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的社会权力：序数权

摘要：

20世纪社会公民权的扩大减轻了经济不平等对人们生活的残酷影响。然而，新的权利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化，通过公民的能力来分隔他们。21世纪，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公民身份的概念模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自由和机会。随着经济和社会融合范围的扩大，对人员进行分类、排序、插置和缩放的可能性也在增长和多样化。与早期精英统治的崛起相呼应的是，这个新的模型产生了自己的赢家和输家，部分是在重复旧的不平等，部分是在创造新的不平等。对关心自我和个人健康的需求逐渐增多，削弱了历史上公民权利扩张赖以兴盛的普遍团结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本文所称的序数权（Ordinal citizenship），一种以社会测量、分化和等级制度为基础社会包容的形式。 

前言

20世纪社会公民权的扩大减轻了经济不平等对人们生活的残酷影响。社会权利和福利制度的制度化意识到，获得一个文明的人的生活不应该仅仅取决于财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是不完整的，具有污名的，而且往往是残酷的，特别是对穷人和各种少数民族来说。尽管如此，可靠地提供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社会保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行使其职能的主要理由之一，同时也加强新公民作出牺牲和承担责任来作为回报的要求。然而，正是这些事实也使社会权利受到质疑。不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有着曲折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自由主义强调契约关系、占有式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除了残存的形式团结，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对另一些人来说，如果自由归结为过一种悲惨的、非人的生活的自由，那它就毫无意义。就人类自治而言，作为一个社会的正式成员并参与其政治活动的能力是具体的、实际的成就，社会权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只要国家被认为是社会权利的主要提供者，契约主义和包容性团结就似乎不可调和。然而，这一核心假设的减弱，以及团结政治从分配正义向承认和认同的转变，使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民身份的语义光环已经广泛扩散，支撑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广泛社会需求。这里的利害关系是平等参与所有活动的能力，这些活动可能被视为一个人作为社会生物的基本功能。关于公民身份的新迭代讨论了公民身份作为可取的活动，或者公民身份作为声明，这在四个关键方面不同于旧的概念。首先，新公民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它不是一个支持普遍权利和保护的吸收一切的社会状态，而是定义了人与机构之间的多重义务和权利。其次，在每个世界中，定位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获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的公民身份是精算和量化的。它关心的是统计公平，而不是社会公平。因此第三点，它依赖于为这些计算提供动力的个性化生物政治学科的招生，而且往往需要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第四，公民身份的意义，从努力追求普世主义和团结，变得更加具有交易性。企业，而不是国家，控制了许多正在制定新的权利要求的领域，公民的形象在语义上正在转变为顾客、客户或数字用户的形象。

一、认同感

马歇尔将现代公民权利描述为权利展开的历史过程，并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的时间阶段18世纪的公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然而，这些阶段没有一个是完全确定的。尤其是社会权利，一直都在变化。鉴于社会权利的标准——经济安全的标准，以及支持“文明生活”的标准一直在变化，我们应该期望社会呈现出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即提出要求、授予权利和制度变革。马歇尔曾设想，公共供给是这种扩张的唯一真正普遍的基础，但历史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私人机构也曾迫于压力，以扩大公民身份的名义，招收和服务每一个人。作者在此提出如下论点，对公民身份的要求已经重新转向社会技术系统，而这些系统最明显地由私人机构主导。特别是，金融化和数字化被解释为解决信贷、教育、就业、政治或医疗等领域的机会、公平和团结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把这两个过程串联起来而不是按顺序来处理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正日益相互分解。首先，一切事物的数据化(可以说)是日常生活金融化这一更广泛现象的延伸:通过数字手段适当分类的体验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被商品化、资产化、捆绑和交易。其次，金融化和数字化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在技术上融合，特别是在没有现有银行基础设施的贫穷国家。

二、优才制度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公民政治永远是克服排斥和维持实质团结的问题。作者通过回顾教育扩张的历史，来思考当下的转变。受教育权的扩大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轴，受教育权的扩大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轴。英体制无法实现结果平等，这引发了两种主要的纠正策略。第一种是对历史劣势的补偿，通过多元化和包容项目制度化，通过弱势群体的成员身份来识别他们。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在价值的更明确的可量化方面加倍下注，把公度的边界往外推得越来越远。数字技术不仅拓宽了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范围，而且扩大了对人进行分类、排序、插置和缩放的可能性从经济责任到社会影响，从友善到守时，从身体健康到可靠性，新的衡量优点的方法由此产生。为了管理个人对资源和机会的要求，市场和国家都发现自己被迫建立和利用这种高效的、不断扩散的、精细的知识。社会包容似乎不仅取决于被纳入这些系统，而且取决于根据它们的规则行事和表现，取决于在这些系统中展示优点。在这部分，本文展示了这些关于包容的新思维方式既改变了公民的道德经济，也改变了经济不平等的模式。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公民身份的扩大总是会促成某种形式的生物政治调节。权利产生关税。孩子们必须上学。失业者必须找工作。同样，我们必须分析伴随新的公民身份要求而来的特定的道德禁令。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任何扩张性和均衡性的过程总是促使分化的努力。正如社会权利的发展创造了围绕福利和教育的新分层形式，或合法公民身份的开放促使公民测试重新划分界限，金融和数字包容性的发展正在产生新的可采取行动的社会分歧，社会责任和资本形式以多种方式塑造人们的生活轨迹。换句话说，对马歇尔来说非常重要的地位平等正在产生新的有意义的差异。

三、独创性

随着金融业的正式公民身份，尤其是数字化程度的扩大，排斥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业资本主义有它的工业后备军队和它的流氓无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有其顽固的现金经济和流氓无产阶级。数字化也有广阔的无人区和精明的抵抗位点。但纳入数字基础设施也要承担社会和个人成本。总的来说，它依赖于在体制内部辛苦工作、工资过低的“幽灵工人”。随着金融业的正式公民身份，尤其是数字化程度的扩大，排斥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业资本主义有它的工业后备军队和它的流氓无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有其顽固的现金经济和流氓无产阶级。数字化也有广阔的无人区和精明的抵抗位点。但纳入数字基础设施也要承担社会和个人成本。总的来说，它依赖于在体制内部辛苦工作、工资过低的“幽灵工人”。

因此，近距离曝光已经成为社会整合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先决条件，包括广泛的私人领域，也包括公共领域。监控存在于数字公民的条件中。数字政府，就像数字资本主义一样，要求每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下但是，对于那些生活依赖于扩大公共或私人服务的人群来说，监督的道德门槛、参与的强制性压力以及潜在的有害影响更高。算法管理的社会政策通常需要侵入性的预审信息，要求索赔者频繁地检查系统，并受到不透明的欺诈检测系统的监控，最终不可避免地以最脆弱的人为目标。

其次，数字公民具有顺序性。计算机天生就是排序的:它们通过排列优先级和队列来排序世界。它们通过控制反馈循环进行排名、得分和使用奖励功能。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面向用户的算法，组织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他们重新定义了社会进程本身所运行的相关类别、组织它的阶层以及这些阶层背后的价值。公民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即，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以及这种参与发生的条件在某种顺序的尺度上越来越多地被一个人的位置所定义，这个过程在其他地方被作者称之为顺序化。在市场上，信用卡公司更青睐历史悠久、使用多种信用卡的客户，而不是那些倾向于隐形的谨慎的消费者。

四、个体化

从历史上看，公民身份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性别、种族、财产、宗教、民族、种姓等作为投票、统治或担任公职的核心标志的标准的下降。但是，随着正式平等的进步和围绕公民身份的界限逐渐消失，公民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正如雅思敏·索伊萨尔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对个人自治和权利的阐述越来越要求在个人层面上划分道德界限。

第一个问题是，序化在理论上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因为行为(包括金融行为)通常都是按照这些分类维度精确分类的。跨多个领域对人们行为的精确跟踪、聚合和具体化，是否仅仅代表了公民个性化的又一次迭代?也许。确实，回到个体化来理解序化的革命性吸引力是很重要的。对行为的关注，而且只关注行为，有助于动摇与人与人之间的分类区分相关的僵化优势。正如前面提到的，规范性技术的普及，如信用评分，在美国与反歧视立法的历史密切相关。序化巩固了一种民主承诺，即以一种名义上平等的方式来评判个人，这将揭示个人应得的真相。与此同时，杨对这种计划的士气低落的影响的警告仍然有效。不平等可能是公正的或应该得到的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幻觉，而且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幻觉。第二个问题，回到杨的批判，是规范性本质上是道德化的。无论其实际目的是什么，社会通约性和社会排序技术在本质上都是分层的。他们总是最终产生道德价值和社会期望的标准。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优先顺序、任何队列或排名系统也是一种道德秩序，或者如巴里·施瓦茨所说，一种道德需求的秩序。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信用和债务领域更真实了，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言，信用和债务领域是社会分配优越感、道德应得感、羞耻感和负罪感的最有力场所之一。因此，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融入社会和扩大公民身份的梦想，将评级和分数的逻辑带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我们获得的分数，以及它们决定的结果，代表了我们内在的某种东西。例如，实验证据表明，具体化的措施倾向于强化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应得的信念。因此，它们往往成为强烈的个人关注和制定战略的原因，并有助于使不平等更广泛地合法化.第三个问题是，这种信念掩盖了序数精英制度的真正本质。正如本文上面所提到的，算法引擎的逻辑，尤其是私有引擎，基本上是精算的。它们的设计目的是提取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标准。有时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并非总是如此。这种区别在分析上是很重要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自由宪法》中相当客观地解释道:[我们]期望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得到的报酬不是根据我们的主观价值，而是根据我们的服务对他们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市场价值。算法排序主要是针对具体提取项目的需求。例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信用评分，而是有数千个，每个都是为其服务的特定经济目的量身定做的。这意味着人们在顺序尺度上的上下移动可能与自己的行为无关，而与系统规则的改变有关。有序分层是由价值意识形态的文化动力和自然化的，但在物质上是由价值的不平等所支撑的。

五、高纬度

一个由算法管理的世界，它的主体具有自我优化和自我欣赏的伦理约束。但这种对自我的作用必须如何进行却越来越模糊。支持计算排序的数据感知实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与模拟数据不同的是，善于数字技术的组织被处理高维数据的雄心所驱使，对各种来源进行筛选。新的计算技术不需要特定类型的输入，而是能够发现模式和相关性，几乎不需要预先建立关于数据结构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渗透到其他事物中。在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世界里，用路易丝·阿莫尔的话来说,每一分钟和平凡的行为，生活方式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成为分类的一部分，算法最终看到什么，尤其是它如何看到，是不可能理解的。由于机器学习计算的结果本质上是不透明的，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设计师来说，人们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博弈控制他们生活的精算系统，更不用说质疑他们的决定
机构正在发展一种理解社会世界的新方式，立足于前瞻性地感受现实，归纳地识别需求，利用一切可用数据进行管理。这样的政体从下往上发展知识，通过关注而不是从上到下实现其愿景。通过识别大型数据集中的模式和偏离常态的情况，它以概率的方式工作，通过Amoore(2013)所称的一种可能性政治，将未知的未来可视化，让人害怕或希望。在实践中，政府的主体不再是个人，而是个人的碎片，可测量的类型，他们必须沿着个人和集体准备的道路，通过折衷的算法向量数组。身份不再仅仅是声称或承认，他们是从行为中推断出来的，并由数据引擎进行理论分析，甚至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取向等类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为统计概率。算法看待和分类我的方式可能与我看待和分类自己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关于我的算法真相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越来越重要。它推动了切尼-利波尔德所说的Jus算法或算法的权利。随着我们从实体空间转向数字空间，算法从日常网络行为中辨别人们在文化上属于哪里，并决定向何处引导他们。

六、一个文明人的生活

序数权首先取决于培养一个以数字为媒介、独立管理和技术辅助的自我的意愿。实际上，创作这部小说的政治计划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一种解决方案依赖于直接的强制，既有规范的强制，也有身体上的强制。

另一条路径，由行为经济学和市场设计驱动，依赖于选择架构的使用和激励来管理个人和集体行为。良好的公民身份主要取决于各机构努力灌输新的秉性。这可能包括通过网站报告可疑威胁，或向市政府官员提供不平路面的照片。但它主要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展现为金融、数字和生物项目，通过控制性反馈或行为修正的方式，将我们推向某种制度上理想的状态。重要的是，价格体系在这个循环中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有可能的是，即使有复杂的道具，这位受到正常管理的公民也从未完全进入自己的视野。随着新的数据流的出现，支撑这种努力的机制变得无定形、不稳定和不可捉摸。序数规则经常改变，也许是为了规避古德哈特定律，或者作为算法系统中正在进行的权力游戏的一部分。这使得得分位置算法不稳定，并对受试者的政府和自我行为的合法方向产生不确定性。随着普通公民的游戏变得越来越难玩，科技在自由意识形态的棺材上敲下了最后一颗钉子。谷歌的登月项目部门的设计主管尼克•福斯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将所有决策外包给数字设备。谷歌无缝接管，组织您的生活和根据你过去的行为、决定、偏好、行动和关系，为你设计产品。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包括几代人的每个人，算法扫描其他人的账本，以发现你的数据中的空白，产生填补这些空白的方法，从而使你的账本更丰富。在最后一步，我们的社会DNA的数字版本的分类帐被赋予了目的，因为算法工作来强化那些行为特征，它认为在物种层面上是可取的，因此，未来的一代，在他们自己的数字助手的适当推动下，可以从前人的算法处理智慧中获益。这可能不是充分分享社会遗产的本意。但也许是政治视野决定了我们未来如何看待它。

作者简介：

Marion Fourcad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Fourcade,M. (2021). Ordinal citizenship. The British of Sociology, 72(2), 154-173.