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视域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李艳霞
摘要：科学系统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遵循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不同类型知识的“通约性”存在差异，不同情境下自主知识生产所要摆脱克服的限制性条件亦有所不同。以自主知识生产所要克服的限制性条件为考察视角，可见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蕴含“国家独立自主”“学科自主”“理论自主”等三条主线。三条主线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时代画卷。新时代背景下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以知识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为核心，把握“本土”与“外来”；应以自主的自觉性和自为性为核心，平衡知识与权力；应以知识体系建构的绵延性为视角，融通历史与现在，以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更具解释力、穿透力和包容性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词：知识生产；自主知识体系；政治学
一、政治学知识的类型及其“通约性”差异
作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规律的认知、反映和抽象，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承载人类文明、引领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作为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人类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生成的知识可以依据生成领域与内容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创生性知识。英国哲学家培根将知识分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和关于神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康德将知识分为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经验知识和超越感官经验的纯粹知识。众多哲学家对于知识类型的划分表明，由于指涉对象与预期功能的差异，不同领域与类型的知识受到知识生产者价值取向以及知识生产情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因此其“超越性”和“通约性”具有很大差异。“跨文化效度”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进行知识引入借鉴时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一般来讲，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聚焦人类创造和制作事物的过程的知识，诸如工艺、技术、技巧、方法、策略、工具等创生性知识，其“跨文化通约性”要高于聚焦人类现实活动的实践性知识，因为后者与观察者和研究者自身价值理念密切相关。
作为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政治学是兼具规范性、实践性和创生性知识的知识体系。浩繁的政治学知识既包含以证成和回答何为良好政治生活的价值规范性知识，也包含以描述与解释政治现实的实践性知识，更包含以解决政治领域内技术性问题、以工具方法为核心的创生性知识。不同领域知识的“通约性”迥异。在知识生产主体层面，以政治价值规范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知识生产领域，研究者基于特定的政治现实针对良好公共生活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追寻并实现良好公共生活等议题进行探究。在此过程中，知识生产者所处的时空方位是其进行知识生产的价值坐标，其所置身的文明体系是内嵌于知识生产者头脑心灵的“解码器”和“转译机”，知识生产者永远无法完全超越身处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注定了价值意义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只能具有“有限超越性”。在知识生产对象层面，以研究政治体系中的个体以及由个体所构成的各类组织为核心使命的政治学，其所研究的对象是超越生物学意义的、以追寻价值目的为旨归的人。价值目的的文化属性意味着政治学在研究对象层面也面临知识移植的“跨文化效度”问题。近代思想家卢梭曾批判在他之前描述“自然状态”的哲学家，认为他们将私有财产以及正义观念引入了自然状态，这使得“自然状态”受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从而影响理论的普遍性。可以说，卢梭这时已经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难以脱离文化观念的影响。可见，无论是知识生产主体，还是知识生产对象，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都内在规定了这一领域内知识生产者所观察、审视的经验事实和所构想、推断的超验理论，无一不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文明的产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与关于自然世界知识体系的概念不同，政治学知识中的概念是具有价值方向的矢量，而不同方向上的矢量难以进行价值层面的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价值规范性知识由于时空与文明的区隔而难以具有较强的通约性，即使是以描述归纳政治事实、分析探索现实政治世界内在规律的知识，也会因为知识生产者或者无法完全超然于自身所处的意义世界，或者受限于观察范围而使政治知识体系或多或少地具有“虽为真实，但非真相”的局限，从而使特定时空的政治知识体系或隐或显地具有价值偏向或事实偏颇。可以说，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许多概念与理论更多是在一般抽象命题之内的区域性表达与情景性呈现，因此对于这些类型知识的应用须以谨慎的本土化转化为前提，而这种转化要求知识生产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治知识的时空特定性，以更为精准地把握和运用政治学知识。
实现公共生活的良好有序和国家的良政善治不仅包含价值规范和现实规律的探寻，还包括技术和方法层面的探讨。为解决特定问题提供技术、工具和方法上的创生性知识也是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价值规范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相比，政治学领域的创生性知识具有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工具属性，其“通约性”的空间比规范性知识和描述性知识更广阔。例如，为提升决策科学性而形成的数据分析方法和量化决策程序，为推进治理智能化而形成的数字治理技术，为提升民主决策效能而形成的公众参与模式与方法。总之，不同类型知识有不同程度的“通约性”。对于具有“至高而广涵”特性的政治学而言，在“通约性”视角下明晰知识的不同类型，以此为基础把握知识体系的结构化特征，应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思考把握的重要方面。
二、自主的“关系”属性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时空情境性
从词源上来看，自主（autonomy）一词出自古希腊语，字面的含义为自我统治、支配和管理。拥有自主性意味着行动主体不仅要摆脱外部世界的限制、约束，还要建立和维护自身内部的和谐，从而实现对自身行为的自我掌控，因此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也是自我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动主体需要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不断克服或摆脱约束主体行动的各种外部或内部的限制条件。可以说，自主本身内在地包含行动主体和外部世界关系、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关系等意涵，具有强烈的情景属性和关系属性。由于限制行动主体的力量和因素不同，因此行动主体在追求自主过程中关注的对象和重心也有所不同。
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自主性建构的过程是在学科体系独立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摆脱外部因素限制、克服自身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并取得自身内部和谐的过程。仅在知识生产层面，学科知识体系自主性建构的过程必然包含知识生产者群体的培养以及主体地位的确立，以保障知识生产的可持续性；知识生产宗旨、内容不断明晰与完备，以具备知识生产领域范围的清晰性；知识生产过程、规范逐步取得共识，以巩固知识生产的内部和谐性。在这一过程中，避免知识体系外部力量的干扰，减少对其他学科以及其他文明的依赖，建构学科内部的共识性研究范式等都是不同时期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任何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都必然带有浓厚的时空色彩。不同时空背景下影响、限制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约束既是其所针对的重要目标，也形塑了不同历史阶段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任务指向和行动表征。在此意义上，任何国家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过程都是独特的。
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知识生产自然内嵌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中。如果说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那么知识生产的历史本身也是一部权力关系的历史。对于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而言，政治学知识生产因知识与政治相互纠缠而具有更为复杂的属性，时空性和关系性特征更为明显。政治学以承载公共权力的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知识生产必然深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尤其是本国国家建构历程的影响，进而呈现知识体系建构与国家建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逻辑。如果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政治学系这一现代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作为“历史转折点”，并将现代政治学知识生产内置于国家建构历史中考察便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建设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时间可能非常相近，但是不同国家在“历史转折点”上所要摆脱的约束性条件却相去甚远，每个国家建构本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议程”是非常个性化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主性建构更多表现为“外向化”，而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主性建构更多表现为“内向化”。形成中美政治学知识生产取向差异的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两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发端之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和宗旨性目标的不同与自主性议程差异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知识生产的时空性前提下，不同国家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可观察、可总结、可分析，但却不能完全复制模仿。
在现代社会知识观念下，政治学知识生产在宗旨层面要以观察、描述、解释、规划和引领国家政治实践为目标，在体系层面要以独立稳定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基础，在学术层面要以共识性的研究范式和高品质的理论成果为指向。这一系列的任务无论是从逻辑层面推断，还是从中国政治学建设的具体时空背景层面考察，都不是也不可能同步推进，研究范式共识的达成需要以完备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为基础，而完备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要以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立自主为前提。中国现代政治学知识生产发轫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发展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谋求独立、发展的建构过程之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同时代背景下政治学人的知识生产面临不同的“核心约束条件”，也在彼时的思想交锋和争论中作出了具有鲜明时空印记的“自主”选择和“权衡性”判断。在漫长的知识生产与积累进程中，前一历史阶段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自主”选择既奠定了下一历史时期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又累积了下一历史时期知识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除的“束缚”，这构成当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知识史背景。
三、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探索
不同类型的知识有着不同的“通约性”，“自主”的关系性意味着不同时空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重心和焦点存在差异。以此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建设发展，可以发现，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政治学一百余年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根据知识体系建构的不同约束性条件可划分为谋求“国家独立自主”“学科自主”“理论自主”等三条主线，聚焦不同主线的自主性知识生产活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国家独立自主：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底色与基础
任何稳定繁荣的社会体系背后都有一套与之适应并为其服务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社会体系的变迁也必然依赖并带来知识体系的转型。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文化知识体系与社会实践体系相互支撑，共同维系了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政治体系。当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迈进时，与世界所有后发国家一样，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体系在现代化和现代世界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生产领域的理性化、专业化等时代大潮的出现，意味着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面临巨大的转型挑战。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现代转型这一“时间性”议题不得不内置于现代世界体系建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方位扩张的“空间性”背景之中。“国家蒙难，民族蒙羞，文明蒙尘”的时代危局，并未给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文社会知识体系转型留有从容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甲午战争后，晚清学界目睹效法西方而逐渐强大的日本击败中国，在知识领域发动新的一轮改革风潮，学习西方“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钻研西方“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成为在新式学堂建立政治学科的核心目标，以谋求国家独立自主为核心进行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成为晚清时期政治学建设的重要特征。基于西学东渐与西力东侵的社会现实，知识体系转型建构与挽救国家危亡的双重任务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与知识竞争的时代背景。对于具有浓厚“士大夫”精神底色的中国近代学人而言，知识体系的建构内嵌于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时代目标之中，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转型与重构的多重张力。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流派虽然在对待上述张力的观点主张上大不相同，但在“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知识生产宗旨上则是内在一致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使得彼时的政治学知识生产以及知识竞争在探索政治世界真理规律与探寻富国强兵良策的选择中不可避免地向后者倾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讨论晚清政治学的发展状况时认为，晚清士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存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可以说，此种略显仓促的知识体系转型与建构的开端也是当前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任务提出的历史前因。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探索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实践也成为后续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宝贵实践资源。
（二）学科自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基础保障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国家在独立自主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也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了20 世纪50 年代在高校院系体系调整中被撤销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边缘化处境之后，到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缓慢复苏，直至1979 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道：“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设得以重新发展。可以说，新中国政治学大规模的知识体系建设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以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为开端的。
由于可持续的知识生产需要以稳定的知识生产者队伍和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为基础保障，因此建立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壮大研究队伍、建立学术交流机制与平台等基础保障性工作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建设历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经过长期稳定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成为中国政治学建设中学习借鉴的重要对象，引介、学习、借鉴欧美政治学学科建制、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等成为处于“补课”阶段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通过翻译引介、国际交流、海外留学等途径助力政治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的建设，为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奠定了人才、组织和交流的平台基础。据统计，1985 年，全国政治学专业教师有近百人，在校本科生535 人，研究生93 人。2017 年，全国已有127 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在校学生和教学科研人员的人数大幅提升。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既为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稳定的人才队伍，也为政治学明确学科内容、厘定学科边界、提升学科主体性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引介而来的理论工具、知识内容等自然也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之一，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形态样貌。引介学习西方政治学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全盘照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引介并在政治学界生根发芽、形塑了政治学核心知识体系的西方理论，大多是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变迁核心议题的相关理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热点议题，看似追求舶来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实际上更应该看作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西方理论的用心选择，是从中国实践出发对这些理论议题的检验和回应”。在理论、实践和文化层面的中国观照一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界的内在自觉。
（三）理论自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在自觉
知识生产是内嵌于社会发展进程与文化交流进程的复杂社会活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以各种形态呈现的交往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构成了各国建构自身知识和文化体系的重要时代背景。中国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在救国强国的历史脉络中生成，应学科“补课”的号召而推进发展，历史的因缘际会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学科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国家政治学学科、知识与理论的印记，但是作为孕育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传统和强大文化基因的中国政治学，在与西方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交流、交往、交锋中一直具有内在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例如，在学科设置方面，近代政治学创立之时，以梁启超、张之洞为代表的晚清学人，并没有直接采用欧洲式或美国式的法学内含政治学的学科关系，而是通过“西政”概念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新型本土化学科关系，作为中国政治学科创始建设者的京师大学堂，正是采用了此种本土化的学科关系进行学科设置。在民国时期，许多学者也反对过于强调西方知识与思想，提出应追求本国学术独立的主张。可见，中国政治学从创立之时就具有内在的文化自主性。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学建设发展进程中，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即便是对欧美政治思想与理论的引介议题，也大多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在中国政治学会从1980年到1985 年的政治学研究选题计划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主党派与统一战线、基层民主选举等议题一直位列其中。从1977 年到2012 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始终以“改革发展”为核心议题，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2012 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从严治党等议题展开。在学术研究旨趣方面，21 世纪以来，政治学知识生产领域内致力于理论批判、理论完善和理论建构的研究成果比重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后的青年学者在理论完善、理论批判、理论建构等方面的研究比例高于年长学者。可见，无论在研究议题、学术旨趣、时间发展还是代际变迁层面，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本土关怀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构成，学界的理论自觉也在不断提升。
“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真问题”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当国家进入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学科体系不断独立健全、学术力量稳定持续之后，拥有并坚守理论创新内在自觉的学者必然更多地将研究视点转移到根植中国、影响中国的“本土化”议题上。根植于西方历史实践与文化传统的理论知识因跨文化知识的“通约性”局限，在分析解释中国具体政治实践时面临解释力、穿透力和引领力不足的问题，也会为真正致力于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学者所关注，学者内在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主会不断推进学界完善、修正及创新既有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创新。近年来，政治学界许多学者从历史的维度、文明的维度、田野的维度、概念的维度和测量的维度等出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系，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观念的变迁，这既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治学界理论自觉性和自主性的重要体现。如果说理论、知识、文化相互作用影响，共同构成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那么政治学知识生产者理论自觉性与自主性的提升必然会带来文化自主性和文化自觉性的增强。如何实现文化自主性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相互成就，使之共同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动力，应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时代议题。
国家独立自主、学科自主、理论自主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的三条主线。由于“自主”的关系属性，在一百余年历史演进的具体情境下，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中不同层面的自主性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约束力量的不同，呈现或隐或显、此起彼伏、相互交织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学一百余年知识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时代画卷。
四、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议题
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推动了知识产品的跨文化流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是最主要的政治单位，知识的“通约性”差异和自主的“关系”属性特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在吸收借鉴外部世界文明成果与保持自身文化自主性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具体时空背景中克服影响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性约束。对于以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学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历程既是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背景。国家建构的历史与国家建构的知识相互影响、相互形塑，共同造就了当今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思想理论演进的样貌。当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面临的“本土”与“外来”、知识与权力、历史与现在等方面的张力，是在知识体系建构与国家建构相互形塑的历史逻辑中累积与形成的，也需要在这一历史逻辑下思考与厘清。
（一）以知识的实践性与超越性为核心，把握“本土”与“外来”
一般而言，作为学科意义的政治学是讲究逻各斯形而上学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结果，因此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现代中国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具有较为浓厚的“外来”色彩。如何平衡“本土”与“外来”便成为当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进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学界关于知识生产是否以及如何“本土化”的理论争论不绝于耳，各执一词。具体到政治学而言，一方面对于西方政治学知识应用的“跨文化效度”问题的质疑，对于“唯科学主义方法”的反思，对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警惕，对于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诉求，是倡导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学者的核心依据；另一方面，对于探究政治现实中一般性规律与模式的坚持，对于过于强调中国特殊性、与世界隔离而陷入自说自话的担忧，是倡导中国政治学应与世界知识体系相融相通的主要考量。两种观点各有侧重，引发了学界对新时代政治学发展的深入思考。毋庸置疑，片面强调知识体系“本土化”或“外来化”而拒斥另一方观点，都容易造成知识生产中“中国性”与“世界性”对立隔绝的理论错觉，进而偏离了知识生产的核心功能。基于知识的本质属性定位知识体系建构的宗旨，有助于厘清“本土”与“外来”知识体系的内在关系，使二者在融合互动中共同服务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简而言之，所谓知识主要指人类基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研究、总结、归纳而形成的，以概念、理论、命题、技能、方法等为表现形式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是经由知识生产者沉思而得出的一系列陈述。“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知识源于社会实践，服务并引领社会实践。源于社会实践的特性使知识必然存在“跨文化效度”的问题，这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知识对社会实践的反思超越又使得抽象知识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使得知识的古今传承和中外互鉴成为可能，也是知识得以传播、应用进而服务、引领社会实践的理论前提。基于实践的超越性与反思性特征既是知识的共有属性，也是缓解政治学本土与外来知识张力，使二者得以共同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主线。“中国政治学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的时期复兴的。社会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生产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以创造能够担负起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分析中国政治实践和引领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产品为使命功能，而非以“本土”与“外来”这一地域差异为取舍标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其本质仍然是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知识，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厘清知识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明确知识的功能与使命，有助于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破除“本土”与“外来”的二元对立。知识的超越性和反思性意味着在政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对既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审视，并在知识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旧有框架，追求更深层次、更广泛理解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古今中外政治实践，包括政治学知识生产这一社会实践都应被纳入超越和反思的范畴之中。“本土”与“外来”的政治实践、政治知识、知识生产方式在这种反思超越中互为参照、互为尺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只有立足实践和超越的立场，经过系统深刻的自我审视，才能在不忘“本来”的同时避免故步自封，在吸收“外来”的同时避免食而不化，进而在知识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建构更具理解力、更具包容性的知识体系，服务并引领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
（二）以自主的自觉性和自为性为核心，平衡知识与权力
正如前文所述，自主本身具有突出的关系属性和情景属性，主体的任何行动本质上都是在具体情境和社会关系中的选择。世界上并无完全不受限制和约束的、绝对意义的自主状态。作为行动者主体性的体现，自主是将自觉后的自为作为核心表征，意识到外部世界的约束限制是自觉的开始，突破外部世界约束限制的行动是自为的体现。在此意义上，追求自主性的过程外在地表现为对某种权力关系的突破，是探寻“我是谁”以及“我如何为我”的行动过程，过程性而非结果性构成了自主的本质内核。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在古文明中实现超越突破，并对社会具有强大塑造作用的轴心文明，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得以传承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具有植于根脉的文化主体意识。近代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和现代知识生产格局形成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时代洪流的冲击中，中国知识界提出过中体西用的主张，进行过“保种”与“保教”的争论等。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和演进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观照下的探索和创造，是中国知识界在具体时空情境下为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学科自主性和理论自主性的努力，是平衡知识与权力的自觉自为行动。无论是在学科创立之始，还是在学科恢复发展之际，立基于中国传统与现实，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实践一直是古今政治学人的内在价值追求。这既是发端于“士”群体的中国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连续性和包容性的表征。在新时代背景下，多元多样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如何在这一时代洪流中坚定“我之为我”、明确“我如何为我”，不仅关系到国际权力格局中国家的软实力，还关系到世界知识网络中中国政治学的角色，更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和在众多学科中的影响力，对该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政治学恢复初期，赵宝煦教授就指出，各国的政治学者都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然而，最有资格谈论中国政治问题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政治学应在世界学术交流中争取发言权。20 世纪90 年代，许多政治学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特别关注我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独特性。在建设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对其他学科某些概念和外国政治学概念的“借用”不能简单“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中国化是21 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定位。21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对于“国家”“民主”“公民”“政党”等政治学核心概念的本土转化已经推进开展。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及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源流、田野实践，研究国家文明与国家建构逻辑等议题，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学从“以中国为对象”到“以中国为方法”再到“以中国为范式”的转型。可见，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是党和国家对中国政治学提出的要求和期待，也是中国政治学界基于传承文明、探索真理、济世经邦的文化主体意识、学术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自为行动。在这一自觉与自为行动中，中国政治学界的文化主体意识、学术主体意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提升，进而成为复杂时代背景下平衡权力与知识的重要共识基础与思想前提。
（三）以知识体系建构的绵延性为视角，融通历史与现在
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复杂历史过程，具有极强的历史绵延性和社会系统性，既不可能横空出世，也无法依靠单兵突进完成。历史进程所创造形成的知识以及所建构的知识生产实践形态，既是当下和未来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要突破的对象，也是无法脱离的基础与背景。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作为中国政治知识的源头，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底色；知识体系建构之初谋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历史使命，造就了中国政治学早期的知识生产样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底蕴和实践品格；改革开放至今对欧美政治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引入和反思，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格局。这一切过往的知识体系建构实践既互为条件，又相互影响，在一百余年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传承发展中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条件和知识背景。任何不加反思审视的、教条式的摒弃过往或凭空创制，都是对知识体系建构绵延性特征的忽视，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知识体系建构本身就是一个极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就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它“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成就和经验认识的学理化、体系化的呈现，同时也是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揭示与回答。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应在政治学一百余年来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在深入分析政治学知识积累、传承、发展的知识空间逻辑和社会环境逻辑的基础上，厘清过往知识积累与当下以及未来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内嵌于中国政治学知识发展的绵延历史之中继承与创新。
为方便编辑，文中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文献来源：李艳霞. 知识生产视域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行政论坛, 2024, 31 (03): 5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