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仪式”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早期的仪式研究起源于宗教范畴，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强调宗教仪式的社会功用，指出仪式能够使个体得以神圣化的同时也能够凝聚集体力量。欧文·戈夫曼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问题入手，关注人际交往中的个人品性、言谈举止、互动规则等仪式性要素，指出并非只有宗教仪式才具有团结集体的作用，将“互动仪式”这一概念的范畴拓展到了日常生活中。

对于“仪式”的研究，涂尔干和戈夫曼更多关注其概念和社会功能，Randall Collins继承了他们的思想，2003年他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系统阐述了仪式的构成要素和运转机制。

Collins认为互动仪式是一种日常程序化的社会活动，在此过程中互动者会进行资本和感情的交换。而互动仪式链则指由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人际互动发生的基本情境）中的互动仪式（复数）联结而成的链状结构[2]，其规模不固定，随着越来越多互动活动的开展和交叉，互动仪式链会交结为中观乃至宏观的社会结构。这一理论模型试图将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结合进行探析，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社会研究领域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两个端点之间的鸿沟。

根据Collins的阐述，互动仪式的发生需要包含四个要素：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统一场所；

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

3.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

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这些要素彼此形成反馈作用。

通常会产生四类结果：

1.群体团结，成员身份的归属感或认同感；

2.个体的情感能量，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与主动进取的感觉；

3.代表群体关系的符号，使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相关；

4.道德感，防止受到背叛者的侵害。[1]

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吴迪，2016）

情感能量：

在对互动仪式的分析中，Collins特别强调情感能量的概念，他所说的“情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体情感，而一种是长期稳定的社会情感，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Collins认为情感能量是人们互动活动的一种成本，人们需要在互动仪式中投入情感能量，也能通过关注相同的焦点、产生共同的情绪共鸣、激发归属感和认同感，获得情感能量的补充。

互动仪式市场：

Collins认为，人们的际遇存在一个互动市场，每一个人，将以何种强度、何种形式、与何人进行互动，取决于他或者她所具有的际遇机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投资的过程，人们一边投入自己的情感能量，一边又会计算可能收回或者已经收回的“成本”。正如在金钱市场上，商人追逐“利益最大化”意义，人们在互动仪式市场上，也在追求着“情感能量回报”的最大化。[3]这是人们判断是否参与某种互动活动、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成本互动的重要依据。

互动仪式链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中去，当前更多是针对网络群体性活动或规模化现象展开，如强新月[4]等在互动仪式链范式下探讨官员直播带货现象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张玉璞[5]认为弹幕互动仪式为观看者提供了虚拟在场的体验感。

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中所进行的交往活动虽然不能实现面对面, 但是他们之间的互动仍然符合了Collins所谓“仪式”的大部分条件, 比如都聚集在同一场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公共事件等。用户与用户间的互动可以看作是一次“互动仪式”，在时间延续下形成的规模化传播和扩散便构成了互动仪式链。毋庸置疑, 互动仪式链理论为社交网络用户的使用动机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6]

理解互动仪式：直播互动仪式链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10]

研究问题：

疫情流行给人们带来了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观看直播缓解负面情绪，获得幸福感。观看直播为什么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该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证实了人们观看直播并与主播等人互动时，会产生积极的情感能量，这种现场式互动驱动人们幸福感的产生。

研究方法：

文章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与56名线上直播的忠实观众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为什么人们在 COVID-19 的背景下观看 Netflix 直播可以产生幸福感，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动机、信念、态度和感受。

研究结论：

在直播的互动仪式中，互动仪式表现为两种形式：主播与人的互动以及弹幕间的互动，所有的互动活动共同构成互动仪式链。观看者会基于直播的内容形成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在直播过程中创造集体兴奋，这种集体兴奋主要表现为弹幕互动，弹幕的功能激发了人们的互动感，使人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创造力，不断倾诉和输出，从而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互动活动。这种互动活动使人们形成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观众补充情感能量，最终导致人们不断观看这些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