念体系日益具有“世俗化”趋势：数字文化工业、数字法西斯主义、数字霸权垄断……五花八门的概念层出不穷。无独有偶，国内学界也有这种现象。有学者不加考证地提出或使用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封建主义、数字自由主义等概念。还有学者宣称，要超越数字交往异化、数字消费异化、数字文化异化的数字存在危机，就必须重构数字生产关系，复归于数字生命共同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不加分析地将“数字”作为前缀，与各种西化概念或范畴进行组合的行为无助于将研究引向深入，也无助于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更无助于变革现实并实现真正的解放。

那么，面对数字时代涌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既不能僵化地固守经典范畴，也不能盲目引入西化概念，更不能主观任意地将它们与“数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定语嫁接。大数据、算法、数字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技术不断革新，引起社会生活和实践方式的全面变化。有鉴于此，我们确实需要借助一些新概念对这些现象加以概括，这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各类技术的现实社会影响，无原则地引入或炮制新概念，沉溺于抽象思辨演绎，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空谈。为了将研究向纵深推进，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在提出或使用新概念前，一定要借助分析方法做好概念溯源和界定工作。一方面，要考察概念的原初语境和历史发展：弄清楚概念的由来和主要研究者的观点，才能从客观上把握概念的演进脉络，与其他学者保持实质性对话。另一方面，要准确界定概念的含义，划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是提升研究可靠性的必要环节。概言之，“只有努力运用分析方法，弄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会遭遇到的基本概念的含义，才能实质性地提升这个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从国外学者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汲取有益资源，为建设数字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贡献。

其次，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对社交媒体革命的浪漫幻想。虽然福克斯强调他所倡导的“激进改革主义……既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改良主义，也不是乌托邦式革命浪漫主义”。但由于下列原因，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乌托邦式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福克斯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指涉范围。他曾这样写道：“许多自由职业者在数字工业中工作。他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电脑，这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不是资本。”显而易见，福克斯将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生产资料的中间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也纳入了工人阶级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曾分析过这一阶级的保守性和怀疑革命的特点，“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另一方面，福克斯将社交媒体革命简单化和理想化。福克斯曾提到，实现数字社会主义，“需要致力于媒体改革的政党”，这些政党“为替代性媒体提供空间、时间和资源”。“社会主义交往政治……将以政治合作群体的形式实现政党和社会运动的结合。”但关于这一机制如何实现、政党与数字工人有何种关系等问题，福克斯尚未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在缺少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政党的条件下，恐难实现“数字工人联合起来”这一目标。并且，即使数字工人的全球罢工能扰乱互联网巨头的运营策略，也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根基，更何况数字技术已全面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放弃对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的使用必然严重阻碍个人的工作和休闲。这样的运动策略在数字时代已成为一种“空想”。

再次，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将其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辩证性和现实性的特点。第一，福克斯辩证地看待数字资本主义之下的数字异化现象，并不因此而全盘否定数字化进程，而是将其视为迈向数字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必要基础。第二，福克斯关注数字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从现实的互联网平台组织形式中寻找数字社会主义的“萌芽”。面对互联网平台的粉饰太平和技术乐观主义者的盲目乐观，福克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不可能因数字技术而摆脱窠臼，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考察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特点，结合现实案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重矛盾和潜在危机，然后从中发掘具有解放潜力的组织形式，并落脚于对现实社会运动的呼吁。其思想具有来源于现实问题、回归于变革现实的特点。从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和批判的现实指向性这两个角度看，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

最后，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对数字中国具有启示作用。第一，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性，有助于我们合理地看待建设数字中国过程中的负面效应。随着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一些问题和矛盾也逐渐显露：数据泄露、网络暴力、互联网平台的劳资关系紧张、电信诈骗等制约了数字技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潜力。但是，这些并不是数字化进程本身带来的，我们不能因此拒绝数字化，而是要寻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予以解决，使我们在充分享受数字化成果、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做到“鱼和熊掌兼得”。第二，福克斯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既启发我们回归现实问题，又为破解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提供可借鉴资源。当今数字中国建设既面临外部压力，又存在内生性矛盾。美国制裁华为等中国企业、芯片技术被“卡脖子”、智能手机加剧社交焦虑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为破解数字异化，需要多主体共同建设数字中国，加强技术创新和攻关，重新设计、塑造和使用数字技术，使其“遵循人的需要的原则”。

中国学者应致力于讲好数字中国故事，为全球数字化转型贡献中国智慧。近年来，数字中国建设已取得诸多成就：2022年底，中国已建成5G基站231.2万个，在全球遥遥领先；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排名持续上升；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5.6%；数字中国已经实现“市市通千兆、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继出台；等等。第一，从互联网普及率、5G网络覆盖情况、宽带开通情况等可以看到，数字中国正在推进“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和控制”。第二，数字中国正在发展超越“参与式民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在修订时，均借助互联网平台广泛地征求社会意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到关系自身日常生活的决策制定中。第三，数字中国正致力于“使得所有人从数字技术中获益”。“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深入开展，支付宝、微信等App分别推出“长辈模式”和“关怀模式”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功能，为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和获取服务提供便利……不仅如此，政府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成立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化转型道路。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主体，华为、字节跳动、米哈游等企业还为众多国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数字设备、安全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广受欢迎的软件程序。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世界上既希望加快数字化发展又希望减少这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的国家而言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何破解数字异化、消弭数字鸿沟和促进数字技术普惠性发展，乃是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学者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数字中国建设的系统性成果，向国际学术界传播中国声音，回应数字时代全球理论关切，为人类贡献中国的数字化方案。

综上所述，福克斯的数字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辩证性和现实性的特点，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有益启示。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数字社会主义的特征。对中国学者而言，一方面，要运用分析方法批判地研究国外关于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社会主义的讨论，避免不加考证地引进范畴和术语，以更好地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要提炼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经验，主动参与到国外学者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去，为扩大数字中国影响力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为方便编辑，文中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