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界确立与领土统一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物质基础，也促成了一种封闭性、排他性、有限特殊的空间观念和地缘政治安排。这种格局在二战后被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浪潮所打破，回归地方的个体同时遭遇了互联网社会的崛起，赛博空间不仅突破了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距离和边界控制，也在流动形态中塑造非物质性、操控性、虚-实分隔的新界面形式。元宇宙既沿袭了资本全球主义、技术自由主义和信息精英网络的特性，也依托区块链、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技术，形成虚实结合基础上新的身份-位置系统、开放景观与边疆地带。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仍然摆脱不了安全困境，并且因虚拟社会、后边界状态和超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而变得越发复杂。
关键词：元宇宙；空间；边界；数字技术；地缘政治学
从元宇宙到GPT，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虚拟世界都在成为影响地缘政治的一种新变量。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数字空间有别于传统的互联网，一切事物都拥有其特定的身份、信用和位置识别码，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数智政治经济体”的独立性。然而，近年来在游戏、加密货币及数字交易平台出现了一系列暴雷、犯罪和系统崩溃现象，与此同时，AI系统的异军突起也加剧了隐私、伦理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一部分国家和社会组织开始倡议封禁或叫停人工智能训练。这就表明，虚拟空间的开发、建设与治理仍然受到现实资本、国界和政策方面的制约，同国内和国际领域的技术、话语与权力竞争密切相关。
一、传统边界与地缘空间的形塑
空间本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科学概念，但在近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中却呈现为实在形态——按照列斐伏尔的界定，疆域领土的构建、区划结构的调整、经济与社会生产关系的配置以及身份认同意识的塑造，都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首先，物理上的边界封闭作为国家建设的“下层基质”（Substratum），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领土权”理论与实践中得以确立。在三十年战争后，原本由城市、要塞才能实现的土地封闭、匀质化管理和统一性构建在军事、工程、测量、制图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之下，逐步扩展至更大规模的国家，主权的确立最初就是以地理上的空间控制能力为标准的，这也意味着一种“物质性”（Material）的空间观念与领土意识的形成。受其影响，精英与大众都格外地认同对边界、国土、自然与地理空间的形塑及改造能力，而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就成为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必要环节。
其次，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空间”的概念被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重新界定，又在波特若、布丹、杜尔哥的政治地理学中被系统地阐述。新的政治道德与“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就是要在科学、理性、统一的名义下实施一种有限主义的空间垄断。线条型、匀质性、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历史疆域”或“自然疆界”，原本相对模糊而不确定的边陲地带也逐步缩减成线性、封闭、固定的边界。它代表一种匀质性（Homogeneous）的有限空间：一方面是绝对排他、不可共享或重合的，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几何学意义上进行分割。
最后，有边界的空间建构不仅蕴含物质力量，还拥有情感唤起的功能。尤其是在近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政治性的国家认同与空间性的地方认同、领土叙事相结合，共同塑造了个体和集体的心性空间与地缘想象。边界机制与领土观念不断塑造一种特殊性（Particular）的空间意识，它注重有限的自我和同他者的区隔，而且强调地域的优越感与土地的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特殊性意识的本质是构建了一种人与空间的联结。在传统社会，个体身份系于封建等级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常常来自于他在故乡、祖国和世界空间中的位置与坐标感知。
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的边界、领土与主权在后民族-国家时代也面临着挑战——随着社会流动、区域一体化、技术资本的全球化，国家边界不再是不可触碰的“细胞壁”。面对加速发展的物质世界与城市化的快节奏生活，民族主义时代“想象的共同体”无能为力，人们再一次感到缺乏归属、无助和不安，导致他们向一些小规模社群、微型空间和地方场域的回归。
二、赛博空间：
信息技术与虚拟的新边界形态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一度就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离群索居者”提供了一种归属选项，尽管它是虚拟的，但拥有IP地址的终端（地点）、志同道合者的共享社区（场所）以及联结它们的、可以压缩时空的通讯技术（流动）。网络社会不仅突破了现实时空距离和物理学意义上的边界控制，而且解放了肉身的束缚，为无国界人群及新型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场域，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形态。
关于网络社会中的空间与边界形态，卡斯特有过系统化的阐释。他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伴随着一种“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形成，而它又与历史的、经验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不同，是通过资本、信息、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形成的。
作为信息时代支配性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也会消解地方空间，这意味着与全球连接、同地方脱节的巨型城市会成为新的领域和治理形态，而新的空间意识也就产生于这种地方性向流动性的转化过程中，在迈向网络化、非历史的潮流下，离散和被分隔的地方越来越变得像一座座“孤岛”，其结果是造成了现实和虚拟两种平行的空间。
这也正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1984年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所描述的未来景象，一面是由全球各地的各类人群通过操控设备来参与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度，另一面是现实世界中社会的整体衰败与秩序塌陷，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混乱黑市，一片末日景象，不仅虚拟与现实这两种空间呈现出结构性的逻辑分离，物质世界中的国家、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联也会逐渐丧失。
赛博空间自诞生之初就被视为是一种技术乌托邦，“科学与幻想达成新的同盟，在更大的程度上操纵了大众思维，营造了一个虚幻的世外桃源”。虚拟空间中，资本、信息、要素呈现非物质、无实体特性，可以无边界地从一处流向另一处，但自由、无缝的流动空间也是有拓扑关系、分布格局、区域差别和等级壁垒的。
然而，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难以消除的技术性壁垒，即虚拟空间的呈现始终需要通过中介。在这点上吉布森将赛博空间定义为“被媒介包裹”可谓一语中的，在媒介所营造的表象世界中，人们无需接触现实便可任意、瞬时了解全球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这种赛博空间是有条件的，它依赖并且也愈加倾向于精密、高速和全面的技术性辅助（人工智能便是这其中的一种前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虚拟空间的营造是以对物质世界的环境模仿、人力依赖与能源消耗为代价的。
赛博空间代表了一种由科技精英所主导的世界主义的全景敞视与数字监控社会，它致力于形成新的空间等级秩序与压迫剥削机制。一方面，赛博社会精英崇尚技术物质主义和自由贸易，并致力于在此基础上的新型社会构建；另一方面，即便由传统边界所构建的有限性、特殊性空间形态（国家-地方、中心-边缘、城市-郊区）被部分地消解，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新的技术殖民与被动的信息化、被奴役的欠发达等空间与社会现象依然会不断在虚拟世界中涌现，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看来反映了资本主义一贯的意识形态、生产矛盾与斗争关系。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窥私主义（Voyeurism）游荡的赛博空间中，物理边界、社会经验与传统归属感的弱化反而助长了一种流动性的监视与数字的被殖民。
最后，这种监控、矛盾与斗争都根植于控制论的理念（Cyberspace来自于Cybernetics），也反映了赛博空间中固有的一种二元对立模式——现实与虚拟、操控与被操控、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机器与人……这使得关联着赛博朋克文化传统的虚拟空间带有一种强烈批判与负面预示。
三、元宇宙：从“围墙花园”到数字开源主义
倘若从一种技术资本主义的未来场景角度看，在吉布森提出“赛博空间”之后的十年，斯蒂芬森小说中所描述的“元宇宙”（Metaverse）仍然具有上述赛博世界的空间属性。结合虚拟经济、游戏产业、赛博文旅等热点来看，元宇宙难免被批判性地视为消费主义在新技术、新媒介包裹之下的又一种幻象。所谓的沉浸式体验会在很大程度上被不间断的海报、广告以及视听营销所包裹。大型商业集团将其当作推销的平台，其目的就是榨取进入这个世界的网络游客的每一分钱；股市、“币圈”、投机者则会把它当作新兴的“离岸市场”，借此逃脱主权国家与国际法律的规制。换言之，这是升级版的资本、消费和社交空间，并由一个日益膨胀的数字监控系统来提供动力。
在上世纪的90年代，“元宇宙”是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因技术发展而得到解放、扩展和升级的赛博空间的，所以它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技术主义的乌托邦——一方面当下还不存在，但又极可能在未来出现；另一方面，它大都停留于影视、游戏与科幻文学，本质上是在反思一种依托于互联网、高科技与多样化电子媒介的全景敞视主义。
不过，与Cyberspace不同的是，Metaverse在字面的意义上并不等于“被操控的空间”，它表示一种自我完备、自成一体、自动运行的生态，不仅能进行物质建设，还致力于虚拟与现实的结合。斯蒂芬森所建构的并不是吉布森式的替代现实版的幻想世界，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日常化空间。小说的主人公不仅依靠设备终端在虚拟世界中拥有“化身”（Avatar）和沉浸式体验，而且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做到了频繁切换、协同互通，全球各地的人也可以在任一地点进行即时瞬连，实现大型多用户的远程互动，这些都是符合2010年后的新技术的发展趋势的。
与传统互联网不同，Web 3.0时代的区块链、非同质化代币与智能合约等技术使得一切虚拟的事物都有其特定的身份-位置-交易识别码，并且可以被放置到基于数字开源主义原则而建立的去中心化的信用、经济与管理体系当中。与此同时，由于致力于同现实无缝连接，虚拟世界中的建设也可以产生现实的物质精神效果，这就意味着元宇宙是一个不同于赛博空间的新型技术、社会与文明形态。
赛博空间是一套源于控制论的机器网络，反映了人类科技帝国在控制现实空间基础上向虚拟的进军；元宇宙则是更像是数字文化时代的一片生态花园，是人类向非物质化环境移民的最新一站。两者间的本质区别是机器是由所外力驱动，而花园是自然生长的，在其内部自成一种生态。
赛博空间是一个依托于现实的虚拟空间，它自身可以没有边界，但它同现实的世界却有严格的界限。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高度结合的空间，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在不断突破边界，也就是说，元宇宙内部仍有边界，但边界的存在是为了无限空间的扩展，它反映了流行于硅谷技术巨头与互联网精英之中的数字开源主义理念。
数字开源主义相信技术进步与个体参与者的力量，它构想了一种高科技之下重塑自我的开放景观和边疆地带，客观、精确、智能化的代码、算法和高不仅可以简化传统世界运作的繁杂环节，更可以压缩时空，摆脱物理意义上的限制。这种技术普世主义（Technouniversalism）在今天的硅谷和世界各地以“赛博自由主义”（Cyberlibertarianism）的形态延续，而在元宇宙的构想中，这些宗教般的意识形态不再满足于全球网络的扩展，而是试图形成多方参与的持久建制。
四、新技术—地缘政治时代
的空间革命与安全困境
如果说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兴起体现为古典时代的地点、场所转向现代国家的匀质领土与线性边界的话，后现代地缘政治的特点则是被绝对控制的空间和那些已被划定的领土，重新与一些新的具有自己内部运行逻辑的未知土地、异质空间混杂共存。在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来，这些新型空间在现阶段或理论上依然从属于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然而，在技术赋能与开源利他主义者看来，数字时代的新型空间尽管同跨国资本、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有着制度、法理层面的关联，但它也致力于摆脱这些现实的束缚，不仅超越物理边界，而且要依托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跨越限制赛博空间的界面。
所以，元宇宙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将成为物理边界、法理边界、心性边界与虚拟边界的多维活动，并且不同于近代以来物质和技术基础上的法理与心性构建，新的边界文化将在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中孕育。相应地，以地理环境、政治过程和权力流动的空间框架为核心原则的传统地缘政治学，以及基于领土、领海和领空等概念变迁而演化的外交与国际法体系，都将迎来新的重大革新。
革新之一体现在虚拟空间及其边界构建过程中将出现新的政治与法律行为体。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已经在游戏、设备、底层技术与信息服务方面率先投入和布局，一部分商业巨头的体量与能力已经超越了中小型国家，它们对虚拟或现实的积极介入都将改变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进程，一个典型例证便是俄乌战争中SpaceX的“星链”系统（Starlink）所扮演的角色，后者似乎过早地暴露了政治意图。
革新之二发生在超国家边界的国内与国际社会中，新的组织机制与法理关系将重塑战争、外交与国际法体系。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即由政府、军队、企业和国会利益集团所构成的政商学精英的“旋转门”）构成国内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科里·米德指出，战争游戏及其技术的发展促成“军队-娱乐业复合体”崛起，这将成为未来武装冲突与国际关系的一种新型机制。战场不再是现实中的炮火连天，而是兵不血刃的电子世界，借助媒介、终端与强大的数字监控与算法能力，新型战争将是超时空要塞的攻防，而数字社会、后边界文化与超国家政治体的共存必然会带来新的总体意识和法律秩序。
革新之三产生于数字时代的个体认同，传统边界的消失伴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了人们的感官体验。数字全球化致力于整齐划一的风格，尤其是全景互联的虚拟世界将继续消弭物质性、有限性、特殊性的空间，不仅人会被“数据化”“符码化”，传统的城市和地方也将逐渐失去自己的地理轮廓与区划特色，而被纳入了诸如“孪生空间”“虚拟城市”这样的数字化模板之中。逆全球化、反大数据和对人工智能的恐惧都是认同危机与不安全感的体现，一方面是消失的国家、城市和故乡，另一方面是连个人身体和精神空间都能任意进出和操控的数字技术。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抑郁（Melancholia）和怀旧情绪（Nostalgia）不仅仅是面向往昔的时光，还包括那些回不去的“地方”。
元宇宙中，这种因高科技和社会加速进步所造成的空间失序和不安全感很难得到缓解，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安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近代历史上，地理、工程、测绘与军事武器技术的发展强化了个体国家的防御能力，但却在集体的范围内打破了均势和平衡，带来了更多的军备竞赛与武力冲突。同样，赛博空间和元宇宙中的不安全状态大都是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所以现阶段那些通过技术创新寻求解决方案的理念无疑是“缘木求鱼”。旨在通过技术进步而解决的不安全状态反而会因为技术进步而得不到改善，甚至走向恶化，这是一种新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结语
在角逐元宇宙的赛道上，行业巨头会寻求一切机会来获得初始设定权与主导性角色，这必然引发技术、资本与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主权国家、虚拟平台及社群等也将加入其中，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国际格局不再单纯受制于物质性的空间、资源与武力要素，虚拟空间中的建设、攻防、斗争和博弈等也都可以成为扭转整个形势的力量。伴随着虚拟空间的崛起，新的世界秩序逐渐从多极走向多维，而传统的“领土性文化”也将迈向一种数字时代的“领域性文化”。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或下方电子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此为微信推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